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再回到实践,强调理论必须解决实际问题,在贬斥哲学抽象思辩特性的同时,片面拔高了理性认识的能力。本文认为,一切理论都来源于实践,进而要求一切理论都着眼于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观点,无视理论分工,混淆了纯粹价值层面的思辩与在事实层面着眼于解决问题的策略方法两种不同的理论,也混淆了思想家与政治家两种不同角色的社会分工。这种观点的潜在危害性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方面,压缩思想者独立思考的空间,促使理论家急功近利,限制了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另一方面,给理论上的一元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也给舆论和权力扼杀某些眼前用不着但可能在长远发挥作用的理论,以及与政治和社会主流观点相矛盾的理论和持该理论的人提供了合法性支撑;第三方面,则给公共权力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借口实施社会控制打开了方便之门。本文结论是:理论可以联系实际,也可以不必联系实际,是否联系实际,选择权掌握在理论创造者手中,理论家的责任只在提出思想,不一定非得去管理论是否得到或在何时得到应用;选择某种或不选择某种理论的权利则掌握在政治家手中,政治家不必要有思想原创,他的责任在于在诸种理论中选择最能迎合特定时势下公众利益和公众舆论的某些理论;社会应对纯思辩性理论采取宽容的态度,鼓励试错,鼓励创新,不以效用为要求;对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则要区别对待,对涉及公共政策方面的理论,不应以是否联系实际为取舍尺度,必须放开公众舆论,让诸种理论公开博弈,由人民通过手中的选票来自由选择;对关系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理论,不宜于以实用和创新为标准,而应该以学习先进国家成熟的经验为主,避免付出高昂的试错成本。

关键词:马列主义 实践论 观念 批判

引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种试图解释一切事物和所发生的一切现象的意识形态,一种号称一劳永逸地找到了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永恒规律的宏大理论体系,在今天,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百出的了。某种程度上讲,马克思学说的错误源于其前提有误:自然方面,地球只是浩瀚宇宙数以千亿计的恒星行星中的一颗,马克思以人类从所居住的极为有限的地球环境为对象发现的规律为据,推测整个宇宙遵守辩证的运动规律,是犯了孤证不立的错误,其所能够得到的最正面评价也是由不完全归纳推理得出的假设,根本不可能谈得上必然性和绝对正确;社会历史方面,马克思关于社会是巨大的历史运动的产物的观念,其逻辑前提也只不过是他中青年时对十九世纪之前的以欧洲为主的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其完整地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即所谓人类社会运动历史规律“经典公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之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尚未发表,两者前后相差18年,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特别是欧洲以外人类社会历史形成的认识,要等到其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之际,即便如此,基于对十九世纪之前的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在经历二十世纪以来大量考古学实证研究后,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修正。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经济学,当他辞世未久,就受到了来自共产党阵营内部的批判,伯恩施坦的所谓修正主义,正是力图对马克思主义予以修正。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由于片面强调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忽略了交换也能产生价值,因此是不全面不准确的,他还认为,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论述,商品流通必定导致劳动者愈来愈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因劳动者购买力不足而不可克服,也是错误的,伯恩施坦的观点是,商品在世界范围内流通的结果,将带动穷困的前殖民地人民走向富裕而不是完全只有对他们的剥夺,经济发展的结果,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将以工资的形式得到重新分配,工人将从中得利,而不是愈来愈穷(注1)。今天欧洲福利国家,以及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事实证明了伯恩施坦比马克思更有远见,虽然伯恩施坦的理论到底有多少能站得住脚仍然要表示怀疑。马列主义理论体系中哲学和政治学方面的缺陷,当代西方大哲冯·哈耶克和卡尔·波普尔等人分别作过十分精当透辟的论述,汉娜·阿伦特从纳粹政权入手对极权主义实施的解构,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构起来的前苏联等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哈耶克认为,对社会生产进行计划的结果只会导向奴役,声称经审慎思考(以科学方法)可以发现人类进步最优化设计的思想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将导向对社会的全权控制,过份迷信理性的结果对人类的危害远大于益处。波普尔认为,从柏拉图开始的对人类和自然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的探求把人类引向了迷途,辩证法是个充满内在矛盾的纠缠不清的东西,不足为用,无论是经济决定论、阶级斗争还是历史决定论,都不足以视为根本规律,改进社会的可取的途径是采取零星工程的方式,在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正不足。阿伦特等人则认为,理想化地对能有一种对解决所有问题有效的政治信条,将导致对社会一切领域均有控制权的极权政府出现,现代工业和技术的发展,给极权统治合法化提供了基础,组织、通讯和宣传则为以恐怖的高压统治或富于诱惑力的劝说为基础的全方位控制、全民动员、公民生活和思想的协调提供了手段和便利,在“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专政”的外衣后面,全权控制社会的政权的实质是“极端恐怖”,这种政体打破了国家与社会团体、国家与个人人格之间的界限,使人在面对“国家”时无所遁形,从而人也就不复有任何自由。(注2)

对他们所涉理论和实际问题作进一步探讨是极有兴味和现实价值的,但这些工作不是本文的目的所在。本文讨论的是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学说中占据重要然而不是核心位置,却在今日中国官方霸权话语中长期居于中心地位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有三个表达式: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三个表达式的语言虽有所不同,其内涵却是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这种认识论自称揭示了关于人类认识的来源、内容、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永恒真理,断言一切认识都来源于并依赖于实践,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目的和检验认识是否是真理的标准,把认识看成是在实践基础上发生的,由感性认识能动地上升到理性认识,又由理性认识能动地回到实践中去的复杂的矛盾运动过程,认识经过多次反复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就有可能能并且只有如此才能获得对世界规律性的认识(注3)。众所周知,把“实事求是”一语从《汉书》中挖掘出来,作当代马克思主义式解读从而“为我所用”的人是毛泽东。毛泽东如是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它,‘是’,就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则是邓小平时代开始的标志,这个命题不仅帮助邓打败了政敌华国锋,确立了其在二十世纪后四分之一时间内中国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且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从1980年代直至21世纪初页的中国政治格局。说这两句话是中共全体官员吃饭的一大本钱,是并不过分的。走进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的“摇篮”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正面墙上铭刻着邓小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另一面则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为中央党校题写的校训“实事求是”。然而,那些脑满肠肥的官员们何曾料想,这两个命题、包括第一个命题其实是包藏有毒素的。

本文题旨在批判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实践观,间接为不急功近利地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进行辩护。然而,本文的写作动因却是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成绩让世界瞩目,与此同时,贫富悬殊扩大,各种社会矛盾越积越多,官方公布的数字,近些年来群体性事件持续上升,2004年达到72000起,2005年末这个数字又蹿升到87000起,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实现中国平稳转型,成了万千志士仁人最迫切的希望。生于当世,为国分忧为民主权似乎是思想者的份内之责,社会也以此要求于理论家。晚近以来,面对专制,民运屡战屡败,人们将败因归疚于民运理论不切中国实际,并以必须创造出切合实际的民主理论要求于民运理论家。部分理论家也以指引中国民主化方向设计民主化道路为己任,不辞惮心竭虑,夙心夜寐,如写作《递进民主》的王力雄等,以一种波普尔的所谓“天启式写作”的方式,希望通过审慎思考,全面系统地综合考虑当前中国的所有问题,“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拿出一整套“科学地合理安排”中国和平转型的理论。但是,这种公众要求和理论家的努力都包含着危险性。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观的来源与缺陷

西方哲学在康德及其以前拥有一个强大的不关世俗的传统。黑格尔的哲学虽然广受诘难,但在对待思辩哲学问题上,仍然持欧洲传统的立场。黑格尔认为,把哲学运用于实际生活,是对哲学的“凌辱”,因而极力反对“哲学干预生活”。马克思则不然,他特别强调哲学作为改造现实世界的手段的特殊作用。他认为,哲学的力量在于通过批判、启蒙和知识来改造不合理的现实世界,认为哲学必须干预现实生活。(注4)实践,在马克思看来,是人同外部世界(自然、社会)的关系,是人为满足自身的需要而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对象性活动。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也是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而人的实践就是不断超越现存的东西,追求比现状更好的东西。这也是人的本性。马克思说道:“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注5)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说道:“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注6)一般认为,马克思提出上述认识论观点,主要是为了解决创立唯物史观所面临的主要障碍。当时马克思有三个难题需要解决:第一,科学历史观要求承认历史创造者的主体能动性,然而在他之前提出、发挥这种能动性的哲学家却是立足于唯心主义的;第二,当时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在自然领域坚持唯物立场,在社会领域则否;第三,已经有了各种空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但如果科学历史观问题未能解决,共产主义也不能成为科学。(注7)马克思通过引入实践观念,建立了他的唯物史观哲学体系,认为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可以园满地地解决上述三大难题。

马克思把这种认识论应用到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前景和目标在于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要建成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与其诉诸人性,不如诉诸实践。马克思说,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注8),而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并且只能通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有革命的理论,而且需要有掌握革命理论的革命群众,“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注9)正是从这里可以看到,后来列宁主义的精英统治和群众灌输理论,实际上不仅仅可从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追溯其来源,也可从马克思本人那里找到预留的源程序接口。

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论,又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还被称作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实践论,认识论,反映论,三个名词在马克思信徒们看来是同一个东西,都是阐述人的思维与客观世界关系的理论。一般认为,哲学史上,反映论的创始者是费尔巴哈,但也许可上追到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巴门尼德。巴门尼德说过:“能够被思维的事物与思想存在的目标是同一的;因为你绝不能发现一个思想是没有它所要表达的存在物的。”(注10)。在这里,巴门尼德已经表达出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镜像关系,只不过巴门尼德并没有系统地论证思维对存在的依赖关系,也没有把这种关系视作一种不可移易的规律。费尔巴哈的反映论则将主体与客体关系称为一种客观规律,他认为人能够认识自然及其规律,认为自然界是一个发展过程,人以及人脑是自然界的产物(11)。为了把费尔巴哈和维科等人在自然领域的“旧唯物主义”引入社会领域,马克思引入了实践的观念。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马克思批评旧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局限于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主张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虽然马克思上述关于实践的观点散见于各篇文章之中,并非系统论述,但与其将物作为第一性思维作为第二性的本体论是自洽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在批判所谓的唯心主义从思想中构造现实世界后,论断思维是事物的模写或反映。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体系的完成者是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对恩格斯的反映论作了进一步阐发,到写作《哲学笔记》时,列宁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作了体系化的归纳。列宁认为,“人的和人类的实践是认识的客观性的验证、准绳。”,列宁所揭示的认识发展的辩证途径是,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包含两个飞跃。认为实践高于(理论)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并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列宁明确表述:“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存在的辩证途径。”(注12)形成于列宁之后斯大林时期的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认为,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人的知识,才能是后天社会实践的产物,实践并且只有实践才是知识的基础、源泉、动力、目的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认识依赖于实践,认为在实践中首先发生感性认识,感性认识能动地上升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能动地回到实践中,受实践的检验,指导人们改造世界,认识必须经过实践——认识——实践这样多次反复才能完成。在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上,实践论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性,认为理论的基础是实践,理论必须和实践相结合并为实践服务,反对理论脱离实际。(注13)大约是延安时期,上述实践论观念被传入中国。毛泽东,这位列宁主义的信徒,据此写作了《实践论》。这篇被誉为系统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读书心得,其所师承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原理上的错误将在下面论及,在此只说明,这篇“倒卖思想的职业好手”(注14,另:这篇论文在初稿完成后曾寄给张祖桦先生征求批评意见。张祖桦先生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张显扬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是抄袭两位苏联学者的,算不得创作)以“拿来主义”精神写的一篇哲学习作,在中国却被抬举到“光辉思想”的高度,被强制性灌输给全国,产生了无穷的流毒。直到今天,虽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已经面临日益边缘化的命运,但其实践观,却还存活在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中,被中共中央党校作为其所培养的全国中高级干部们的必学教条。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论,或称反映论,在其发源地,早就遭到他们在当代西方的传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竞相质疑。在当代西方学术界,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的不乏其人,但难觅一个这种反映论的传人。以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只是静止的、机械的反映论,他们崇尚实践和能动性,主张只要创造,而不要反映的认识论。他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做实践观与反映论的统一,不认为意识对现实的创造作用是以意识对现实的正确反映为前提的,因而他们多半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反映论对立起来,把意识对现实的创造作用与意识对现实的反映对立起来,从而把列宁所强调的反映论当做直观反映论、机械唯物论加以批评。他们在讨论认识论问题时,往往只把认识的对象限制在人类实践所达到的领域,认为可认识的只是已经进入实践的那部分自然界,就是说,主体所能认识的,只能是人们加工改造过的东西,主体自身的创造物。在他们看来,独立于人之外的东西,对于哲学和认识论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由此他们强调客体对主体的不可分离,否认意识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注15)

卢卡奇否认不依赖于主体的客体,反对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原则。卢卡奇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和弘扬人的主体性的要求出发,一般否认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上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基本派别的意义。法兰克福学派大将霍克海默认为,马克思受到科学的诱惑,晚年陷入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其历史创造学说落到客体方面,理论变成了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员大将阿道尔诺则认为,反映论是“照相理论”,“消极反映客观结构”,抹杀了主体的自主性,因而是非辩证的。法兰克福学派强调实践,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同的是,他们把实践作为观念性活动,强调创造,贬低反映。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另一传人,存在主义者萨特,强调人的自主性,否认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之间有关联,认为人可以脱离客观环境和客观规律而实现意志自由,认为人的进化都掌握在人自己的手中,而非什么客观规律,从而也就否定了人的意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的反映论,同时,萨特对实践作出的定义也与苏联传统的有所区别,萨特认为,实践是“有目的地克服物质条件的有组织有计划。”(注16)结构主义者亚尔都塞则认为,马克思早期假定了主体的具体存在,因而从主体出发进行经验认识,坚持反映论,后期的马克思把人的本质连同主体和经验一起抛弃,才达到了科学的水平。(注17)与苏联和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科书将实践笼统称之为人改造自由和社会的有意识活动不同,亚尔都塞把实践划分为构成社会经济形态的经济实践、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认为在这三者之外,还存在一种从理论到理论的理论实践。(注18)

反映论的主要缺陷在于人的空场,人不在场,场中只有物。要把这种人不在场的反映论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它的局限性马上就表现出来了。因此,即使是列宁,其社会实践与其反映论理论也呈现相互悖反的特征。在列宁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与反映论相反的“政治能动主义”,“唯意志论”倾向,十月革命期间,列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者斥为“经济决定论”,而反对列宁者则把他的十月革命称作不顾经济条件的唯意志论的表现,认为列宁的先夺得政权然后发展生产力的俄国模式是上层建筑创造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可以改变生产力。

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论并非从马克思脑袋里突然冒出来的,像其它理论一样,它也是建立在一系列所谓“不证自明”的理论基设之上。这种在潜意识中型构或囿限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论的显而易见的逻辑基设主要是从启蒙运动中诞生的理性主义,认为理性万能,人类的理性能够根由认识进而控制一切事物,实践论认为经实践检验过的理性知识应当用于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正是这种理性主义的证明。

通过上面对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论(反映论)的阐述可见,马克思列宁等人是把理性主义基设当作“不证自明”的“真理”来使用的,然而,正是在这里,现在的西方哲学已经证明人类的认识存在很大的误区。

理性主义的迷梦最早可追溯到人类智慧的起源时期,与对神的迷信基本同步,一种全涉的理性主义可以这样来表述:人类社会以及人所生存的地球秩序乃是某种理性(神,规律)安排的结果或其意志的体现,在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存在某种终极智慧(神,规律),人通过信仰(修炼、悟道)或科学手段可以接近那种永恒理性,或有可能将那种理性(真理、规律)据为己有,一旦掌握了那种终极理性(真理、规律),就等于掌握了打开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手握这种理性(真理、规律),人就全知全能,就可以对一切——现在和未来进行控制。对待历史和社会问题,能通过分析总结过去,发现规律,然后可以逻辑地演绎未来。这种理性主义的错误首先在于过高地估计了人的存在价值,其次则是过高地估计了人类智慧的能力,再次便是模糊了不同类的知识。(注19)对这种全涉的理性主义的解构首先从对神的否定开端,可是否定神之后又产生了对科学的理性的崇拜。科学的理性主义的实质只不过是将全知全能的神置换成了宇宙规律,在西方,一直有一种与神无关的强大的理性主义传统,这就是由赫拉克利特肇端,柏拉图加以发展,最后完成于黑格尔马克思的内在规律(理念)论,这个传统认为大千世界纷繁复杂的表象之后有一种内在规律(理念),人类智慧的发展将能发现和掌握规律(注20)。当代哲学认为,按可认知程度,人类知识可类分为四,1,确切知道的知识,即由人建构的知识,如数学,自然科学,语言学等,它们全是人的智慧的结果,因此人可以通过因果律等方法完全掌握;2,非人为建构却是人类进化的产物,也就是哈耶克的所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知识,主要指道德伦理等与传统有关的规则性知识(注21);3,分散的事实性知识,主要指由各个个人所掌握的与其本人生存直接关联的知识,这类知识只能通过信息系统进行部分收集,却不可能完全由某一个人或一个自称对社会全知全能的控制机关所悉数掌握(注22);4,关于宇宙自然过去未来的知识,如宇宙是否真的发生过爆炸?为什么要发生爆炸?为什么会有细菌病毒?等等,这类知识人类可以假设,也可能发现部分规律性的知识,但也许永远都只能知道果,而无法知道原因,这类知识如以赛亚·伯林所言,“但是由于自然并不是人发明的,它有自身的特点,不像符号那样能够自由地加以操纵,因此结论也就变得不十分清楚,不再是完全可知的了。”(注23)通过这种类分可以看到,理性主义只不过是把其它三类知识全误认作第一类知识,由此出发,断言社会和自然可以经认识其本质进而对其实行控制。实践论认定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并且必须来源于实践,都可以并且必须经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不过是并无知识类分意识的一种谵妄。

二、实践论占据中国官方霸权话语核心地位的另一个原因——经世致用传统及其错误所在

当对立统一规律、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阶级斗争、公有制、计划经济、民主集中制等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逐渐退隐之后,为什么实践论仍然能够在中国官方占据霸权话语核心地位?因为中国有一个政治实用主义的强大传统,实践论在中国与这个政治实用主义联姻,实现了在中国的传宗接代。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观念就是内圣外王,“圣”与“王”二而一,学与仕穿连裆裤,学而优则仕,士为仕而学。《礼记》“大学”篇的重要观点“修齐治平”,带有强烈的社会功用主义色彩。“中庸”篇所谓“君子之道四”,强调的是学者的社会责任。“秦王朝实行李斯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从那时起,一切学问都要以对巩固皇权统治有害还是有利,有用还是无用作为最终的判断标准,除了少量实用性的医药、农桑书籍,一概在禁止之列。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种重实用而轻理论的传统。”(注24)

到了明清之际,为了反拨宋明理学玄虚风气,当时的思潮主张学术研究应有利于社会治理、经济发展和实际功效,。顾炎武首先批评宋明理学的恶劣学风:“近世号为通经者,大都皆口耳之学,无得于心,既无心得,尚安望其致用哉?”(注25)由此提出了“通经致用”的思想。认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注26)李二曲提出:“道不虚谈,学贵实效”,“酌古准今以致用”(注27)。由此确立了理论和学术必须经世致用的观点。应该说,经世致用的主张对于反对空谈和务实效的学术风气是具有好的一面的,但其缺点也有显而易见的三点:一是急功近利;二是间接把对学术研究的决定权转交给了独裁者,经世致用的主张,其核心在于学术须为世所用,在专制制度下,定义能用不能用,或者说对用或不用拥有最后决定权的,只有专制独裁者;三是对学术持单纯功利主义态度,必定导向学术为国家整体利益服务,扼杀对纯粹精神领域的研究和对超验价值的研究。对一切学术研究都以政治实用主义的标准来取舍带来两个显而易见的恶果,1,扼制了哲学思辩,导致中国传统上没有真正的哲学,也没有真正的哲学家(注28),导致中国不仅今天的学术只有到西方传统中去寻找根基,而且实际政治制度和具体的政治运作方法都只有依靠学习和借鉴西方的一套或几套,才能解决实际问题;2,中国没有产生纯粹针对精神领域的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悖论的是,中国以经世致用为指向的理论,最后都被证明不足以经世致用,以虚构未来大同世界为根本的马克思主义,却又曾被中国人认为最适合中国当前实际。

到了近代,随着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1919年访华,由于其弟子胡适博士的积极鼓吹,实用主义哲学被介绍到了中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由其创始人之一查尔斯·皮尔斯将自己的理论改称为“实效主义”(pragmaticism)可见一斑。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可引用皮尔斯的原话:“一个概念的全部内容和意义在于它所引起的效果”。这种哲学强调立足于现实生活,把采取行动作为主要手段,把获得效果作为最高目标,把理论知识归结为“行动的工具”,把真理归结为“有用”、“效用”或“行动的成功”。(注29)反对传统认识论的符合论,认为思想、理论、学说的真理性的标准全在于对人的行动、实践是否有用、有效,即是否具有实际价值。杜威作为实用主义的另一创始人,“他感到黑格尔也像马克思一样很少看重实践和行动的效果,因此他后来及终生都反对理论脱离实践和认识脱离行动。”“主张理论和概念主要是用于指导行动的工具,理性本质上是一种试验和犯错误的活动过程。”(注30)不过,杜威的实践与马克思的实践含义是不一样的。杜威对实践一词作出了实用主义式的解读,他把实践归结为有机体适应环境的行为。(注31)

实用主义是个好东西,是美国的立国之本。著名美国哲学家桑塔亚那曾谈到,作为美国人的人生准则的哲学不同于他们外表上所拥护的哲学。“在口头上他们可能是基要主义者、天主教徒或唯心主义者,……但是从他们的内心和生活来说,他们都是实用主义者。”事实上,美国的政界和商界人士大都承认自己所奉行的哲学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也由此被认为是最能体现美国民族精神和生活方式的哲学。(注32)但是,美国和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是以自由主义为预设的,是承认和尊重个人权利基础之上的实用主义。即使如此,这样的实用主义也有其局限性。实用主义最大的弊端,最为人诟病的地方,就是它容易导向重利益而轻原则,重看得见的眼前而轻暂时还看不清效果的长远。在理论上,就可能带来严重的短视和急功近利。英国的布拉德雷、罗素,美国的桑塔亚那、洛夫乔伊都曾针对实用主义在理论上的矛盾、含混以及各种片面性提出了质问和批评。并由此把那些放弃或轻视普遍性和必然性、原则、客观实在、长远理想,而只追求眼前的特殊和个别利益、成功以及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倾向与实用主义联系起来。在现实生活中沾染见利忘义等市侩习气,甚至可能为各种恶行辩护。最终必然导致非理性主义和唯意志主义,在现实生活中陷于盲动和机会主义。所谓“有奶便是娘”正是实用主义的某种极端表现形式。毛泽东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林彪的“活学活用”,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猫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理论,正是实用主义的庸俗版,也是马克思实践论的合乎逻辑的庸俗结果。今天,经世致用的传统,与实用主义(如所谓“务实”的官方话语),汇合成就了中国当代政治实用主义的主流,这种实用主义与美国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有很大不同,其区别在于,中国官方现在的实用主义,拒绝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则,以一种乔装打扮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话语为前提,基本上是没有原则的实用主义,其根基却又扎在上面已经指出过的错误的理性主义土壤里,这就使得这种实用主义非常恶俗,一切理论只有为当前政治服务,只有紧密联系当前权力所喜好的这一“实际”,才是好的和有用的,一切为在当前权力斗争中得势一方所反感的,便是坏的,是应予“打倒”的,或必须“彻底铲除”的,一切不能为权力带来实际效用的,则是不联系实际的。吴敬链先生有一段话可以为这种恶俗的政治实用主义提供证明:

“共产党人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自己行动的理论基础,本来应当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给予极大的重视。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农民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内斗争中又把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确定为教条主义,再加上毛泽东本人片面强调知识的实用价值的思想倾向,就大大强化了轻视理论思维的风气。特别是1957年‘帮助党整风’的运动中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呼吁克服那种以引证训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搬运转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代替科学创新的不良风气,吸收现代经济学的积极成果,发展我国的经济科学,却被说成‘向党猖狂进攻’;提出意见的学者也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这就使不少经济学家把进行经济学研究视为畏途。在那以后,经济学就变成了现行政策的描述或颂歌,学者的言论如果违反苏联教条或者不符合现行政策,即使不被扣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帽子,也会被指摘为‘严重脱离中国实际’”。(注33)

三、实践论,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的命题会带来哪些危害?

混淆了纯粹价值层面的思辩与在事实层面为解决问题所需要的理论二者间的区别。

理论普遍性程度愈高,针对具体问题的实用价值便愈受限制。一种全涉的普遍性理论面对实际问题往往毫无作用。这正是列宁当年抛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掉转头来搞新经济政策的原因。如果用理论必须来源于实践的观点看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本人的主要理论几乎全没有实践作前提,全是从理论到理论的“天才创造”。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时刚从大学出来不久,并没有参加什么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晚年的《资本论》是在大英图书馆里写成的,并非像工人那样拿工资亲身体验剥削的成果。把共产主义学说当作普世真理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们,为了解决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脱节问题,便创造了所谓的“国情论”,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要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具体情形而定。季诺维也夫在《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中对列宁主义所下的定义是:“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被中国官方定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为什么要与国情相结合呢?因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一遇到现实问题就成为大而无当的东西。现在我们知道,国情论是个伪理论,人权等具有普世价值的原则不应根据国家地域而变更,国情论其实不过是全涉的号称解决现实一切问题的终极真理在遇到实际情况无法自圆其说时的伪饰和托辞。

事实和理论,各有各的评价标准,二者不应混淆。对此,休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命题:“所有的价值命题用逻辑方法进行推断的时候,你最后的前提当中必然也需要包含着价值命题,不可能从纯粹的事实命题只通过逻辑推理达到价值命题。”(注34)事实评判标准主要是真或伪,有利或有害,利害大小。事实性问题往往只有某些极端情况下才能分清对错,而在这种极端情形下,一旦分清对错,往往就伴随有巨大的利益获得或损失,在通常情况下却不能使用非此即彼的简单的对错评价,比如现在有100亿财政支出款,给山东还是给湖北,对分还是多给湖北一点多给山东一点,如果使用对与错的简单的评价体系,便会造成对抗,贸易方面的谈判与纠纷情况更为复杂,当然更不能使用对错来评判。理论的评判标准是合理不合理,深或浅。理论不存在有利有害的问题,只有将理论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之时,理论才会产生利害。解决实际问题,主要不是靠普遍性的理论,而是单个的具体的措施,只有对普遍性存在的事实,才应用得着某些普遍性的理论。但对以解决普遍性问题为目的理论的应用,类似事实却未必产生同样结果,这不仅与理论应用者对理论的领会程度和个人能力有关,而且往往是事实与事实间似是而非的细微差别导致结果发生天地之判。相对于事实性问题,理论同样复杂因而同样难以用简单的对或错来评价,原则上说,理论不怕错误,一种理论大可以是错误的,某种理论体系也大可以是反复试错的。理论错了,大不了没人相信,一种眼见得是错误的理论,很难产生实际利害。与错误相比,“正确”的理论危害可能更大。二十世纪人类犯下的大错,都有一种“正确”的理论与之相对应。理论绝对不应用简单的对或错来评判其存在价值,一种理论在当世不被看好,很久以后却得到广泛推崇,和在当世受到广泛推崇,后人却不以为然的现象举不胜举,比如叔本华与黑格尔,叔本华生前受黑格尔学说的压制,郁郁不得志,后世其学问受人尊重,黑格尔生前享尽普鲁士首席哲学家的荣誉,现在却沦为广受非议的集权主义辩护人,马克思列宁主义更是一个活生生在就在眼前的实例,曾几何时,在苏联和中国都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现在被视作危害人类的极权主义理论,而纳粹的种族主义和反犹理论至少在希特勒等人生前看来,也是绝对正确的。但这些现在都被视为错误。

事实不仅仅是理论的材料。唯名论唯实论的争论,个别与共相的关系,是一个鸡与蛋的话题。理论总是化约的,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总是针对它所力图解决的有限的常常只能通过不完全归纳而赖以成立的事实,并根据这有限事实来看待真实的一切。有限事实所归纳出来的理论,仅仅是假设。“一种危险是,信奉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它们也许提出了新颖的真知灼见,但仍然是片面而过于简单的,没有能力正确地对待足够多的事实,而是仅仅或主要关注那些它们所阐述的事实,并且根据它们来看待其余的一切。”(注35)

认为掌握了某种理论,或者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到实际情况,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以统摄全局,指导别人,中国大大小小的官员,特别是那些经过学校(党校)培训过的干部,对所学知识抱一种迷信的态度,以为通过学习提高,自己就可以掌握对一切工作应付裕如的本领,可以对任何工作作出正确的决策。这种建立在理性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妄自尊大正是万千中国官员的思维范式。这种思维范式在中国以制度化的面目出现,各级党政“决策机关”内设的“调研室(处、科)”,正是实践论的产物。毛泽东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至今仍然被国内大小机关当作建构决策程序的金科玉律。其实这是一句根本经不起分析的昏话。发言权是基本人权,为宪法和国际法所保障,岂能以调查的有无而有无?对实际情况了解多少,影响的只是发言的质量,却不能否定发言权本身。

对现实问题的不同对待,体现出专制主义与民主自由的不同思维方式。专制主义迷信优秀人物,同样对自身和人类的能力持迷信态度,声称导师、领袖揭示了事物的本质、社会发展运动的规律,学习导师提供的方法,就可以实现对社会和自然全知全能式的“完美”控制——他们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民主自由主义者,则主张现实问题要交给掌握有事实性知识的人,当事人,让他们把解决问题的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现实问题是多重的,每个主体所面对的不一样,每个人的需要不一样,每个人思考的侧重点也不同,有的是经济,有的是精神,马克思只承认经济。认为掌握了一个规律,就掌握了根本,以此为万能钥匙,可以打开一切锁,现在证明他不过是偏执于一端。如果说对现实问题有一种理论的话,这种比较可取的理论方法是经验主义,对关涉现实的问题,采取试错的、妥协的、宽容的态度。容许与事情相关各方各自主张,在规则范围内平等博弈。

2.混淆了理论的分工,抽象思维与实用科学各有存在的必要。

1983年3月16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周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文中说:“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又把理论为实践服务了解为单纯地为政治或阶级斗争服务,忽视了理论的相对独立性。这给我们的理论界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形成一种急功近利的学风。例如,对于理论联系实际作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把基础理论的研究当作脱离实际来批判,认为任何理论都必须收到立竿见影之效。十年内乱时期形而上学猖獗,实用主义横行一时。林彪提出急用先学,做什么学什么,一度成为指导思想。实用主义恶性膨胀的结果便是抛弃系统知识和基础理论……”周扬的这段话,可以作为几十年来混淆理论分工造成的恶果的最好注脚。

理论是与实际相对而言的,但这并非说所有理论都一样。理论内部是有分工的。基础理论与应用学科理论之间,同属理论,特点却大不相同。不应对一切理论以是否联系实际或是否解决实际问题来决定取舍。如果以是否解决实际问题对理论作取舍标准,那么,人类文明成就的相当一部分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全球被印成外文数和印刷量居前两位的《圣经》和《道德经》,以及《理想国》等经典,古典的《几何学》,都不是作者为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的作品。

正是有见于此,金岳霖冯友兰等哲学家都肯定完全务虚的理论的存在价值。金岳霖有“空架子的论理”一说。冯(友兰)在《新理学》中使用“实际”和“真际”两个概念,就为的解决论理的“空”“实”的问题。他说:“哲学对于真际,只形式地有所肯定,而不事实地有所肯定。换言之,哲学只对于真际有所肯定,而不特别对于实际有所肯定。真际与实际不同,真际是指凡可称为有者,亦可名为本然;实际是指有事实的存在者,亦可名为自然。”依此则“真际”便成为哲学需要处理的问题,尽管它已经脱离了“实际”,变成“不切实际”的“真际”。……哲学不怕空。中国传统哲学在“空”“实”问题上未免不够彻底。(注36)“新底形上学,须是对实际底无所肯定底,须是对于实际,虽说了些话,而是没有积极地说什么底……新理学就是兴这种传统的启示,利用现代新逻辑学对于形上学底批评,以成立一个完全‘不着实际’底形上学。”(注37)

务虚的思辩哲学的目的,是探索智慧,是在处于确切知道的知识与完全无知的知识之间的领域探索,哲学并不一定要承担解决现实问题的责任,它可以以解决未来的某种问题为目的,政治学才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学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求一切理论都为现实政治服务,理论就成了政治的婢女,堵塞了那些不为现实政治问题服务的理论的生存管道,给理论上的一元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也给舆论和权力扼杀某些眼前用不着但可能在长远发挥作用的理论,以及与政治和社会主流观点相矛盾的理论和持该理论的人提供了合法性支撑;邓小平给中央党校题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理论与马克思本人的论述都不相合,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论要求是否能够直接成为实践要求呢?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注38)“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这里马克思等于在说,理论有时候也是检验现实的标准。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给那些在眼下看来不合政治趣味然而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成为公众首选的观念或理论提供出现的机会,才能给政治的发展提供更宽广的前景。对此,哈耶克有相当精当的论述:“发展的根本在于少数的远见能使众人信服。”(注39)“思辩哲学似乎是一距我们日常生活和即时利益极其遥远的东西,但是它实际上却是这个地球上对人们影响最大的东西。”(注40)

3.混淆了理论家与政治家的社会分工,给政治强梁提供了对社会灌输思想和实施政治控制的借口。

哈耶克主张,理论家与政治家之间,应当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思想家的责任是出思想,政治家的责任是利用当前普遍认可的某种思想实施治理,以讨好选民。理论家是思想的生产商,政治家是思想的应用者和消费者。政治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思想,只需要了解社会成员中普遍需要什么,而且也只能按社会成员的普遍需要去说和做。“所谓成功的政治家,也会认为其成就源于如下事实,即他是在为人们所接受的思想框架中行事的,亦即是说他是以迎合多数意见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和谈论问题的。这对于那种认为政治家应当成为思想领域中的领袖的说法来讲,简直是一种反动。在民主制度中,政治家的任务就在于发现何为大多数人的意见,而绝不是传播那些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有可能成为多数意见的新观念。”(注41)

要求所有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必然进而要求所有思想者都为现实服务。混淆两种不同角色的社会功用,虽然有可能让优秀的思想家成为政治家,但也潜伏了政治家强要做思想家的巨大危险。掌握暴力资源的政治家,出于巩固一己权力地位的目的,往往以一贯政治正确的思想家自命,以暴力和欺骗手段向社会成员强制推行、灌输领袖的“思想”,把国家社会变成领袖新思想新观念的试验场,同时又以暴力野蛮手段强行消灭与之不同的思想。(注42)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政治强人之所以信奉实践论,固然与他们理性不足,看不到实践论中包藏的错误有关系,但更主要的也许要归因于他们把个人目标定位在夺取最高权力,把一切资源都为这个目标服务。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言以蔽之,都是政治功用主义学说,都是围绕着谁来夺权、如何夺权、在哪里夺权、如何保权来思考的理论和策略。在依靠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严密的组织内部,为了能够胜出,这些人需要以某种思想说服追随者,同时击败政治对手,树立绝对政治权威。斯大林就深明在布尔什维克组织内部树立理论权威对于确立政治权威的作用,“在斯大林的心目中,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斯大林这样评价列宁,也这样要求自己。但是,斯大林不是继承和发展列宁的理论,他要的是列宁继承者的地位,要树立的是列宁主义的解释者与捍卫者的形象。”(注43)这些政治强人强调理论来自实际又受实际检验,实际上给他们利用公共权力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借口实施社会控制打开了方便之门。

政治家掌握的是多数,新观念却总是由一个人或极少数人所掌握的。在理论家与政治家的角力中,理论家也许会在某个久远的时间得到公众尊敬,但在现实中,却总是处于弱势。顾准储安平林昭马寅初等人当年面对毛泽东思想时正是这种处境。要求理论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那么,实践检验的效果如何,这个效果由谁说了算,最终必定谁掌握权力谁掌握正确,谁的拳头厉害谁就效果好,谁孤单一人,谁就是空中楼阁。然而,真理经常掌握在无权的少数人手中。把真理交给变换不定的实际去检验,结果必定即时性重于长远性,权宜永远大于原则,最后必定滑向政治至上主义,理论一元主义,从而给理论上的一元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五十余年来,实践论在中国成了诛灭异己的武器。

四、结论

如第一部分所述,实践论在它的出生地已经式微。实践论是理性主义的产物,肯定唯理主义的建构论,其逻辑结果是审慎思考设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可得出最优化的社会改造方案。二十世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地对社会制度进行的各种试验,都是在这种建构论唯理主义主导下发生的,如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反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人们在试验这些主义的时候付出了几千万、上亿人的生命代价(注44)。到二十世纪末,人们终于明白,最好的社会改造方案乃是渐进的、经由模仿经人类历史竞争选择出来的成功有效的制度和习惯来改造社会。

理论可以不必联系实际,也可以联系实际,部分理论根本不能联系实际,部分理论则与实际相关联。要一切理论都着眼于研究解决实际问题,是错误的。那种认为人类可以经由不断改造自然和社会最终找到解决一切麻烦而把人类带入人间天堂的观念尤其有害。理论是否联系实际,选择权掌握在理论创造者手中,理论家的责任只在提出思想,不一定非得去管理论是否得到或在何时得到应用;选择某种或不选择某种理论的权利则掌握在政治家手中,政治家不必要有思想原创,他的责任在于在诸种理论中选择最能迎合特定时势下公众利益和公众舆论的某些理论;社会应对纯思辩性理论采取宽容的态度,鼓励试错,鼓励创新,不以效用为要求;对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则要区别对待,对涉及公共政策方面的理论,不应以是否联系实际为取舍尺度,必须放开公众舆论,让诸种理论公开博弈,由人民通过手中的选票来自由选择;对关系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理论,不宜于以实用和创新为标准,而应该以学习先进国家成熟的经验为主,避免付出高昂的试错成本。

注释:

1. 麦克里兰著,《西方政治思想史》,台湾彭淮栋译,海南出版社631页)

2.《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编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23-824页

3.《社会科学大词典》彭克宏等编撰,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4. 王锐生、黎德化著《读懂马克思》,四川人民出版社,第33页

5.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55页。

6.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56页。

7. 王锐生、黎德化著《读懂马克思》,四川人民出版社,92-93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60页

10. 伯特兰。罗素著《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2004年版,第79页

11.《社会科学大词典》彭克宏等编撰,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

12.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1页

13.《社会科学大词典》彭克宏等编撰,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14. 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社科版2000年,第59页

15.《读懂列宁》,张翼星加翠香陈岸瑛合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页-245

16.《现代西方哲学》,刘放桐等编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0页

17.《读懂马克思》,王锐生黎德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5-371页

18.《现代西方哲学》,刘放桐等编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6页

19. 人们在生活、行动和创造时所应遵循的原则,是预先确定的并受自然本身的主宰。[英]伯林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20.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陆衡等译,社科版1999

21. 邓正来,《哈耶克的社会理论〈自由秩序原理代译序〉》,载于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3页

22. 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社科版2000年,第90页

23. [英]伯林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

24. 吴敬琏:《现代经济学与中国改革》,载于递进民主网

25.《亭林文集。与任均衡》

26.《亭林文集。与人书二十五》)

27.《二曲全集》卷七、卷十四

28.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页。

另,顾准在《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载于“五柳村据新青年》中国学术城”)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论述:

于是,“君天也,天不可逃也”就算是注定了。知识分子不满意这一套,只好像贾宝玉那样当和尚去。……在西方,政治的权威不是至上的权威,思想有出在“和尚”中的不少,不过那种“和尚”是研究科学、写哲学著作的“和尚”。入了空门,精研几何、逻辑、天文,皇帝老子也管你不着。中国,除了伦常礼教,没有学问,专心知识探究宇宙秘密不是出路,要逃避王权,只好走老庄禅佛一路。

中国思想只有道貌岸然的训条。中国没有逻辑学,没有哲学。有《周髀算经》,然而登不上台盘。

29.《社会科学大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

30.《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编译,中国政法大学2002年版,第209-210页

31.《现代西方哲学》,刘放桐等编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4页

32. 刘放桐:《实用主义与中国现代的政治和文化冲突》,网络文章

33. 吴敬琏:《现代经济学与中国改革》,载于[递进民主]网

34. 转引自张千帆《言论自由与宪政》,载于观察网January 31,2006.张文原文有一段论述:

“事实判断是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价值中立的事实进行判断。事实命题是可以验证真伪的,因为有一个感觉和理解达成普遍的判断标准。这是一瓶水,这是一瓶油,这是水还是油,通过经验的方法就可以去检验它。事实问题我们可以有一个对错的判断,因为我们有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另一种判断是价值判断,或者说是规范性问题,是我们对某种事件或现象所表达的具有感情色彩的评价。我还要提到休谟命题:‘所有的价值命题用逻辑方法进行推断的时候,你最后的前提当中必然也需要包含着价值命题,不可能从纯粹的事实命题只通过逻辑推理达到价值命题。’这就是说对任何一个价值命题无论你怎么往回推,推到最终仍然具有价值性和规范性,不可能是完全精密的事实。”

35. 罗杰。豪舍尔,《(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序言》,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36. 刘梦溪:《学术思想与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19页

37. 冯友兰《新原道》,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冯友兰卷》下册,第80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62页

39. 哈耶克著《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4页

40. 哈耶克著《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8页

41. 哈耶克著《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7页

42.参见徐友渔:《殷海光的逻辑经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初探》,见于网络徐友渔专栏。兹把原文的整段话转引于下:

因为经验主义既以经验为认识的出发点和基础,也把经验当成认识的界限。它认为人的认识就在感觉经验范围之内,什么“物自体”、“本质”、“规律”等等超出了经验,是不可认识的。……经验主义者都强调认识的有限性、片面性、暂时性、可错性,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就和黑格尔主义者相反,不认为人类(或人类的优秀分子,不论是先知还是革命导师)有能力认识、掌握什么历史的本质、社会运动发展的规律。而后一种观点再发展一步,就会以历史终极目标或人类根本利益的名义主张服从的必要性和强制的合理性。20世纪人类最宏伟的社会实验和最大的悲剧,就是在“推动历史的必然发展”的幻觉中发生,或以此为口实进行的。

43. 姜长斌,左凤荣著,《读懂斯大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

44. 参见王从圣:《苏哈托32年的独裁统治为何三天之内倒台?》,载于[递进民主]网。王从圣先生在这段话后面还有一句话,颇有道理,兹转引于下:

只有民主宪政是人类社会可能实现的最理想制度,我们切不可动则以万乘之国做各种花样翻新的试验。尤其对落后国家,人们没有理由试验前无古人的新制度,最为稳妥的是建立已有充分经验教训的民主宪政制度。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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