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
读书摘记
社会和谐问题研究参考资料
国外学者论社会不和谐的制度性根源
姚监复摘编
前言：为了更深入地从不同角度探讨社会和谐问题，研究社会不和谐的制度性根源及苏东剧变的深层次原因，现对（法国）若弗兰《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万家星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俄国）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贾泽林译，东方出版社，北京，1993年9月第一版）、（南斯拉夫）德热拉斯《新阶级》（陈逸译，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63年版）及国外对知识分子流行性传染病的评论作了部分摘录，作为研究探讨用的参考资料。摘录资料，仅供批判研究时参考，并不代表摘录者本人的观点。如需引用，请核对原著。姚监复注，2005年10月。
读书摘记之二：
不公正的改革将导致对改革的革命，假改革是真反革命
——《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
（维·戈·阿法纳西耶夫著，贾泽林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一书摘录
对苏联亡党亡国的制度性根源作过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的金雁，得出了一个重要的、令人深思的结论：不公正的改革将导致对改革的革命。苏俄的维。；戈。；阿法纳西耶夫在他的《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中，得出了更令人吃惊的结论：“假改革是真反革命。”也许从他对苏联改革的批判中，可以启发人们思考：为什么改革中的苏联社会变成不和谐、不稳定的政治动荡的社会？因此，有必要读读他在书中的一些分析与判断。
一、苏联的改革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假改革是反革命！”
维·戈·阿法纳西耶夫当了20年的《真理报》总编辑，经历了苏共中央四任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决定写一本关于改革的书。他的书名最初想的是《改革是一个过渡时期》，后来按照戈尔巴乔夫“改革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继续”的说法，他想书名应改为《改革是革命中的革命》。在苏联解体、经济濒于崩溃的改革后果，他拟将书名改成《改革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最后，“共产党人的政治和精神垄断被民主派的垄断所垄断。反共主义的花朵在疯长，迫害不同政见者的歪风甚嚣尘上，寻找敌人的行为正在加剧。可在经济方面，民主派却一筹莫展。”因此，在戈尔巴乔夫压力下被迫辞去《真理报》总编辑的阿法纳西耶夫决定书名只能叫《假改革是反革命》。但是，他最后仍然指出：“这还不是黑夜。人民的意愿是不可侮的，人民将站出来说话。最终决定胜负的毕竟是人民。”（《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俄）维·戈·阿法纳西耶夫著，贾泽林译，第251页，东方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
二、今天的俄国同白匪邓尼金将军总结1917年失败原因的形势相似。
俄国1917年2月到10月那段时期的形势，同“今天俄国的形势颇为相似：经济彻底崩溃，士兵普遍开小差，没完没了的罢工，烧毁地主庄园，行贿，营私舞弊，丧失起码的良知、尊严和安全感，犯罪率猛增。”“那时的俄国跟今天一样，将因不受任何惩治的恣意掠夺、无法无天、无政府主义而逐渐死亡。”邓尼金这个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狂热敌人，在他的《政权和军队的崩溃》一书中，简单而明了地回忆了他失败的原因。
1、邓尼金总结的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是：“谁也没有纲领。”
邓尼金当时没有纲领，“难道我们现在就有明确而清晰的改革纲领吗？我们没有。先提的是‘加速’，后提的是‘改革’。然而改革什么，往哪儿改革，迄今为止没人知道。似乎是要把‘兵营式的’、‘极权的’、‘命令官僚式的’社会，甚至是原始的社会主义，改革成‘人道的’、‘民主的’、‘人性的’社会主义，可现在却几乎在用棍子赶着国家走向资本主义。而且绝不是现代的、文明的、半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而是那个处在早期原始积累阶段上的野蛮的资本主义。一份美国报纸曾相当准确地指出：我们这里正在做他们150年前做过的事情。”（242页）
2、邓尼金总结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全部精力集中于破坏先前的制度。
邓尼金认为1917年“俄国所有政党都没有完整而严谨的计划，它们的全部精力、思想和意志着重点主要都集中在破坏先前存在的制度上。”现在不也是这样吗？在破坏掉旧东西之前，什么新东西也没有建立起来，在经济领域中尤其如此。我们忘记了：对待社会生活现象，必须采取系统态度，一切事物相互间是有联系的，公开性、多元化、民主根本不可能离开健康稳定的经济而存在。（242页）
3、邓尼金总结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领导阶级在管理方面缺少技术知识。
邓尼金认为“新的领导阶级在管理方面缺少起码的技术知识。”今天，我们那些为总统们服务的管理精英们，从前炮制过、现在仍在炮制种种经济纲领，这些颇有名气的院士和刚刚获得副博士头衔的书呆子，根本没有实践经验，也不掌握管理技艺。他们是按照整齐划一的图式成长起来的：爸爸妈妈——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生——研究员、编辑，有些幸运儿则出门留学——外交官，使馆工作人员几乎都是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等人的儿子、孙子或其他什么亲属。“改革的领导者和施工者，他们的观点和原则象手套一样地换来换去。昨天还是钢铁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屈不挠的共产党员，今天却变成超激进分子和自由派分子。昨天还是集中计划和管理体制的鼓吹者，今天却成了市场万能论者。在没完没了而又往往毫无意义的政治争吵中，在争权夺利的残酷斗争中，我们往往忘记了马克思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基本源泉之一（另一个是自然界）的永不过时的思想。我们建立了许许多多的合作社、混合企业、交易所，然而它很少生产物品，而只是倒卖他人（工人、农民、专家）用智慧和双手创造的东西。而且还从中大赚其钱。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产者自己却完全不受重视，忍饥挨饿，其中多数人则日益贫困下去。”（243页）
“在俄国的辞典中，在俄罗斯竟然没有了盗贼和投机倒把者，有的只是实业家、老板、企业家。在混乱、无政府主义、无法治、国家遭掠夺比比皆是的时候，有些人却用民主口号、全人类价值来蒙骗本国的公民，这是地道的亵渎行为。而且到底什么是全人类利益和价值，谁都不知道。”（244页）
三、苏共党内有两个党：党阀们的小党和普通党员组成的大党。
1、党阀们的小党。
苏共党内有一个党“是人数很少的上层领导人的党，即党阀们的党。其中既有1991年8月的瓦解党国的‘英雄’，也有现在的国家和俄罗斯的民主派领导人，中央和地方上的其他的党的头头们。他们的苏联解体，所有其他种种降临在我国多灾多难人民头上的深受痛苦的罪魁祸首。如果要审判党的首脑（俄罗斯检察长已经郑重宣布了），那么就要对以前的和现在的首脑都要进行审判，因为现在的这些人，就是不久前的首脑。他们从1985年的‘破坏性改革’起就主宰伟大强国——苏联，主宰执政的共产党。可现在，在搞垮苏联，退出共产党并取缔它之后，剩下的则是被矛盾弄得四分五裂的一群乌合之众，而有的地方则是一些制造流血内讧的占山为王者。这个党阀们的党的人数有多少，很难说，看来可能有50万或者100万人。”（244—245页）
2、普通党员组成的大党。
苏共党内的另一个党“即由1800万普通党员（工人、农民、专家、学者）组成的大党。他们有什么罪过？就因为他们按月缴纳党费并因而资助了党的首脑们吗？要么因为他们投了这些首脑们的票？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我跟成百上千的20岁左右的前线士兵一样加入了共产党，那是在1943年的8月。我们坚定地相信共产主义思想和理想，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法西斯奴役者赶出我们的祖国。上百万人为这一胜利献出了生命。”（245页）
“多么乖张的命运！因此，我常感到一种恐惧和绝望。我为之奉献了自己全部自觉生命的事业破灭了。有时候头脑里会闪现出一个可怕的念头：当初我何不与千百万阵亡者一起长眠大地，那样岂不更好？这样就可以不去看伟大国家的崩溃，不去看历史上空前的背信弃义和叛卖。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创造出来的强盛大国居然受到如此这般骇人听闻的嘲讽。只有对人民，对人民的豁达的理性和万能的双手的信念，对俄罗斯的信念，才使我有勇气活下去。我确信，俄罗斯将能够经受住这场巨大的考验，它能够挺得住，并将靠自己的灵魂和肉体而重新振作起来。”（246页）
四、我们生活在“绿色”美元寒热病的恶梦中，把希望寄托在市场的幻想中，搞不好就会发生俄国式暴动。
阿法纳西耶夫认为，“现在我如生活在恶梦之中。从清晨到深夜，我和我的同胞们为一个思想纠缠不休，就是以为唯有市场才能拯救我们。翻开报纸，打开收音机和电视，到处看到和听到的全是关于市场、银行和交易所万能、股票、甩卖、私有化、非党化、非意识形态化、非苏联化等等的议论。上千个交易所快把人民骗光了。我们有上千个交易所，可全世界总共也不超过100个，在美国一共只有4个。”
“整个国家陷入到某种奇怪的‘绿色’寒热病之中。这当然指的不是绿色环保运动，而是指美元。我们把美元变成了匍匐膜拜的上帝，赋予它以比穆斯林圣地麦加更大的神奇性。”“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里，它有丰富的矿藏、肥沃的黑土地、种种自然资源，它拥有数以亿计的人，这些人有聪明的头脑和灵巧的双手。然而那些领导人居然能够把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引向贫困境地，他们居然能够厚着脸皮到世界各地去伸手乞讨。”
“现在我们谈谈市场。难道现在还不明白把希望寄托在市场上是一个幻想。较为符合要求的市场起码要有四样东西：商品、基础设施、干部、调节市场关系的法规。这四个，我们全都没有。我们试图尽快地搞出这些东西来。然而商品货源丰富或使社会在现代水平得以信息化是朝夕就可创造出来的吗！？为此需要很多时间，需要很多年。而且每年都不能在无休止政治争吵、空话连篇、发表无法实现的诺言（在所谓改革的6年间，我们已经听腻了）中度过，每年都需要进行顽强的、诚实的、高效的劳动。只有劳动才能拯救我们。”（247页）
“我们那些有博士、院士头衔的经济学家们认为，‘放开’价格是向市场过渡的唯一手段。其实还不如直截了当和老老实实地说，就是要不受限制地提高价格更好。这种叫得挺响的‘放开’导致什么结果，已经是非常清楚了。它把成百万人推到饥饿和死亡的边缘，使上百万人失业，使本来就已十分尖锐的社会、种族和民族矛盾更加加剧。搞不好就会发生俄国式的暴动，正如普希金曾说过的那样，在世界上再没有比俄国式的暴动更可怕的事情了。”（248页）
五、陷入无底深渊之前，可行之路是进行诚实的、理性的反省分析。
阿法纳西耶夫认为“在陷入无底深渊之前，可行之路是：停下来，好好看一看，进行一番诚实的反省，理性地分析一下现状，不要继续把俄罗斯卖给本国人和外国人，而是把所有财富都用来为大家谋福利，然后平静地、坚定地向前迈出一步，哪怕是一小步。然而，为此就需要有最起码的政治稳定。”
“那种政治和思想激情，在中央和地方为争夺权力所进行的丧失理智的斗争、主权斗争、法律斗争、预算斗争等等（它已毁弃了苏联，而现在正在肢解俄罗斯）最终将停下来。我们将按健全理性来生活和工作，象一个好的家庭主妇处事那样。她操持家务有一个基本原则：支出要与收入相符。聪明的主妇很少借债。逻辑很简单：借了别人的钱，要用自己的钱来还。这是一个家庭之中。国家为还总统借的债，用的不是总统的钱，而是人民的钱、人民的劳动、民族的财富。国家已经解体了。它的内债和外债，数量极为巨大。外债已到了天文数字——120亿美元。请问如此巨额的款项用到哪儿去了？用到‘改革’上去了吗？改革的思想家和领袖们在一段时期里花费了上百亿美元，把向人民收税得来的万亿卢布也花光了。但是由于我们国家是列宁式的集体领导，在这种体制下，谁对此也不负个人责任。如果有一天要他们自己负责，他们马上便会用改革的花招对付、支付学费的搪塞应付。我们的孙子辈也得为我们这种罪恶的挥霍和完全不负责任的做法付出代价。我们以乞求的目光和伸长的双手向西方乞求施舍。我们的这种困难时期是怎么造成的，历史将会廓清，它必会赏罚分明：谁欠债、谁还账！我只是想说明：除了我们自己以外，谁也养不活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在改革的六年里和后改革的两年里，从中央到地方、到形形色色的地方长官、市长，到各个级别的行政长官，没完没了的空谈已经够多的了，应该解决最最迫在眉睫的问题，那就是食品问题。”（249—250页）
六、“我们为什么不学习中国的经验？”
阿法纳西耶夫问道：“为什么我们不学习中国的经验？要知道中国领导人养活了十多亿中国人，而且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中国就在我们的旁边，是我们的近邻。而且这是一个亚洲国家，我们过去的苏联人，有一半以上是亚洲人。可我们却不这样做，而是死乞白赖地要挤进‘全欧大厦’。谁会让我们这个遍地纷争、混乱、无政府主义和内讧的国家进入那个大厦呢？这只能是一种幻想。”（250页）
七、“假改革是真反革命！”
仔细而认真地思考苏联——俄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后，阿法纳西耶夫得出一个结论：“有关我未完成的那本书的书名的第三个方案《改革——是革命还是反革命？》也是不恰当的。第一个方案《改革是一个过渡时期》、第二个方案《改革是革命中的革命》更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不能把我们已经得到的那点东西——公开性，政治和精神多元化、难以计数的游行和集会、罢工、抗议、绝食和自焚的自由、以及私有化、借外债、用外资，认真地看成是革命。呜呼，如果连一克面包、一吨石油和一立方米天然气、一双袜子都没有带给人们，这算是什么革命呢？难道我们的领袖们到现在还不明白，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任何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都是不可能有的。这些自由实际上是没有的。反共主义的花朵在疯长，迫害不同政见者歪风甚嚣尘上，寻找敌人的行为正在加剧。可在经济方面，民主派却一筹莫展。因此，那本书的标题已经完全清楚，它只能叫：《假改革是真反革命！》”“人民的意愿是不可侮的，人民将站出来说话。最终决定胜负的毕竟是人民。”（251页）
（2005年9月1日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