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跟一个年轻的朋友聊天，聊到中途，他突然冒出一句，你这么温文尔雅，谁能想到你打过架？我大吃一惊，是吗，我有吗？朋友贼嘻嘻地说，是啊，早听说了，你在中学教书时跟人打架的事了。我哑口无言，我似乎一下子记起了生命迸发期的活力，我不仅打过架，跟人吵过，而且不止一次两次了。我仍然记得，在一个编辑部，我作为一个副头跟正头吵架的事；我拍打他的桌子，把他吓坏了，我自己也气疯了的情景，历历在目。天哪，那是怎样的痛快！
今天的人们似乎以温柔敦厚为教了，君子动口不动手，正人君子都显得中正、平和。流风所及，甚至七八岁的孩子都老成得可以，那些青春少年都会在我面前显摆自己是平和的、优雅的、渐进改革的或是保守改良的。而拍桌子的我们，倒显得少不更事似的。我现在就已经持重得跟拍桌子的自己是两类人了。
但我知道拍桌子的可贵。为义、为理、为情，人没有任何借口为自己的苟且辩护。现在就要兑现一切。我们来到世上就是为了实现我们的权利，就是为了兑现你们许诺的生命至上、敬畏生命一类的说辞的。在这些自然正义和社会正义面前，没有任何借口可以忽视或无视每一个人的权利。
遗憾的是，今天大多数人不会拍桌子了。曾听一个环保组织的朋友讲，他们的头儿把该组织当作自己的自留地、“土围子”，七八十岁的人了仍然恋栈，不肯把机会传承给年轻人。任何关乎组织发展的项目都在“老人政治”的把持下做得磕磕绊绊，所有的员工都明白，但除了两三个员工跟老人拍过桌子，绝大多数人选择了苟且；在老人的操纵下，那几个员工不得不黯然离职。而这个组织绝大多数人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本应是最有血性、最能明辨是非、最少私心的人，却选择了忍气吞声。这个组织就这样发展了十几年，仍不死不活的，仅仅成了一个名利场，于社会并没有多大的益处。
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朋友聊起来，感叹说今天能拍桌子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了。在新闻界，绝大多数人选择了驯服。在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在迎合学官。在官场，官大说了算，是一个常识。在公检法，公务员们的敬业之道就是做好上司的仆人、帮凶、替罪羊；在文教卫，从业者们的职业伦理号称是“多帮忙、少添乱”。……不消说，对这些领域的描述是互文的。这是我们当代的一大特色。
如果不能为义而战，那么，为利而战的时候，弱势的一方叫维权，强者一方叫什么呢？
“黑暗，以太阳的名义，在公开掠夺。”
据说，达摩东来，是要找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自胡适之阐发了这个意思后，很多人喜欢这句话，以为自己将做了不受人惑的人。
其实，按英国大哲人在启蒙运动之初的预言，现代社会将会满足人的理性和欲望，唯独会在精神气魄、血脉性情方面压抑人。事实也如此，我们能找到一些不受人惑的人，但要找一两个血性的人，可就太难了。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