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在北京，“人大”、“政协”两会又粉墨登场。像往常一样，照例有很多形式，照例走很多过场。比如审计“财政预算”。今年审计的几笔预算开支，不仅仅是几组数字，分析和对比之下，反倒折射出中共高层的细微心思和真实心态。
300个农民，不如一个兵！
中南海高唱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因而声称要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首位”。对“三农”（农民、农业、农村）的财政支出，今年比上年增加422亿元，总额为3397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8.8%.
就在中南海将国民经济增长定为8%的同时，中共军费开销仍然以两位数狂增，今年军费增长14.7％，总额达到2838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7.4％。
众所周知，中国农业人口至少还有7亿5千万；中共军队人数则至多为250万。农业人口是军队人数的300倍。然而，面向7亿5千万人的农村支出，和面向250万人的军费开销，几乎持平或相差无几！300个农民，不如一个兵！况且，外界一致判断，中共军费开销的实际数字远远大于其公布的数字。可见，“放在首位”的，决不是中南海口口声声的“三农问题”，而是他们念兹在兹的军事开销。养肥一支军队，以确保政权的安稳。
废止农业税，受益的未必是农民
连续两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几个月前，“人大”通过决议，从2006年起，废止农业税。有报道声称，这相当于废除中国2600年以来的农业税。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废止或减免包括农业税在内的各类税种，并不鲜见。每逢“天下大治”、百姓丰衣足食，封建王朝便推行“免赋税”、“减徭役”等政策，相当于统治者对人民让利，以收揽人心，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等时期。
农业税，是历朝历代的主要税收，构成国家财政主要来源，往往高达国家财政收入的80%.直到1950年，农业税还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1%.在那之前的年代，免赋税，体现统治者最大程度的让利，的确能够极大地改善民生，影响社会。
但当代社会，以发展工业为主，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农业税所占比例日益降低，到2004年，中国农业税所占国家财政收入比例已不足1%，实为杯水车薪。在这个时候，废止农业税，对当局财政收入的影响，实在是微乎其微。这只是共产党以户籍制度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手法，歧视和剥削了农民半个多世纪之后，一个象征性的举动。
废止农业税政策出笼前后，广大农民不喜反忧，他们普遍担心，随着农业税减免，其他摊派反而可能大大增加，即便中央当局暂时放他们一马，地方或基层当局，也绝不会放过他们。因为，所谓农业税，只占农民各类负担的一小部分，各种地方摊派，才是大头。农民有个顺口溜：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头税，即中央政府征收的农业税；二税，即地方当局征收的税费；三税，即地方或基层政权名目繁多的费用摊派。
众所周知，中国农民属于最低收入群体，一个大学生一年的费用，就相当于一个农民35年的收入。废止区区农业税，不可能让农民翻身。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仍然极大地困扰着农民。废止农业税，受益的未必是农民。
对中南海而言，废止占财政收入不足1%的农业税，的确是一个最划算的买卖。既不影响其财政收入，又乐得买个顺水人情，收买民心。甚至可能趁混水摸鱼，在部分海内外民众面前，混一个与“文景之治”或“贞观之治”相攀比的虚名。说到底，废止农业税，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共高层。况且，从此，巧妙地，中南海还将盘剥农民的恶名，从中央完全转移到地方，由高层完全嫁祸给基层。
亏待教育：中南海违法
至于教育，中共高层在今年的“两会”上声称，要在其“十一五”规划中，把教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原来的2.79%提高到4%. 实际上，早在1996年，中共“两会”就制订出一部所谓《教育法》，“规定”教育开支必须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6%.这一数字，也是联合国订立的最低标准。
但在随后的年份里，中国教育开支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未达到6%，仅一直维持在2%左右的低水平上。为此受到联合国的严词批评。于是，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教育开支，不及非洲穷国乌干达。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从朱镕基到温家宝，不仅无一兑现“承诺”，而且无一例外地，都沦为违法者：违反了他们自己炮制的《教育法》，也违反了“国际法”（联合国对成员国的规定）。
今天，在把标准降到比1996年还低的前提下，中南海再次宣称“提高教育经费”。然而，还有谁能相信，那些信誉破产的“废话”？可以断言，此时此刻，人民投向他们的，除了鄙视，还有什么？
中共唱“民主建设”，仿如晚清喊“君主立宪”
在照例对“两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南海提出的中心口号，是“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和维护社会稳定”。人们知道，在中共的逻辑里，民主与稳定，绝不相容。他们一贯暗示：民主意味着动乱，稳定意味着繁荣。
如今，他们既提“稳定”，又提“民主”，难道有某种改变？事实绝非如此。中南海所说的“稳定”，仍然是“政权稳定”。在民主国家，人手一张选票，定期选举，人民掂量自身利益，官员被换来换去，看上去，政权很不稳定，然而，社会稳定；在专制国家，人民被剥夺选举权利，当权者乾坤独断，把持其既得利益，看上去，政权稳定，但社会极不稳定。
在近几年的中国，民众抗争的“群体性事件”，年年上升，先后达到每年6万多起、7万多起、以至于8万多起。这一景象，恰恰就是政权稳定、而社会不稳定的真实写照。
中共可以口称“民主”，也可以随意定义“民主”，比如，他们可以把几百个中央委员中的“小圈子投票”，也说成是“民主”，把“小圈子”的意志，强加给13亿人民。事实上，中共提到“民主建设”，不过是在国内外的极大不满和巨大压力下，被迫做出的姿态罢了。在连续几年的“两会”中，中南海都重复同样的口号，却从未具体落实。只闻雷声，不见雨点。
“应对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陡然从《政府工作报告》中跳出的这一句话，才是要害。一语露出杀机。显然，“民主建设”是幌子，“社会稳定”（应为“政权稳定”），才是他们的心思。
纵观由中共高层“圈内人”组成的“两会”，搞形式，走过场，仍然是他们的两手好戏。正如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所评：中共“人大”、“政协”的议政水平，还不及晚清时期的各省咨议局和全国资政院。
说起来，濒于专制末路的中共，越来越像晚清。晚清时，宫廷年年喊“君主立宪”，却年年没有动静，或者流于形式，流于皇亲国戚的小圈子；当今中共，年年唱“民主政治”，也年年没有动静，或者流于过场，流于对既得利益的精心算计。对官方而言，是叶公好龙；对改良派而言，是画饼充饥；对老百姓而言，是望梅止渴。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举国民变，清廷才慌了手脚，急忙要搬出“真正的”“君主立宪”，可惜为时已晚，最终遭埋葬。中共能拖就拖，能混就混，是不是也要等到如清廷一样，眼看遍地烽烟，才要急忙去兑现所谓“民主建设”？果真那样，不仅为时已晚，其下场必定惨过清廷百倍！
（原载《开放》2006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