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7月31日,张孝若写信给胡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现在政府对老百姓,不仅仅防口,简直是封口了,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前月看见先生在《新月》所发表的那篇文字,说的义正词严,替老百姓喊几句,打一个抱不平,不问有效无效,国民人格上的安慰,关系也极大。试问现在国中,还有几位人格资望够得上说两句教训政府的话?像先生这样的要说便说,着实是‘凤毛麟角’了!现在最不堪的,是人格破产,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不弄钱,上行下效,变本加厉,与廉洁二字确成背道而驰,恐怕要弄到只有府门前一对石狮子干净了。”武人蔡锷反对袁世凯称帝是“为国民争人格”,文人胡适在《新月》批逆鳞、争人权照样是“国民人格上的安慰”。

在李尚平、孙志刚他们惨遭横祸的时代,又有谁能给“国民人格上的安慰”?当湖南乡村教师李尚平因为仗义执言而被蓄意谋杀时,举国上下,除了《南方周末》等极少数几份报纸报道了真相,除了网络上的愤怒和悲伤,面对一个青年教师的死,偌大的教育界,多少名流贵人们竟无一人公开说一句公道话,也没听说有教育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议案。李尚平惨死,同时死去的还有正义、良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欲求“国民人格上的安慰”而不得的时代。

2003年春天,当孙志刚遭收容而丧命的消息传出,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拍案而起,以一个教师、一个母亲、更是一个公民的身份写下了那篇正气凛然的檄文。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兴良教授和许许多多也谴责了“完全丧失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收容制度”。正义的呼声终于把收容制度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场。她们的声音,不仅安慰了孙志刚的在天之灵,更是“国民人格上的安慰”。

面对无辜生命的丧失,面对邪恶的谎言,那些有地位、有名声的人,更应该挺身而出,因为他们对这个社会负有更大的责任。1923年,地质学家丁文江在燕京大学发表讲演,提出“少数人的责任”,呼吁知识分子负起更多责任。如果每个人都苟安在自己温暖的屋檐下,恶劣的社会风气、与现代文明不相容的旧制度又怎么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苟且偷生、奴颜卑膝的“作家”、“大师”“学问家”再多,也绝对不会给一个民族增添丝毫的荣光,反而只是多几个酒囊饭袋,多几分耻辱。“犬吠蛙鸣齐颂圣”,除了像舒芜的诗中所说,他们还能做什么?二千多年来,一个民族只知道向皇上高喊“万岁”,这样的时代早就应该结束了。如果今天我们还要喊“万岁”的话,应该喊“李尚平老师万岁”、“高耀洁医生万岁”、“蒋彦永医生万岁”……只有那些带给“国民人格上的安慰”的人们才值得我们尊敬。风萧萧兮易水寒,他(她)们直面这个千疮百孔、毫不完美的世界,义无返顾地说出了真话,李尚平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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