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04

每一个人都被消失的超现实的现实

每一个人都被消失的超现实的现实

有一天,从睡梦中醒来,突然感觉一切都是可疑的。“这是真实的吗?这是真实的自己?这是真实的国度吗?”这种存在的疑问不知从心底泛起过多少次了。可曾认真地寻找过答案了吗?寻找不真实的根源了吗?这仅仅是我所独有的疑问,还是众多生活于其间的大多数沉默者的疑问。而一切都看上去那么的美好,电视节目、电影、报刊(这个国家好像只有一份报)、广播、以及各种娱乐现场,一切看上去都是真实的。但一切都是那么的混乱,一切在崩坏,一旦你只要认真去思考,你就会碰到一个巨大的笑场,粉身碎骨。

这段话写于2015年3月7日,也即我们“独立作家”创建之日。当一个词(自由、民主)由于等待太久或用得太多的话,观众就会产生被嘲弄般的感觉,于是以一种戏谑反讽来对抗,把曾经的立场得以消解,随之而来词义也一同消解,成为消费的廉价文艺,导致了思考的无能。

“我们的力量是如此的软弱和无能,我们的声音是如此的分散和溃败”。“每一个人都被消解,不是独立,而是一种气泡;每个人身处无援,进退无间;每个人陷入无物之阵,没有着力点;每个人都身不由已地依附,依附在一个假象上,一个所谓国家意志的谎言上”。

由于遭受愚弄,对一切都不相信,仿佛这样可以避免陷入再次被谎言奴役的境地,也使自身与那些脑残的毛左、儒棍、爱国贼等愚众区别开来,由是产生了沾沾自喜的奇特的优越感,有种智力提升的幻觉,渐而开始玩世不恭,但实用的价值观仍会让他们自觉拜在强权的脚下。其实,这种玩世不恭就是最普遍的奴性心态,所以极权之下的犬儒人格病态综合症患者,遍地皆是,即为顽固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源根底。

在谎言的屏蔽之下,“娱乐”这个消费时代产物款款而来,她与极权相得益彰,去政治化策略的同时遮挡了极权的兽性。其实阶级还在那里,不公还在那里,而自由的喉结被剔除,严肃的思考成为细声细声的伶人卖唱。

我们面对着双重困境,一脚还没完全迈出1984,又踏入美丽新世界。进入全民娱乐运动之陷阱,从而延续者极权主义的命运——真实政治表达被隔离。

当一切被娱乐化,真实让位于谎言。

在主流没有文学,只有集体说谎的文学精神谱系

在主流没有文学,只有集体说谎的文学精神谱系

纳博科夫在《给薇拉的信》一文中谈到苏联官方文学时这样写道:“苏联的作家会每隔一周或者一个月开一次作家大会或私下聚会,互相交流,指责,修改那些生硬的作品,使他们变得成熟,更符合主流,更能滋养国家和民族的胃口。那些愚蠢的文学工作者永远不知道,成熟和迎合恰恰是文学书写的大敌,生硬和独立才是文学语言最重要而且必须保留的部分。在那里,作家不厌其烦地变换技巧或语言方式,但是必须符合文学界大佬们如编辑、审查者和评论家的胃口——让那些愚蠢的文盲们心满意足。于是,我们可以总结出苏联文学工作者的奋斗路线:去掉政府不喜欢的部分、大众不喜欢的部分、文学界大佬们不喜欢的部分、同伴不喜欢的部分,尽量符合国家学说、民族学说、大众共识,写作技巧共识,把作品弄得光滑可口,圆润小巧如鹌鹑蛋,并且每一只鹌鹑蛋的大小和形状都彼此相似,所有的蛋都像是同一只鹌鹑生出来的,甚至蛋皮上的花纹和生出来的热度也基本一致。苏联的文学报刊就是这些可笑的鹌鹑蛋集体筛选和展示的场所。他们的荒唐、愚蠢和可笑令人难以想象”。

七十年(窑洞热炕到一个梦)以来,以自我矮化、奴化、颂圣、粉饰太平为已任的御用文人,在被锤子砸碎睾丸,他们不仅拥护着自我阉割的一脸幸福,而且他们也阉割着与他们不同的声音,打压异端的声音。所以说一个后极权时期,文学作品必然会受到阉割,阉割不外乎三种情形:审查阉割、编辑阉割、自我阉割。如此阉割,当然纯了,这就是我们“纯文学”的由来。

审查之下,真实意味着挑衅,谎言则尊为主流价值,而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总会冒犯到一些禁忌,无论是政治上的,伦理上的,还是美学上的,这是文学自身的逻辑使然。那么,在一个后极权意识形态下,当今的中国自由写作者只要选择“自由”作为写作的唯一标准的话,就必然冒犯政治的禁忌,也就是说,一个自由写作者,他必然是一个政治上的“异议者”和“对抗者”。正如布罗茨基所说“文学必须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文学为止”。

“我们的历史是还没有结束的作战的历史,我们的历史是无产阶级革命壮大和创造的历史,这就是我们历史的最为主要的和最基本的真相所在。在这种状况下”真实性“必须让位于”政治性“。——这就是我们谎言文学的由来或纯文学的根本病灶。现有的文学体制禁锢创作思想,阉割自由写作精神,便真正的文学无法面世,并长期将文学训导成文宣的工具,沿袭上世纪苏俄制式,作家变成了谎言机器的螺丝钉。无论是利诱还是威吓都将使作家放弃创造主体性,去智的毁损,使一国作家弱智化只能说是非常悲哀的。

极权意识诞生在一片长不大的人群中

极权意识诞生在一片长不大的人群中

“人民在手机上点赞,首长在城门楼子上点头,二奶在别墅里点钞。看到的一切都是在演戏”。——在后极权(超级极权)国家里,时空往往会发生曲率现象,致使历史看上去像是前进的,实则原地打滑,在于没有向前引导的未来之力。

狄金森认为,地狱的深渊没有传记作者。——这块土地上被埋没太多的真相,当前的价值混乱,源在于一种罪行未能得到全面反思和估算,那么说明这种罪行仍然存在,存在于续后的国家政治/文化,存在于曾经发生过罪行的土地上,以及潜隐于土地上每个人的内心中。

众多的声音被一种声音所取代,那只有死一般寂静的沉默,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寒夜的处境。由谎言制造出的一种真空的环境,真实的声音往往发韧于异端者。

凌驾于一切领域的极权之下,一片长不大的人群,就像是一个“类人孩”,在厌恶幻象后去接触真实,得到的是“大人们”有司者粗暴的阻挡。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囚徒写作者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囚徒写作者

《前苏联往事》的一个段子:三个囚犯在苏联监狱里聊天,突然一个囚犯问其他两犯人你们为什么被关进监狱。第一个犯人说:“他们指控我反对托洛茨基”,问话的犯人惊讶的说:“那你真是太冤枉了,他们说我支持托洛茨基”。这两个犯人朝着第三个犯人问:“你是怎么进来的?”第三个犯人说:“我就是托洛茨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囚徒写作者?

如何走出囚徒写作困境?文学仍然是一种古老的技艺,一种无限的重演,革新仅在于“换脸”,而投影是时而清晰时而破碎的人性。

一个小说家的品质不在于“发明”,而在于是否能够抵达世界的真实之维,技术资本控制(操纵)了人文思想,一个好作家应该得到思想界的认可才行。但在中国,文学界与思想界处于一种全然无关状态。我们如何突破自身的审查?将自己放在更为广阔的自由之域,从而能够直面民族过往的悲惨和现实的荒谬,并以高超的文学造诣和良知与勇气用文本展现出来?

谎言不可长久,而真实的生存高于一切。正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言:“目光放到人类文学的历程上,我们必须撇开专制国家的官方文学及后专制时期的群体文学,这些伪文学不过是人类作伪历史上的一些小小插曲,也是给文学研究者演的两曲小小闹剧”。当然在我们说出这些话之时,或许,已经听见一些轻蔑的笑声。每一天都处在一片超现实的人世浮图,对笑话国里的每一则笑话我们以悲悯之心也要将它们读尽。

我们仍旧不合时宜,继续做谎言汪洋中里的一枚“方孔里的圆形塞子”,不随主流,不依附,不妥协。

原载《独立作家》,以及《湍流》(2015)文学期刊。

谭越森:《独立作家》2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