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某个春天的午后,几名青年学生不肯回家,他们背着书包聚集在中正路学苑前,谈论着应该去市议会旁听,去看看议会的运作,去揪出那些贪官污吏。然而,年轻人打抱不平的热忱却因为不认识管道、不懂得做事方法而被冲淡,竟至不了了之。

自此,那个带着革命情怀的台湾世代,随着经济成长让生活愈发能够轻松经营。及至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在自己有能力参与众人之事时,竟然以集体贪渎的丑闻响应当年曾经有过的青春热血。此一现象岂是高雄所独有?

原来我们有一种奇特的党团文化,在党的保护下,官官相护,好处相通,而党也就靠着这些官虫的滋润维生,是种政党及其党员的相互寄生结构。在“众人的错终究会变成对”的迷思之下,以为民众默不作声即暗示着赞成同意,或只要大伙一律穿上白衣,警察便找不到黑羊的弱智表现,使得高雄不但在岛内,更在国际蒙羞。

集党结社原是因为对于某种理念的心悦诚服,却往往由于缺乏阻止因掺杂贪婪人性而导致败坏的监督机制,而让理念转变成僵死的理论,甚至披上盔甲地被供奉在庙堂之上,并堕落成再也无法承受新思考挑战的意识形态。而今,参政者竟然连这种四不像主义都懒得追求,入党,只是家族成员之间的传承,是利益内部输送的权宜。特别是目前台湾政坛文化仍旧深陷在人际纠结的泥迷障里,即使有心改革的民代,仍不免受制于此一令人耗尽心神,难以抽身的弒命流沙。然而,一市之长仍应不时勉力,必须锻炼跨越出共生腐化党团的能力,拒绝如同世袭制度的提字、站台、跑红白帖,以及收集民间社团理事头衔的文化,拉高企图,抬高眼界,学习让自己独一无二。而笑话这是不谙政治生态、不懂政治手腕的政坛老将,正是早已为自己留下全身而退的后路,将改革与胆识践踏在地的平庸之徒。

把“卓越、创新、与国际接轨”说得琅琅上口的台湾,以为早已挣脱一言堂的束缚,从此搭上多元化的国际列车,直驶璀璨的未来。殊不知,台湾的多元跳脱不出偏远小岛大红大绿的粗俗装饰;政治上,是叫嚣咒骂话语的翻新,自愚、愚民的手段更加激烈;社会上,是品味低俗的选择增加,比烂的速度增快;经济上,是压抑其它产业以扶植某些特定产业的偏狭,而造成都会区中产阶级讲究“旅(行)、自(我)、(悠)慢”生命情调与所谓社会失败者“自杀犹需陪葬”,两种生活形态间的差异;文化上,是知识分子对非知识分子的傲慢,以及非知识分子因不正视理论与实际操作之间的距离,所显出对知识的不屑与鄙视。而众多即使挖出眼睛也要努力看着自己的内视份子,把外面的世界想得太天真,其实并不聪明。

远的不谈,就看看邻居们如何过日子:韩国,孜孜矻矻,愤世嫉俗,一心拼斗;日本,工作严谨,恃宠、优雅地大步向前;中国,呼朋引伴,大声嚷嚷的暴发户;而我们自己则是,两个兄弟,在已受伤流血的母亲面前,仍然忙着大打出手!

2006年初,德国第一电视台的某个政论节目明白指出,台湾已在世界经济圈的外围。小岛内部忙着自相残杀,即便是传出了尸臭也无人理会。我们的社会、经济、文化在世界上起不了大的作用,政治层面仍被提及,原因只有一个–台湾在军事战略上是一着有用的棋。台湾以何种形态存在,甚或存在与否,不是其它国家的关切,而绝大多数的台湾人竟然对于此一实况懵懂无知。

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受到情绪煽动的多数决,它更应该包括“合理的不容忍”。对异己的嫌恶,对知识的鄙夷,对猥琐的拥抱,对粗俗的宽怀放任,以及对自己能力所不及事物的贪婪,成就了台湾不应该被容忍的负面品质,而这些低劣品质如果仅由学校或民间团体戮力框正,速度甚慢且效果有限,由是,高雄有极好的理由考虑一个可能从未列入发展项目的产业–媒体。

目前台湾的媒体经营者既然没有气魄改变乱象,施以重压的义务自然落到阅听大众的身上。然而,如何带动一边咒骂却也一边买账,对腥膻又爱又恨,疲乏软弱的一般民众?答案是–另一种媒体。

近年来,区域或城市竞争取代了国与国之间的评比,高雄不见得要受制于台北,其硬件设施也应该足以支持这项从未深耕的产业,人才软件的获得则可从岛内、外延揽招聘。相对于内部的好与坏已被挖入骨髓,台湾竟无视于岛外世界的消长、纠葛、悲欢、冲突与起落。一个多世纪之前日本和中国曾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日本转向西方学习典章制度的结果,成了发达国家视野中亚洲的发言代表。当今的台湾,只不过将清末的船坚?利翻版成现代的摩天大楼,法治政体的雏型被利用成侮蔑律法的练习框架;硬件的华美既不能遮掩知识的贫乏,也无法提升低落的素质,优良的媒体便是弥补此种匮乏较快速、较廉价的手段与方法。高雄应以使用者付费方式,建构公共报社、公共网站、公共广播公司以及公共电视台(此处只做概念提供),高雄有绝佳的机会终结现在的无胆媒体,让其它县市望尘莫及。

所有的节目与报导必须诚、精、准,对岛内事务以高尚的语言批判、扬善,对国际事务则可结合学术界与资深媒体人摒除以美国讯息为导向的“综合外电报导”,大篇幅、长时间地研判分析来自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非洲大陆、俄罗斯及其加盟国、包括中亚的亚洲,以及欧盟等在各种领域的信息;况且,缺乏对中国正确不偏的了解,台湾如何为自己定位?台湾人就甘于服从早已木乃伊化意识形态的盲导?至于在回答“深知国际事务有何立即而明显的好处?”之前,提问者应先思考,为何人人服膺“开卷有益”的说法。

知识不是大量收集信息,不是社交场合的装扮、不是舒适地在沙发上收视以度过时间,也不是对捡拾而来残碎字眼及思想片段的组装,而是个人内在深度广度的改变,是懂得谈论自己、谈论世界,更是对自我图像的确切发现,而不是无故发明。一个不被接纳的孤儿,只有奋发图强一途。只要自己强大到无法被忽视,自然有人急着来沾亲带故。

一个城市的领导人除非处理紧急事故,不需要常与民众接触,因忙于左右逢源而剥夺深层自修思考的时间;然而,传达民意的管道必须畅通无阻,并且要有能力分辨,公民意见到底是符合正义,还是经既得利益团体或个人所煽动而起的无理要求;更要诚实,自己是否也参与操控被诱骗了的群众。

一个城市的领导人应避免对所谓菁英的盲目崇拜,也要有勇气拒绝对自己阿谀式的谄媚推崇。台湾有一种童话式的传统,一种“谁认识谁,所以这个谁在翻掌瞬间就可以变成那个谁”的神仙文化。就像是某人认识某个钢琴大师,只要自己也买了部史坦威钢琴往家里一摆,不需要经年苦练,第二天便也自动成为受国际乐坛青睐的钢琴家。面对自欺欺人,不能慷慨大方。

一个城市的领导人要有思想的高度,把价值放置在可大可久的事物上,以公司治理的方式经营市政团队,使其有执行力、注重效率、讲究做事的方法;必须合理再合理,以最少资源发挥最大综效。此外,任何团体提出方案并着手进行时,不得缺乏权责与财务上的监督机制,否则此一团体的没落与颓败是绝对可以预期的。

高雄市的市长必须有清析的行事步骤,以提高市民素质为终极关怀,而不是因为其它县市有某一领域或某种形态的NGO,高雄也非要有不可地落入比赛数字增加的陷阱。市长的眼界要深广长远,能意识到因温室效应,冰山溶化,水位上升,傍海高雄的下水道目前只不过百分之四十的比例,能够在不可预见的未来有多少效率的因应。市长要鼓励民间组织深耕其专业,以家暴问题为例,只提供受暴妇女庇护的硬件与诉讼机制…并不能根除暴力行为,更要善用公器(媒体或社团)给予男人适当的启蒙教育。女人在做了很大反省,集结事实根据并利用经济改善的契机而衍生出妇女解放运动的同时,男人的反省何在?他们如何配合已觉醒了的女性?

当卡达的半岛电视台(al-Jazeera)因播放宾拉登谈话录像带而窜升为世界五大影视媒体之一,并制作介绍阿拉伯与西方文化差异的儿童节目时(内容是否偏颇,仍然未知),高雄市长是否愿意集思广益,终结“看太多电视,孩子会被带坏”的现况。非洲某些国家的儿童节目,让孩子有机会集体在某处看电视时得到启发;他们的有识之士深知,媒体一旦成了优良的教育工具,便可以弥补有些教室只是在一棵树下的不足。

三十年前某个春天午后几个年轻人对市政的期许并未成真,然而,凤凰树必定继续火红,椰子树也将不断摇曳,面对未来无数个春天的无数个世代,高雄是否愿意承担不让他们失望的义务,必须由高雄自己决定。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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