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能够称为“日本通”的大概只有周作人、戴季陶、蒋百里和王芸生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而已。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历史纠缠之深,无第三国可比。但是,中国对日本了解之少、之浅,却同样触目惊心。战争的创伤和愤恨,以及源远流长的“中国中心主义”传统,使得大部分中国人不愿直面一个真实的日本。日本不是喊几声“打倒”就可以打倒的,既然我们无法让咫尺之遥的日本从视线中消失,既然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还得与这个暧昧的邻居一起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那么“了解日本”确实是“关爱中国”的前提之一。

如果说写下《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名记者王芸生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日关系以及日本政治格局的变迁,那么在无数的长短文章中讨论日本的散文家周作人则致力于描述一个“文化的日本”和“精神的日本”。一九三三年,《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在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沉痛地写道:“吾侪尝究察中国之所以不振,首因地大物博,自恃其不可亡,故委靡散漫,不能前进。即以对日论,三十年来,经数次之巨创,而犹不知奋,甲午之败,庚子之危,二十一条之羞,济南惨案之痛,此在当时,皆不可忍。不可忍者,而事过境迁,又复忘之。政治之纷纠,风俗之颓废,转年甚一年。”由此可见,《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乃是一本让国人“抚今追昔,慨然生救国雪耻之决心”的著作。周作人则从另一视角进入“泛文化”意义上的日本,他写道:“中国对于日本的毁誉都不得当。这是一个莫大的缺憾。我们认为这个缺憾是应当填补的,而且则填补的工作是刻不容缓的。”由此可见,周作人所希望的乃是探究虎视眈眈的强邻的灵魂气质,这个工作比喊几声空洞的反日口号更有意义,却也更加危险——它充满了陷阱和迷雾。《周作人论日本》一书,首次将周作人论及日本国民性、日本文化、日本民俗与宗教、日本人的衣食住行、日本与中国等诸多方面的文字搜集在一起出版,其中不少真知灼见仍不失其鲜活性。同时,在周作人的日本观背后,也隐藏着能够破解其为何落水成为汉奸的谜底。

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又娶了日本女子为妻,他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各种丰富的“日本因素”,而日本也一直都是他的学术兴趣所在。作为五四以来“人的文学”的张扬者,作为一个性情比鲁迅更加细腻敏感的文人,周作人往往从日本的料理、浮世绘、俳句、民俗、园艺、玩具等寻常事物入手,而这些方面恰恰是被一般人忽视的、日本文化积淀最丰厚的地方。他庖丁解牛般地从中发现了日本文化中的若干正面因素,如日本农夫的勤劳、日本妇女的清洁以及日本民间文学的天真等等。日本学者贺芳矢一曾总结出日本国民的“十大特质”:忠君爱国;崇敬祖先、重视家誉;现世、实际;喜欢草木、热爱自然;乐天洒脱;淡泊潇洒;美丽纤巧;清净洁白;彬彬有礼;温和宽恕。然而,这些国民特质、这些为周作人所激赏的日本人身上的“爱与美”,为何并未阻止日本成为一个嗜血的军国主义国家、并给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带来巨大的伤害呢?在《军政之恶》、《大和魂与孝道》、《万世一系与武士道》等文章中,周作人尝试着破解这一内在的矛盾,也就是他自己的情感和理智中对日本“爱恨交织”状态。他触及到了问题的边缘,却未能捅破那层最后的窗户纸。

周作人在《闲话天皇》一文中谈及日本的天皇崇拜和天皇制度,他从日本历史上天皇曾经被剥夺权力的事实出发,进而认为天皇“在家中未必怎么阔气”。日本民间也有关于明治大正天皇的黄色笑话,因此日本人“对于这几代皇帝与中国人从来看昏太后呆皇帝(西太后与光绪)相差不远”,不过是“糊涂的家长”而已。正是在这里,周作人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他忽视了天皇制度在日本政治和文化中的深层价值,而不理解这一点便无法洞悉近代以来日本何以会迅速地走向军国主义道路。在此进程中,日本并没有一个像德国和意大利那样的法西斯党,也没有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样突然出现的魅力型领袖,那么这把钥匙便掌握在天皇的手上。日本哲学家中村雄二郎在《日本文化中的恶与罪》中分析说:“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条件,日本才能从古至今既在政治上也在社会上维护了作为一种君主制的‘天皇制度’。天皇制度在被国家同一性文化与文化的同一性所维护的同时,反过来又起到强化这些同一性的作用,并且也起到了使上述同一性、统一性内在化的作用。在日本,天皇制度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还具有文化概念上的性格,其原因也在于此。”换言之,日本文化与政治的互动,便是以天皇制为纽带展开。中村雄二郎将天皇的意义概括为一种“场所性的权利”——天皇表面上是“虚君”,但这套制度却要求场所性的归属的权力以及将反对者们从一定的场所中驱逐出去的权力,“只要对与天皇制度相关的价值提出根本性的批判的话,还是会出现大放厥词说‘应该将这种人逐出日本’的人。”因此,在日本“戏说天皇”并不像周作人所说的那样是某种“普遍现象”。相反,天皇在日本是一个凛然不可侵犯的权力符号,一种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如三岛由纪夫所说的“除了日本的历史的连续性、文化的统一性、民族的同一性之外的不可替代的惟一象征”。

在周作人的思考中止与顿挫的地方,具有深刻反思能力的日本学者丸山真男却开始了新的思考。丸山真男在《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这篇引发日本学界“地震”的论文中,以政治思想史的语境揭示出了作为超国家主义出现的天皇制国家病理:“以绝对价值体天皇为中心,构成了连锁的整个国家秩序,从上到下的统治其根据与它和天皇的距离成正比,价值逐渐稀薄化的地方,其独裁观念却难以生长。为什么呢?因为本来的独裁观念是以自由的主体意识为前提的,而这里大凡在由上至下之间的那些无规定的个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丸山真男指出,天皇制度深切地影响了日本国民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话语方式,几乎所有的日本国民都先天性地被植入了这种服从于专制制度的可怕的病毒,“这种不具有自由的主体性意识的个人于自己良心中缺乏对行动的制约力,而是被更为上级者(进而与终极价值相近者)所规定,因此,就发生了不是独裁观念而是通过压抑的转嫁得以保持精神均衡的现象。这是一个来自上面的压迫感通过恣意向下发泄而按顺序转嫁,由此其平衡得以维持的体系。可以说,这正是近代日本从封建社会继承过来的最大‘遗产’之一。”日本的文化传统与现实政治在此水乳交融,天皇就是一个在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卡尼斯玛”。因此,日本还需要一场民主的启蒙运动。如果不理解这一点,我们便无法理解那些充满人情美和爱洁净的日本人,为何在别国的土地肆无忌惮地犯下滔天罪恶。于是,周作人在此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日本人尽有他的好处,对于中国却总不拿什么出来,所有只是恶意,而且又是出乎情理的离奇。这是为什么呢?”他企图做到“学问艺术的研究应该是超越政治的”,但在实际操作上根本不可能,正如周作人研究专家钱理群所说:“他主观上越想脱离(超越)政治,他的以‘唯文化至上主义’为特征的‘日本店’在客观上,事实上,却是与日本军国主义的肮脏的政治战车越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他最后与日本军方‘合作’的理论依据。这对周作人这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超越政治’论是一个不可解的矛盾,是最大的悲剧,也是历史的大嘲弄。”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日两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依托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日之间的关系也呈现为“经济热、政治冷”的两重天状态。此时此刻,重读《周作人论日本》中那些泛黄的文章,重新思考周作人日本观中的灼见与谬误、精华与糟粕,倒是应了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更应《孙子兵法》中的道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二零零二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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