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批倒批臭偏执症，看来仍然有可持续的潜在影响。人们仍然感到批倒批臭偏执症的长效机制的威力。这些被平反的名人和那些被平反的凡人，所受的批倒批臭的臭味，仍然残留在他们身上难于清除，因为偏执患者太偏执，有过于偏执的偏执癖。
姚监复摘编
（7）批倒批臭偏执症——中国知识分子流行性传染病之七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最伟大最流行的口号是“批倒”、“批臭”，知识分子中仍能免于“批倒、批臭”的只有鲁迅，其他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能苟活下去的作家都表达过，恨不能早早地把自己的书统统焚毁殆尽，免得被从里到外“批倒、批臭”，即使象老舍这样奉命写作配合运动的人民艺术家也一点不太平地被批倒后自己投身到太平湖中，永远离开了罪恶的人间永享太平、安宁，永远听不到要“批倒、批臭”他的口号声，看不到那些批倒批臭偏执症写的又臭又长又偏执的大字报了。在那个令人难忘也令人难受的悲剧时代，只要一“定性”某人为什么分子，无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定性、东方红公社定性还是红卫兵小将定性为“黑帮”、“三反分子”、“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黑五类”、“小爬虫”、“残渣余孽”等性质明确或不明确的分子，就成了敌我矛盾的定性结论，就必须“批倒、批臭”，即使是落水狗也得痛打，而且一个也不能饶恕，“打倒”就必须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或者说不清多少只的脚，永世不得翻身，“批臭”是在批倒的基础上还要从人格上、品质上…各方面把被打倒者批得臭不可闻、臭得没人理睬，不愿也不敢接近，臭得没有人知道批的是什么臭思想、臭观点。这样，就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培育出“批倒批臭偏执症”，只要一声令下一定能把某一个批判对象批倒批臭，批得彻彻底底、完完全全，证明批判对象从胎里就坏、坏得不得了、坏透了。而且，使广大群众偏执地相信：“真是坏透了”。黑帮、黑书、黑修养、黑心…黑透了。
在批倒批臭偏执症传染了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之后，人们相信被批判对象的思想观点确实是错误的，定性为敌我矛盾确实是正确的，确实“罪该万死”，象刘少奇是“叛徒、工贼、最大的走资派”、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里通外国”、贺龙是“大土匪”等。同时批倒批臭了这些人以及其他分子的思想与观点，文章和讲话。这种批倒批臭的方式，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批判胡风、胡适的过程中已经体现出来，不仅是批判胡风思想，30万言上书，更令人难忘的是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接着还引发了肃清反革命运动，这不仅是批臭了，而且批判得令人恐惧，千万别和胡风的书、诗与观点沾边。至于胡适，人们已经不注意胡适的思想、文章与诗了。我们从批判中知道胡适当过国民党的驻美大使，蒋介石还想要胡适当“总统候选人”等等反动面目，这样就批倒批臭了，谁还敢看胡适大使兼总统候选人的诗文？批臭比批倒更厉害、更彻底，也更有长效机制，使人噤若寒蝉。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复出，胡耀邦全力以赴平反冤假错案。宜粗不宜细，大家也都向前看，政治上为刘少奇、彭德怀等人平了反，胡风也平了几次反，一次平一点。至于胡适，出了胡适文集，不算平反的平反，说明胡适认为“黑暗的时代开始了”的黑暗时代也结束了，或者告一段落了。但是批臭的那些思想是不是有正确的部分？批臭的人格中有没有可取之处的闪光点？由于批臭的影响太深远，人们还没来得及更全面的反思与回忆。例如有一系列的问题值得思考，需要寻找答案。
刘少奇平反了。但是，对于建国初期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农业合作化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不是需要在批倒批臭以后平反呢？
彭德怀平反了。但是，对于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万言书的错误批判，同三年大饥荒中饿死几千万人的罪过究竟有什么相关关系？他的百团大战思想和民主、自由的讲话批臭了，现在是臭的还是香的？
胡风平反了。但是，胡风“三十万言书”被批倒批臭了的“五把刀子”之说，是否有其道理？
张志新平反了。但是，至今没有出版《张志新文集》。人们不知道张志新说了什么话，以至于被批倒批臭、被割喉枪毙。今天成了革命烈士的张志新，她在文革中被封杀的言论为什么至今还被封锁？
顾准平反了。但是，两次被打成右派、被批倒批臭的顾准的言论，民间的好评如潮，为什么在主流媒体、官方报刊上没有公开评价顾准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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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倒批臭偏执症，看来仍然有可持续的潜在影响。人们仍然感到批倒批臭偏执症的长效机制的威力。这些被平反的名人和那些被平反的凡人，所受的批倒批臭的臭味，仍然残留在他们身上难于清除，因为偏执患者太偏执，有过于偏执的偏执癖。
在海外，不少学者建议我多读读胡适的书，走近胡适。我借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的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一些有关胡适的书，读了后，对这位被大陆几十年来批倒批臭的学者，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特别是胡适写给雷震和蒋介石的两封信，使我对这位自由主义学者的人格有了新的看法。
胡适敢于向正在狱中服刑的雷震写信祝贺生日。他明明知道雷震被捕是由于《自由中国》杂志鼓吹民主政治，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表示不满，即使这个杂志积极反共，也遭到封杀，发行人被监禁，他还敢于向“共谍嫌疑”的犯人雷震祝寿。胡适还公开地写《容忍与自由》一文，为雷震而引经据典向蒋介石父子曲折地劝谏。他引述了康乃尔大学布尔的话：“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后指出：“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他认为容忍“异己”是难得的，是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最后，胡适意味深长地说：“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雅量。”他敢于向蒋介石要雅量，要言论自由的权利。
胡适不仅敢于向狱中的思想犯、政治犯雷震写信祝寿，写文章呼吁容忍，反对对异端、异己的摧残迫害，要求思想言论自由，胡适他还敢于当面向蒋介石要求言论自由、推行民主政治，指出“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无一语敢批评彭孟缉，无一语敢批评蒋总统”，“所谓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总统必须有诤臣100人，最好开放言论自由。”（1953年9月16日日记）胡适还以诤臣自居，上书蒋介石。1952年9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写长信给蒋总统，共八叶。大旨说，十月十日召集的国民大会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应有明白的表示：
“1、表示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多个政党并立的基础之上，而行宪四五年来，未能树立这基础，是由于国民党未能抛弃‘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心理习惯。
2、表示国民党应废止总裁制。
3、表示国民党可以自由分化，成为独立的几个党。
4、表示国民党诚心培植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不是宪法上的一句空话，必须由政府与当国的党明白表示愿意容忍一切具体政策的批评，并须表示，无论是孙中山、蒋介石，无论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都可以作批评的对象。（今日宪法的种种弊端，都由于国民党当日不容忍我们批评孙中山的几个政治主张，例如国民大会制、五权宪法。）
5、当此时期召开国民大会，不可不有剀切的的“罪己”的表示。国民党要“罪己”，我公也要“罪己”。愈能恳切罪己，愈能得国人的原谅，愈能得世人的原谅，但罪己的话不可单说给党员听，要说给全台人民听，给大陆上人民听。“
（《胡适日记》卷八，250页，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合肥，2001年10月第一版。）
读了胡适为狱中服刑的雷震辩护的文章，胡适敢于向为民主、自由而坐牢的思想犯写信录诗祝寿的勇气、良心和友情，使我对被“批倒批臭”的胡适的印象有了新的看法。再读了胡适直接向专制、独裁、残暴的领导人蒋介石，要求民主，敢于要独裁者发罪己诏，真佩服胡适这位自由主义者的勇敢、信念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心，使我对原来“批倒批臭”的胡适有了更新的认识：胡适的人格中有高尚而勇敢的闪光点。反思大陆的知识分子，批倒批臭偏执症患者，一直在以不同形式根据红卫兵和红司令的定性，批倒批臭了那么多好人，批死了多少无辜者，而且良心永远平静。本人孤陋寡闻见识少，不知道有多少位大陆的有权有势有名的知识分子写过多少封胜过胡适致雷震的信，给文革中和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犯人？我更不知道有几位大陆著名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的学者、专家和技术官僚，写过劝领导人发罪己诏的信？批倒批臭的偏执症就是不治之症吗？有深远影响的长效机制吗？大陆的知识分子的智慧、勇气、良心、责任感，难道比不上我们批倒批臭了的胡适吗？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2005年11月5日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