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某个春天的午后，几名青年学生不肯回家，他们背着书包聚集在中正路学苑前，谈论着应该去市议会旁听，去看看议会的运作，去揪出那些贪官污吏。然而，年轻人打抱不平的热忱却因为不认识管道、不懂得做事方法而被冲淡，竟至不了了之。
自此，那个带着革命情怀的台湾世代，随着经济成长让生活愈发能够轻松经营。及至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在自己有能力参与众人之事时，竟然以集体贪渎的丑闻响应当年曾经有过的青春热血。此一现象岂是高雄所独有？
原来我们有一种奇特的党团文化，在党的保护下，官官相护，好处相通，而党也就靠着这些官虫的滋润维生，是种政党及其党员的相互寄生结构。在“众人的错终究会变成对”的迷思之下，以为民众默不作声即暗示着赞成同意，或只要大伙一律穿上白衣，警察便找不到黑羊的弱智表现，使得高雄不但在岛内，更在国际蒙羞。
集党结社原是因为对于某种理念的心悦诚服，却往往由于缺乏阻止因掺杂贪婪人性而导致败坏的监督机制，而让理念转变成僵死的理论，甚至披上盔甲地被供奉在庙堂之上，并堕落成再也无法承受新思考挑战的意识形态。而今，参政者竟然连这种四不像主义都懒得追求，入党，只是家族成员之间的传承，是利益内部输送的权宜。特别是目前台湾政坛文化仍旧深陷在人际纠结的泥迷障里，即使有心改革的民代，仍不免受制于此一令人耗尽心神，难以抽身的弒命流沙。然而，一市之长仍应不时勉力，必须锻炼跨越出共生腐化党团的能力，拒绝如同世袭制度的提字、站台、跑红白帖，以及收集民间社团理事头衔的文化，拉高企图，抬高眼界，学习让自己独一无二。而笑话这是不谙政治生态、不懂政治手腕的政坛老将，正是早已为自己留下全身而退的后路，将改革与胆识践踏在地的平庸之徒。
把“卓越、创新、与国际接轨”说得琅琅上口的台湾，以为早已挣脱一言堂的束缚，从此搭上多元化的国际列车，直驶璀璨的未来。殊不知，台湾的多元跳脱不出偏远小岛大红大绿的粗俗装饰；政治上，是叫嚣咒骂话语的翻新，自愚、愚民的手段更加激烈；社会上，是品味低俗的选择增加，比烂的速度增快；经济上，是压抑其它产业以扶植某些特定产业的偏狭，而造成都会区中产阶级讲究“旅（行）、自（我）、（悠）慢”生命情调与所谓社会失败者“自杀犹需陪葬”，两种生活形态间的差异；文化上，是知识分子对非知识分子的傲慢，以及非知识分子因不正视理论与实际操作之间的距离，所显出对知识的不屑与鄙视。而众多即使挖出眼睛也要努力看着自己的内视份子，把外面的世界想得太天真，其实并不聪明。
远的不谈，就看看邻居们如何过日子：韩国，孜孜矻矻，愤世嫉俗，一心拼斗；日本，工作严谨，恃宠、优雅地大步向前；中国，呼朋引伴，大声嚷嚷的暴发户；而我们自己则是，两个兄弟，在已受伤流血的母亲面前，仍然忙着大打出手！
2006年初，德国第一电视台的某个政论节目明白指出，台湾已在世界经济圈的外围。小岛内部忙着自相残杀，即便是传出了尸臭也无人理会。我们的社会、经济、文化在世界上起不了大的作用，政治层面仍被提及，原因只有一个–台湾在军事战略上是一着有用的棋。台湾以何种形态存在，甚或存在与否，不是其它国家的关切，而绝大多数的台湾人竟然对于此一实况懵懂无知。
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受到情绪煽动的多数决，它更应该包括“合理的不容忍”。对异己的嫌恶，对知识的鄙夷，对猥琐的拥抱，对粗俗的宽怀放任，以及对自己能力所不及事物的贪婪，成就了台湾不应该被容忍的负面品质，而这些低劣品质如果仅由学校或民间团体戮力框正，速度甚慢且效果有限，由是，高雄有极好的理由考虑一个可能从未列入发展项目的产业–媒体。
目前台湾的媒体经营者既然没有气魄改变乱象，施以重压的义务自然落到阅听大众的身上。然而，如何带动一边咒骂却也一边买账，对腥膻又爱又恨，疲乏软弱的一般民众？答案是–另一种媒体。
近年来，区域或城市竞争取代了国与国之间的评比，高雄不见得要受制于台北，其硬件设施也应该足以支持这项从未深耕的产业，人才软件的获得则可从岛内、外延揽招聘。相对于内部的好与坏已被挖入骨髓，台湾竟无视于岛外世界的消长、纠葛、悲欢、冲突与起落。一个多世纪之前日本和中国曾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日本转向西方学习典章制度的结果，成了发达国家视野中亚洲的发言代表。当今的台湾，只不过将清末的船坚？利翻版成现代的摩天大楼，法治政体的雏型被利用成侮蔑律法的练习框架；硬件的华美既不能遮掩知识的贫乏，也无法提升低落的素质，优良的媒体便是弥补此种匮乏较快速、较廉价的手段与方法。高雄应以使用者付费方式，建构公共报社、公共网站、公共广播公司以及公共电视台（此处只做概念提供），高雄有绝佳的机会终结现在的无胆媒体，让其它县市望尘莫及。
所有的节目与报导必须诚、精、准，对岛内事务以高尚的语言批判、扬善，对国际事务则可结合学术界与资深媒体人摒除以美国讯息为导向的“综合外电报导”，大篇幅、长时间地研判分析来自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非洲大陆、俄罗斯及其加盟国、包括中亚的亚洲，以及欧盟等在各种领域的信息；况且，缺乏对中国正确不偏的了解，台湾如何为自己定位？台湾人就甘于服从早已木乃伊化意识形态的盲导？至于在回答“深知国际事务有何立即而明显的好处？”之前，提问者应先思考，为何人人服膺“开卷有益”的说法。
知识不是大量收集信息，不是社交场合的装扮、不是舒适地在沙发上收视以度过时间，也不是对捡拾而来残碎字眼及思想片段的组装，而是个人内在深度广度的改变，是懂得谈论自己、谈论世界，更是对自我图像的确切发现，而不是无故发明。一个不被接纳的孤儿，只有奋发图强一途。只要自己强大到无法被忽视，自然有人急着来沾亲带故。
一个城市的领导人除非处理紧急事故，不需要常与民众接触，因忙于左右逢源而剥夺深层自修思考的时间；然而，传达民意的管道必须畅通无阻，并且要有能力分辨，公民意见到底是符合正义，还是经既得利益团体或个人所煽动而起的无理要求；更要诚实，自己是否也参与操控被诱骗了的群众。
一个城市的领导人应避免对所谓菁英的盲目崇拜，也要有勇气拒绝对自己阿谀式的谄媚推崇。台湾有一种童话式的传统，一种“谁认识谁，所以这个谁在翻掌瞬间就可以变成那个谁”的神仙文化。就像是某人认识某个钢琴大师，只要自己也买了部史坦威钢琴往家里一摆，不需要经年苦练，第二天便也自动成为受国际乐坛青睐的钢琴家。面对自欺欺人，不能慷慨大方。
一个城市的领导人要有思想的高度，把价值放置在可大可久的事物上，以公司治理的方式经营市政团队，使其有执行力、注重效率、讲究做事的方法；必须合理再合理，以最少资源发挥最大综效。此外，任何团体提出方案并着手进行时，不得缺乏权责与财务上的监督机制，否则此一团体的没落与颓败是绝对可以预期的。
高雄市的市长必须有清析的行事步骤，以提高市民素质为终极关怀，而不是因为其它县市有某一领域或某种形态的NGO，高雄也非要有不可地落入比赛数字增加的陷阱。市长的眼界要深广长远，能意识到因温室效应，冰山溶化，水位上升，傍海高雄的下水道目前只不过百分之四十的比例，能够在不可预见的未来有多少效率的因应。市长要鼓励民间组织深耕其专业，以家暴问题为例，只提供受暴妇女庇护的硬件与诉讼机制…并不能根除暴力行为，更要善用公器（媒体或社团）给予男人适当的启蒙教育。女人在做了很大反省，集结事实根据并利用经济改善的契机而衍生出妇女解放运动的同时，男人的反省何在？他们如何配合已觉醒了的女性？
当卡达的半岛电视台（al-Jazeera）因播放宾拉登谈话录像带而窜升为世界五大影视媒体之一，并制作介绍阿拉伯与西方文化差异的儿童节目时（内容是否偏颇，仍然未知），高雄市长是否愿意集思广益，终结“看太多电视，孩子会被带坏”的现况。非洲某些国家的儿童节目，让孩子有机会集体在某处看电视时得到启发；他们的有识之士深知，媒体一旦成了优良的教育工具，便可以弥补有些教室只是在一棵树下的不足。
三十年前某个春天午后几个年轻人对市政的期许并未成真，然而，凤凰树必定继续火红，椰子树也将不断摇曳，面对未来无数个春天的无数个世代，高雄是否愿意承担不让他们失望的义务，必须由高雄自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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