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1981年1月,我刚当选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代表,出席了那一届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在小组发言会上,一位代表、北京大华衬衣厂的李厂长很有感触地说:“现在我们是要改革,只改良不行。”

英文Reform, 中文可译作“改革”,也可译作“改良”。不过在中文里,“改革”和“改良”这两个词的意思不尽相同。“改良”总是指在现有体制和架构内的改变。“改革”的意思则可能更宽一些,它既可以指现有体制和架构内的改变,也可以指突破现有体制和架构的改变。这后一种意思就和“革命”差不多了。譬如,邓小平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这话在中文里是通的。但倘若有人说改良是革命,那就不通了。李厂长说“我们是要改革,只改良不行”,那无非表明,他感觉到,正在开始的这场变革(当然,他指的是经济的变革),仅限于现有体制与架构之内是不够的,而且还要有所突破。

无独有偶,在1989年,英国学者提摩西 · 加顿· 阿希(Timothy Garden Ash)在回顾这一年的东欧剧变时,自造了一个新的英文词,曰“Refolution”。所谓Refolution,就是用Reform这个词的前半部分加上Revolution这个词的后半部分,也就是Reform+Revolution。阿希认为,1989年东欧剧变既有Reform的性质,又有Revolution的性质,所以叫Refolution。这倒和中文里的“改革”相对应。中文的“改革”不是正好可以理解为“改良+革命”吗?

三十多年来,“改革”一词可以说是国人使用频度最高的词汇之一。然而在同一个“改革”的名词下,却有着很不相同的内涵。有些人所说的改革,实际上只是改良;有些人所说的改革,实际上是改良+革命。

顺便一提,“六四”之前,大家都说改革,几乎没人自称改良。最早把自己定位为改良派的大概要算哲学家李泽厚。李泽厚在1992年发表文章,题目是《要改良不要革命》。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明,在现阶段,“议会制、反对党制虽不是一蹴可得,非目前可以立即要求实现的现实,但政企分离、党政分离、舆论开放、公众社会等等,却是可以在现有体制和框架内逐步实现的,而它们的实现必然会以某种中国式的形式突破现有框架和体制,这就是辩证法”。在这里,改良既然到头来会突破现有框架和体制,那显然就不只是改良了,而且也有革命的意思了。另外,李泽厚说议会制、反对党制“非目前可以立即要求实现的现实”,言外之意,它们是未来可以要求实现的。事实上,他也确实把它们列为未来的目标。这就和其他那些改良+革命的改革派,起码是在价值取向上没有什么区别了。是的,李泽厚明确表示反对革命。但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和其他自称改革派乃至自称革命派的人们的分别,并不是在理念上、目标上,而是在方式上、步骤上。不消说,这种分别也很重要,甚至相当重要。你可以对之批评,但你不应因此而看不到或不承认彼此间在价值取向上的一致。

这些年来,人们围绕着改革/改良/革命的问题进行了很多争论。遗憾的是,其中有些争论实际上是出于概念的歧义和彼此的误读,故而意义不大。我希望在今后的争论中,首先要注意对概念的分辨梳理,去除掉那些无谓的语词之争与各说各话,避免大而化之,努力找出真正的分歧所在,然后再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批评。这样才能使得我们的争论更有意义,也更有成效。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期 2010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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