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7月31日，张孝若写信给胡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现在政府对老百姓，不仅仅防口，简直是封口了，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前月看见先生在《新月》所发表的那篇文字，说的义正词严，替老百姓喊几句，打一个抱不平，不问有效无效，国民人格上的安慰，关系也极大。试问现在国中，还有几位人格资望够得上说两句教训政府的话？像先生这样的要说便说，着实是‘凤毛麟角’了！现在最不堪的，是人格破产，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不弄钱，上行下效，变本加厉，与廉洁二字确成背道而驰，恐怕要弄到只有府门前一对石狮子干净了。”武人蔡锷反对袁世凯称帝是“为国民争人格”，文人胡适在《新月》批逆鳞、争人权照样是“国民人格上的安慰”。
在李尚平、孙志刚他们惨遭横祸的时代，又有谁能给“国民人格上的安慰”？当湖南乡村教师李尚平因为仗义执言而被蓄意谋杀时，举国上下，除了《南方周末》等极少数几份报纸报道了真相，除了网络上的愤怒和悲伤，面对一个青年教师的死，偌大的教育界，多少名流贵人们竟无一人公开说一句公道话，也没听说有教育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议案。李尚平惨死，同时死去的还有正义、良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欲求“国民人格上的安慰”而不得的时代。
2003年春天，当孙志刚遭收容而丧命的消息传出，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拍案而起，以一个教师、一个母亲、更是一个公民的身份写下了那篇正气凛然的檄文。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兴良教授和许许多多也谴责了“完全丧失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收容制度”。正义的呼声终于把收容制度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场。她们的声音，不仅安慰了孙志刚的在天之灵，更是“国民人格上的安慰”。
面对无辜生命的丧失，面对邪恶的谎言，那些有地位、有名声的人，更应该挺身而出，因为他们对这个社会负有更大的责任。1923年，地质学家丁文江在燕京大学发表讲演，提出“少数人的责任”，呼吁知识分子负起更多责任。如果每个人都苟安在自己温暖的屋檐下，恶劣的社会风气、与现代文明不相容的旧制度又怎么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苟且偷生、奴颜卑膝的“作家”、“大师”“学问家”再多，也绝对不会给一个民族增添丝毫的荣光，反而只是多几个酒囊饭袋，多几分耻辱。“犬吠蛙鸣齐颂圣”，除了像舒芜的诗中所说，他们还能做什么？二千多年来，一个民族只知道向皇上高喊“万岁”，这样的时代早就应该结束了。如果今天我们还要喊“万岁”的话，应该喊“李尚平老师万岁”、“高耀洁医生万岁”、“蒋彦永医生万岁”……只有那些带给“国民人格上的安慰”的人们才值得我们尊敬。风萧萧兮易水寒，他（她）们直面这个千疮百孔、毫不完美的世界，义无返顾地说出了真话，李尚平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