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度和大陆公民圈走得比较近,深知“自由、公义、爱”的基督教背景,也知道李化平先生在法庭上那段精彩的演讲中“美好的仗”的出处,还读过很多关于胡石根先生和圈内受难者的宗教性论述,以及基督教和民主政治的必然性论述。最后,我读圣经超过十年,然而这两年因为基督却和这个圈子却有越来越强的疏离感。

公民圈(或者说,异议圈的一部分,在本文中混用这两个概念)有不少基督徒,他们往往在政治抗争中受到宗教情怀的强烈感染。然而,这些抗争的本质是政治的,而这个包含很多非基督徒的新公民们无法被定义为单一信仰的教会。另一方面,基督徒中也有不同政治主张,毕竟教会的元首是耶稣,而不是零八宪章。

胡石根先生是一位可敬的前辈,他的思想、行动和奉献都让人印象深刻。他或许赞同基督是异议之源,但他在2010年以前的二十多年抗争史表明,他并不是因为基督才走上异议之路。他是家庭教会长老,家庭教会本身是对党国体制的反叛,但宗教反叛和政治异议仍然是交集关系,而非包含或等同关系。胡石根先生因为政治异议再一次走上法庭,而他留在最近一些文本中更明显的印迹恐怕是的他的基督徒和长老身份。不了解此案政治背景的人甚至可能以为这是基督徒的家务事。

将基督教说成自由之源民主之根,无法解释秉承多神教的雅典和罗马共和国,无法解释古典民主和部落民主传统的欧洲基督教化以后才兴起的专制政治和专制神学,无法解释直到十九世纪以后在英美才消失的对犹太人和天主教徒的宗教歧视,也无法解释众多非基督教社会的成功民主化。

然而,上述分析并不是指责基督教社会历史上的不自由和不民主,也不是否认基督教信仰对基督徒政治参与的重要意义,而是揭示一个常识——宗教和政治是有距离的。宗教是超验的,而政治是现实的。宗教超越知识,所以同一颗启示的树可以结出不同的知识果实;宗教超越历史,所以同样的宗教文本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社会学诠释。而知识和社会学诠释的多样化导致宗教徒政治参与的多样化。

哪怕排除三自神学和纳粹神学那样的极权对宗教的恶意利用,我们仍然看到:十七世纪的马里兰清教徒,在宽容法中讽刺性的规定对非基督徒处以死刑;十八世纪的路德宗牧师之子Christian Wilhelm von Dohm却为解放犹太人而奋斗——而他们读的是同一本圣经。在最近五十多年汹涌的北美平权运动中,赞同和反对种族隔离、同性婚姻、堕胎权等议题的对立阵营中都有虔诚的基督徒,而他们也用同一本圣经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圣经还是那本圣经,但西方基督徒社会已经完成了人学和神学双重的现代化。

对于一种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并且多次为近代社会的许多著名抗争提供了强大道义资源的信仰,必须给予高度肯定。现在的问题是:是不是有一种特定的宗教是自由的源泉、甚至也是自由的前提和必经之路?不信仰这种宗教,是不是作为异议人士的原罪?

当公民圈讨论时听到类似教堂劝化异教徒的布道的时候,当基督徒朋友要求我对我从未访问过的土地上的悲剧忏悔的时候,当两位流亡的基督徒意见领袖因为我的信仰以自由之名盼望着我被驱逐的时候,当胡石根长老属灵之光灿烂、而翟岩民先生的基督信仰虔诚度成为指控他政治投机的罪证的时候,当我被奉劝对自己的信仰保持低调的时候,在我被别人称赞“你一点不野蛮,很像基督徒”的时候,我感到深深的疏离感。

我想,有很多人和我一样,走上政治异议的道路,既不是因为基督信仰,也不是为了信仰基督。但有的时候,基督和异议的距离显得近若毫厘,十字架的光芒让异端难以呼吸。我赞叹和法西斯开战的基督精兵,但在和他们一起打这场美好战役的时候,我现在不属于、将来也不属于这支军队。

——《纵览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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