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那些经历过一二战、尤其是有着从极权政权出走到民主国家的学人们，为二十世纪的知识甚至精神积累贡献了最宝贵的一笔财富。这其中的缘由也非常明显，就是这一代人亲身经历了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这种来自经验的反思，是那些承平时代的书斋学者们无法企及甚至难以理解的高度。
而另一反面，既然是经验而不是纯粹的理论在支持他们的思想，那么，在世易时移的变换中，他们的思想让现代人感到漏洞百出——这也是正常的，环境的改变导致了理解力(同感力)的下降。幸或不幸，这倒为今天的学术项目提供了越发丰富的饭碗，这大概是那一代经历了世纪剧变的流离人无法预料的事情吧。在这批学人中，以赛亚·柏林是最著名的一个，而他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理论，也为学术界打开了一片天空，涉及这方面的著作与文章可谓车载斗量。
西人的学术引进中土，每每产生这样的景况，那就是：著作不如文章，文章不如题目，题目不如名号。意思就是说，人们对学术的关注与这个排序恰成反比，对作者的追捧最为热烈，文章次之，著作又次之，甚至，用名字作为学术代号，全然不顾作者本人的学术究竟在研究什么。这大概也是我们的一个传统吧。前些日子，一件公共事件中，却频现“消极自由”一词的登场，这本来就有些玩笑的意味，在我看来本是风马牛不及的事情，却在这里被联系起来，并认真地讨论。这说明，即使在学术看似泛滥的背景下，其真正的社会效果却非常有限，甚至，是反效果的：滥用学术概念非但无法澄清事实，反而让争论变得越发模糊，最后是不了了之，这种故事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于是，我觉得还是需要梳理一下柏林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概念，如果可以让人们在准备使用这些概念时稍稍驻思须臾，那么，就算我顺利甚至超额完成了任务。
柏林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概念，就像我在上文所说的一样，是一种随着时间递增，而识别度递减的理论。在柏林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无论是学人还是普罗大众，不会不清楚柏林在说什么——因为人们无不经历了自由岌岌可危、甚至不同程度上失去自由的黑暗时期;但是，在今天，“积极自由”的概念却成为学人津津乐道的理论缺陷(还有柏林的多元价值理论也是饱受批评)。
在我看来，柏林作为一名自由主义理论学者(当然，这一点也存在争论)，倒不如他作为一名自由主义理念传播者的角色成功(在这一点上，我倒觉得柏林和安·兰德是同行，两人在宣扬自由主义方面可谓居功甚伟，但是，在研究自由主义理论方面，就稍逊一筹了。当然，柏林还是一名学者，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论建树，这是兰德不可比拟的;不过，柏林的理论贡献，在同一代人中算不上一流)，自由主义理念和自由主义理论还是有些区别，用后者要求前者可谓迂腐;用前者要求后者则远水不解近渴。
如今，有文章在学理层面上条分细缕地批判“积极自由”，在学理的角度上不可谓不正确，但是，这恐怕不是柏林提出“积极自由”的本意。无疑，柏林对自由进行消极与积极的区分，就是要将那些在他看来不属于自由的内容进行切割。虽然，“消极自由”也有人批评，但是，众矢之的还是“积极自由”。对于“消极自由”柏林定义为“不受他人的干涉”(the absence of interference by other human agent)，如果我们将这里的他人，不仅视作和我一样的其他人，也将其视作他者，比如说国家、政府、组织、团体等非人格的权力主体，那么，“消极自由”与古典自由主义对自由的定义还是相融的。
而柏林的“积极自由”要复杂得多，柏林给出了三个定义：
一、自由是每个人平等地拥有参与民主政治和分享统治权力的机会。
二、个人不受自身欲念的干扰而根据既定的目标行动。
三、”理性”或朝向理性的生灵所必会追求的目标对个人行动的专制。
简单分析一下这三个定义，第一定义是政治领域里的自由，或者说，它是一个公民所拥有的宪法权利。但是，如果深究宪法权利的起源，那么，这种权利或者说自由权项，来源于自由本身。自由权项无疑是自由的一部分，只是因为时空与环境的因素，用宪法的方式予以确认。一般的法律(包括宪法)原则，为无禁止即为自由;而宪法权利则有些反常，它规定了公民具有什么样的自由(如果将一般法律原则视作一种消极自由，我们的确可以认为这种宪法权利是一种积极自由)，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在宪法权利所确定人们拥有的自由外，就没有自由。
这种貌似荒唐的结论，实际上有助于我们认识自由与法律的古老关系，如果我们认为自由是一种人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就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强制不存在，或者尽可能将强制减至最低，那么，自由就具有了一种否定性质，也就是说，除了那些禁止做的事情外，人们有做一切事情的自由;但是，因为自由所禁止的事情必然少于自由所能做的事情，于是，肯定性的自由无法准确描述自由的状态，因为肯定性的自由就需要罗列一张无尽长的清单，将人们可以自由做的事情写在上面，但是，肯定性就意味着，只要没有写在清单上的自由，人们就被禁止去做，那么，人们的自由必然会明显地缩水。因此，自由状态本身具有否定性，而自由权项虽然是以肯定性的方式被给出(宪法权利)，但是，究其根本，它源于自由本身。不仅自由权项源于自由，在具体运用中，自由权项也需要服从一般法律原则。举个例子，虽然，宪法中有着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也并非无时无地可以任意行使，比如在坐满观众的剧院中大呼失火(这会造成安全事故危及人群的生命)，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即使是自由权项，也同自由一样，服从自由的否定性质。
至于第二和第三个定义，柏林转向了形上领域，这里无疑可以看见康德的痕迹，两种自由都收回到了个体心灵内部(retreattoaninnercitadel)，而定义二是柏林批判“积极自由”的火力点。不过，在我看来，柏林对于“积极自由”的第二个定义是否成立，是有些问题的。因为，“个人不受自身欲念的干扰而根据既定的目标行动”究竟是不是一种自由，完全可以用“消极自由”进行检验，如果这种自由没有违背自由的一般定义，即：没有违背自由所禁止做的事情，那么，它就是人们所拥有的各种自由的一种;相反，假如这种自由违背了自由的禁令，那么，它就不是一种自由，更无法称之为积极还是消极。而柏林向自己树立的“积极自由”开火，并否定“积极自由”，就没有“消极自由”概念来得扎实。
但是，我关心的是，为什么柏林会有这样的“积极自由”的定义?这是否揭示了柏林对自由的个人观点?如果我们承认消极与积极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那么，柏林的“消极自由”的对立面是什么?这也许给我提供了一条探究的路径。还是回到柏林关于“积极自由”的第二个定义，可以看出，柏林认为的一种积极自由，转向了人的内部。但是，这种向内的自由，是否真的与消极自由，或者说向外的自由成为对立体内?若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还需要回到对自由的定义，自由究竟是人的一种外在状态还是内在状态?
在我看来，自由是一种外在状态，在这种外在状态下，才会有强制的不存在，这种强制必然是外部强制，而不可能是一种内部强制。也就是说，至少古典自由主义在看待自由问题上，是将人看做一个整体，人是自我意志的行使者和承担者，而究竟人是如何达到这样的一种一致，不是古典自由主义所关心的，换句话说，古典自由主义将人定义为这样，也只有被这样定义的人才可以谈自由。由此之故，未成年人、无行为能力人等群体是被排除在自由讨论之外的，因为这些人无法以一个完整人的标准来要求。若此，如果首先割裂自由主义对个体的定义，像柏林那样将“自我”分为较高自我(higherself)和较低自我(lowerself)，也就取消了自由主义中作为个体的理论基石，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无所依附个体，也就无所谓自由不自由，更无论消极还是积极。因此，关键在于，柏林对“积极自由”的定义，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对自由的定义，而他对于“积极自由”的批评就有些缥缈。
虽然未能免俗的对柏林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理论评论了一番，不过，还是需要提醒自己注意的是，对于柏林那一代人来说，极权主义并非字面上的理论，而是感同身受的生活经验。柏林即使对“积极自由”的批评并非无懈可击，但是，他对“消极自由”的推崇，以及极权主义产生的理论根基的探究，为自由主义的巩固与发展贡献了不可替代的理论资源。我们自然可以从学术的角度批评柏林的理论，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柏林的自由主义理论究竟是为了什么：是拥抱自由还是放任其渐渐流失最终不复存在?那么，在一个积极和消极自由都付之阙如的语境下，自由，就不仅仅是书斋中的工作，而是每个人人努力前进的方向。
写于2016年8月15日午后多云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