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1981年1月，我刚当选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代表，出席了那一届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在小组发言会上，一位代表、北京大华衬衣厂的李厂长很有感触地说：“现在我们是要改革，只改良不行。”
英文Reform， 中文可译作“改革”，也可译作“改良”。不过在中文里，“改革”和“改良”这两个词的意思不尽相同。“改良”总是指在现有体制和架构内的改变。“改革”的意思则可能更宽一些，它既可以指现有体制和架构内的改变，也可以指突破现有体制和架构的改变。这后一种意思就和“革命”差不多了。譬如，邓小平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这话在中文里是通的。但倘若有人说改良是革命，那就不通了。李厂长说“我们是要改革，只改良不行”，那无非表明，他感觉到，正在开始的这场变革（当然，他指的是经济的变革），仅限于现有体制与架构之内是不够的，而且还要有所突破。
无独有偶，在1989年，英国学者提摩西 · 加顿· 阿希（Timothy Garden Ash）在回顾这一年的东欧剧变时，自造了一个新的英文词，曰“Refolution”。所谓Refolution，就是用Reform这个词的前半部分加上Revolution这个词的后半部分，也就是Reform＋Revolution。阿希认为，1989年东欧剧变既有Reform的性质，又有Revolution的性质，所以叫Refolution。这倒和中文里的“改革”相对应。中文的“改革”不是正好可以理解为“改良＋革命”吗？
三十多年来，“改革”一词可以说是国人使用频度最高的词汇之一。然而在同一个“改革”的名词下，却有着很不相同的内涵。有些人所说的改革，实际上只是改良；有些人所说的改革，实际上是改良＋革命。
顺便一提，“六四”之前，大家都说改革，几乎没人自称改良。最早把自己定位为改良派的大概要算哲学家李泽厚。李泽厚在1992年发表文章，题目是《要改良不要革命》。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明，在现阶段，“议会制、反对党制虽不是一蹴可得，非目前可以立即要求实现的现实，但政企分离、党政分离、舆论开放、公众社会等等，却是可以在现有体制和框架内逐步实现的，而它们的实现必然会以某种中国式的形式突破现有框架和体制，这就是辩证法”。在这里，改良既然到头来会突破现有框架和体制，那显然就不只是改良了，而且也有革命的意思了。另外，李泽厚说议会制、反对党制“非目前可以立即要求实现的现实”，言外之意，它们是未来可以要求实现的。事实上，他也确实把它们列为未来的目标。这就和其他那些改良＋革命的改革派，起码是在价值取向上没有什么区别了。是的，李泽厚明确表示反对革命。但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和其他自称改革派乃至自称革命派的人们的分别，并不是在理念上、目标上，而是在方式上、步骤上。不消说，这种分别也很重要，甚至相当重要。你可以对之批评，但你不应因此而看不到或不承认彼此间在价值取向上的一致。
这些年来，人们围绕着改革／改良／革命的问题进行了很多争论。遗憾的是，其中有些争论实际上是出于概念的歧义和彼此的误读，故而意义不大。我希望在今后的争论中，首先要注意对概念的分辨梳理，去除掉那些无谓的语词之争与各说各话，避免大而化之，努力找出真正的分歧所在，然后再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批评。这样才能使得我们的争论更有意义，也更有成效。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期 2010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