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在北京,“人大”、“政协”两会又粉墨登场。像往常一样,照例有很多形式,照例走很多过场。比如审计“财政预算”。今年审计的几笔预算开支,不仅仅是几组数字,分析和对比之下,反倒折射出中共高层的细微心思和真实心态。

300个农民,不如一个兵!

中南海高唱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因而声称要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首位”。对“三农”(农民、农业、农村)的财政支出,今年比上年增加422亿元,总额为3397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8.8%.

就在中南海将国民经济增长定为8%的同时,中共军费开销仍然以两位数狂增,今年军费增长14.7%,总额达到2838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7.4%。

众所周知,中国农业人口至少还有7亿5千万;中共军队人数则至多为250万。农业人口是军队人数的300倍。然而,面向7亿5千万人的农村支出,和面向250万人的军费开销,几乎持平或相差无几!300个农民,不如一个兵!况且,外界一致判断,中共军费开销的实际数字远远大于其公布的数字。可见,“放在首位”的,决不是中南海口口声声的“三农问题”,而是他们念兹在兹的军事开销。养肥一支军队,以确保政权的安稳。

废止农业税,受益的未必是农民

连续两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几个月前,“人大”通过决议,从2006年起,废止农业税。有报道声称,这相当于废除中国2600年以来的农业税。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废止或减免包括农业税在内的各类税种,并不鲜见。每逢“天下大治”、百姓丰衣足食,封建王朝便推行“免赋税”、“减徭役”等政策,相当于统治者对人民让利,以收揽人心,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等时期。

农业税,是历朝历代的主要税收,构成国家财政主要来源,往往高达国家财政收入的80%.直到1950年,农业税还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1%.在那之前的年代,免赋税,体现统治者最大程度的让利,的确能够极大地改善民生,影响社会。

但当代社会,以发展工业为主,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农业税所占比例日益降低,到2004年,中国农业税所占国家财政收入比例已不足1%,实为杯水车薪。在这个时候,废止农业税,对当局财政收入的影响,实在是微乎其微。这只是共产党以户籍制度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手法,歧视和剥削了农民半个多世纪之后,一个象征性的举动。

废止农业税政策出笼前后,广大农民不喜反忧,他们普遍担心,随着农业税减免,其他摊派反而可能大大增加,即便中央当局暂时放他们一马,地方或基层当局,也绝不会放过他们。因为,所谓农业税,只占农民各类负担的一小部分,各种地方摊派,才是大头。农民有个顺口溜: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头税,即中央政府征收的农业税;二税,即地方当局征收的税费;三税,即地方或基层政权名目繁多的费用摊派。

众所周知,中国农民属于最低收入群体,一个大学生一年的费用,就相当于一个农民35年的收入。废止区区农业税,不可能让农民翻身。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仍然极大地困扰着农民。废止农业税,受益的未必是农民。

对中南海而言,废止占财政收入不足1%的农业税,的确是一个最划算的买卖。既不影响其财政收入,又乐得买个顺水人情,收买民心。甚至可能趁混水摸鱼,在部分海内外民众面前,混一个与“文景之治”或“贞观之治”相攀比的虚名。说到底,废止农业税,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共高层。况且,从此,巧妙地,中南海还将盘剥农民的恶名,从中央完全转移到地方,由高层完全嫁祸给基层。

亏待教育:中南海违法

至于教育,中共高层在今年的“两会”上声称,要在其“十一五”规划中,把教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原来的2.79%提高到4%. 实际上,早在1996年,中共“两会”就制订出一部所谓《教育法》,“规定”教育开支必须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6%.这一数字,也是联合国订立的最低标准。

但在随后的年份里,中国教育开支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未达到6%,仅一直维持在2%左右的低水平上。为此受到联合国的严词批评。于是,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教育开支,不及非洲穷国乌干达。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从朱镕基到温家宝,不仅无一兑现“承诺”,而且无一例外地,都沦为违法者:违反了他们自己炮制的《教育法》,也违反了“国际法”(联合国对成员国的规定)。

今天,在把标准降到比1996年还低的前提下,中南海再次宣称“提高教育经费”。然而,还有谁能相信,那些信誉破产的“废话”?可以断言,此时此刻,人民投向他们的,除了鄙视,还有什么?

中共唱“民主建设”,仿如晚清喊“君主立宪”

在照例对“两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南海提出的中心口号,是“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和维护社会稳定”。人们知道,在中共的逻辑里,民主与稳定,绝不相容。他们一贯暗示:民主意味着动乱,稳定意味着繁荣。

如今,他们既提“稳定”,又提“民主”,难道有某种改变?事实绝非如此。中南海所说的“稳定”,仍然是“政权稳定”。在民主国家,人手一张选票,定期选举,人民掂量自身利益,官员被换来换去,看上去,政权很不稳定,然而,社会稳定;在专制国家,人民被剥夺选举权利,当权者乾坤独断,把持其既得利益,看上去,政权稳定,但社会极不稳定。

在近几年的中国,民众抗争的“群体性事件”,年年上升,先后达到每年6万多起、7万多起、以至于8万多起。这一景象,恰恰就是政权稳定、而社会不稳定的真实写照。

中共可以口称“民主”,也可以随意定义“民主”,比如,他们可以把几百个中央委员中的“小圈子投票”,也说成是“民主”,把“小圈子”的意志,强加给13亿人民。事实上,中共提到“民主建设”,不过是在国内外的极大不满和巨大压力下,被迫做出的姿态罢了。在连续几年的“两会”中,中南海都重复同样的口号,却从未具体落实。只闻雷声,不见雨点。

“应对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陡然从《政府工作报告》中跳出的这一句话,才是要害。一语露出杀机。显然,“民主建设”是幌子,“社会稳定”(应为“政权稳定”),才是他们的心思。

纵观由中共高层“圈内人”组成的“两会”,搞形式,走过场,仍然是他们的两手好戏。正如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所评:中共“人大”、“政协”的议政水平,还不及晚清时期的各省咨议局和全国资政院。

说起来,濒于专制末路的中共,越来越像晚清。晚清时,宫廷年年喊“君主立宪”,却年年没有动静,或者流于形式,流于皇亲国戚的小圈子;当今中共,年年唱“民主政治”,也年年没有动静,或者流于过场,流于对既得利益的精心算计。对官方而言,是叶公好龙;对改良派而言,是画饼充饥;对老百姓而言,是望梅止渴。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举国民变,清廷才慌了手脚,急忙要搬出“真正的”“君主立宪”,可惜为时已晚,最终遭埋葬。中共能拖就拖,能混就混,是不是也要等到如清廷一样,眼看遍地烽烟,才要急忙去兑现所谓“民主建设”?果真那样,不仅为时已晚,其下场必定惨过清廷百倍!

(原载《开放》2006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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