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许知远在《十三邀》第二期用《Big Big World》来描述姚晨这一“小镇青年”时,我一直也在疑惑该用什么样的歌曲来定义许知远。大学一节民俗课上,老师在屏幕上放着《岁月神偷》,我懒洋洋趴在桌子上,脸向着窗外,试图在迷眼中和阳光进行着某种深刻的对峙,恍然听到其中一段插曲。对,就是它了。英文学得不大好,实在不知晓这首歌曲具体讲述的内容,但所传述的缠愁绕忧的情绪深深感染着我,喝着一点嘉士伯,微醺于另外一个世界。正如许知远的文字般,蒙蒙约约,情绪胜过文字,文风比内容更为铭记。

如果说李敖的文字影响了许知远那一代大学学子的话,许知远的文字毫无疑问是我大学时期很长阶段的精神向标,16岁时,他遭遇李敖27岁时的名作《十三年和十三个月》,“从小立志要当钱学森陈景润式的基础科学科学家” 的人生理想第一次受到冲击。但于我而言,李敖所代表的殷海光、雷震那一代台湾知识分子的文字过于血肉,血肉得让我渺然飘然,只剩下一具空荡荡的躯壳,迷惶失措。

虽然羞于承认,但还是不得不讲,从21岁到现在的23岁,许知远文字于我的心理投射要比李敖更有质感。对于越来越娱乐、价值审美蜕化,社会情绪普遍陷于焦灼的时代,李敖的文字在时下年轻人已经失去了他原本的魅力,我一方面为自己这样的念想羞愧难安,另一面又时常安慰自己: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讲,李敖年轻时的文字失去魅力或许是一件好的事情,政治的情绪太容易契合年轻人非理性的荷尔蒙分泌,让他们陷入观念上画地为牢的自我逍遥,影响自身视野的投向和格局的,终在偏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是这样吗?是这样吧。

21岁时,我遇到许知远25岁时足以让其名艳京华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当我还在喋喋不休,沉醉于消费浅薄、庸俗的青春小情绪时,我讶异于这位九年前的年轻人已经在叙述着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系统。我如同一个自卑的闯入者,胆怯而又贪婪分享着他的忧伤,听他讲述亨利鲁斯、公民德拉吉、费尔南多佩索阿、博尔赫斯,看他文字中努力经营着影影绰绰祭奠八十年代的情绪,看他早熟但尚未健全的心智与这个社会发生着不断的冲突。不置可否,他的文字带有着浓郁的偏见和固执,但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偏见和固执也是会让人贪恋痴迷的。

某种意义上,许知远对于新时代大学生最珍贵的意义就在于情绪的反叛,我相信这种情绪的反叛肇始于他内心对80年代理想主义的坚守,或许今人为80年代赋予了太多的理想化色彩,但有一点毫无疑问,80年代的情绪是异常迷人的,枯涩干瘪的生活反而撬开了情绪的绚丽迷人,灰色暗调下的80年代却随着社会的逐渐打开变得像青年人一样,富有生命力。随着打开的神秘日趋消逝,一切的神秘奥味都被物质的“充实”所替代,在短时间内物质给予着我们无限的可能,但最终悲哀地发现,物质构建的情绪终将再回归于新的单调。

读许知远的文字是很吃力的一件事。这分吃力倒不在于幽暗文字所经营时痛感,而在阅读过程中随时迸发的顿感。发散得太多,转移得太快,他试图捕捉时代的情绪,但我总是陷于捕捉文章焦点的疲惫,这种文风限制了他文章流布的广度。或许他对此也并不关心,在知识分子如此被边缘化的时代,他还能够得到如此多的拥众,这是时代幸运的加持。

他曾引述哈维尔对自己作家生涯的评价,“他不仅受惠于内在的活力,时代也常常宠幸他,他的自我表现与时代情绪恰好合拍,他赢得喝彩与声誉。”

这句话或许也是他的自我写照。

对于这个时代来讲,许知远的文字已经不太重要,甚至试图所表露的思想也已经不大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急功急利,日趋反智的社会潮流正在悄然搭建着我们生活情绪,浑然不知走向生活单调却又不知所以时,他裹杂着浓郁偏见的情绪冲荡着我们由惯常、经验确立的单调,带给这个时代情绪的另一种可能。

我必须承认,读许知远的文字久了会感觉深深的疲惫和厌倦。厌倦于他太过自负的精英意识,厌倦于总是在建立一个又一个抽象的模型,厌倦于他总是穿梭在各种抽象的概念之间,这些往往使他在“闻书识人”,而不是以眼在观察这个时代。

书本系统给他带来敏锐捕捉能力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刻化着他的偏见,书本与大地经验系统的平衡就是如此的巧妙。

此外,在自觉未醒的时下,许知远时时挂在嘴边的公共审美、个人审美趣味,多少显得文青意义的自说自话。许知远的忧虑会落入很窘迫的评断生态,俯身的知识分子觉得他不知所云,一般民众又认为他太过飘浮。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我们社会目前所面临的尴尬。

上周和学校一位老师探讨许知远的话题,无意中提及许和鲁迅的忧虑意义之比较:

“鲁迅的忧虑具有真正的范本意义,他的悲悯是建立在当时占据中国最广大的农民阶层之上,笔触裹含着浓浓的深情以及怜悯。而许知远的忧虑仅仅是画地为牢的自我逍遥,他所能够影响的也仅仅是部分“小资”人群,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也并未起到普及常识的责任。

他总挂着嘴边的个人审美趣味的丧失,审美空间的乏缺,这些词汇与当下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太过遥远,而且与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所肩负的精神内涵似乎也相差甚远。”

某种程度上,对于当下农民阶层仍然占据着中国最为广阔的人群,一些实践派公共知识分子所做的事情似乎更有意义。

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普及常识啊。

电话那头的老师迟端了几秒,明显察觉到老师话语的审慎,显然,她并不认同我的看法。

今日在返回南方路途中闲余翻书,偶然读到梁鸿教授一篇名为《不能再像鲁迅那样写乡村》,惊然发觉,在大学四年中,不管是假期乘车返乡,还是文字上对乡村的描述,也同样不由自主进入鲁迅式语调,用梁鸿教授的话语讲,即是“遥远的、略带深情但又有着些微怜悯的,好像在描写一个古老的、固化的魂灵一样的腔调”。

这种腔调固化于我的内心,甚至产生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而实质上,是我自身在不自觉的营造着这种腔调和氛围,这是件很危险的事情,它阻碍着你的观察和书写,甚至还会对这个社会产生着一种反作用力,使得你的刻画变得单一、抽象、概念、固化。说到底,终还是大众崇拜式的民粹心理在作祟,这本质是对知识承诺的放弃。

这像一个巨大的隐喻:常识倘若缺乏高层的照耀,终将变得干瘪而枯萎。

比起一些常识的传播,个人审美趣味、公共审美的提升,这难道不是一种高层的营构,从而保障着常识能够流动而不干涸?社会永远是分很多层级的,一股浪潮扑来,大家都扑身下去,真的是一件好的事情吗?

我们的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丑”,种种不可思议的事迹都在新闻中一一呈现,怎样的吊诡事情都能依照正常逻辑发生,更为关键的是,这些诡异得让人无法承受的事情正在变得日趋正常,大家对这种审美逻辑习以为常,在肤浅的丑陋的大众狂欢里丧失个体独特的精神和审美。

这是一个缺乏常识的时代,但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缺乏常识,而是常识的矛盾。

我们现在过于强调常识的传播,而忽略美学甚至更高意义的构建,而缺乏这种构建,权利即便觉醒也是粗糙、糙砺的,甚至根本无法完成,从这个意义上看,许知远的不安和焦灼是怎样的富有意义和远见。

觉醒以后怎么办,能否保持高度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需要不放弃对“美”的追寻。

但是在时下,我们正距离这种追寻越来越远。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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