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当过复旦大学校长的杨福家现为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在接受国内媒体专访时,他不无感慨地说,在英国,作为名牌大学校长虽然有很高的荣誉和地位,但在实践过程中其权力却处处受到制约,可以说“既有权,又无权”。表面看起来,大学的每一项决议都只有等他签了字才能实施,而实际上他拥有的只是执行权,不是决策权,该不该签字往往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因为所有比较重要的决策都要在校务委员会上讨论通过,校长有发言权,但要接受反驳。对于校务会议的决定,校长即便有不同意见,也得去执行。有一次,他以校长身份邀请一位著名的中国学者偕夫人访问诺丁汉,却为报销旅差费的问题发了愁,因为他花钱的事他说了不算,这个权力属于同样是校务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财务总监,财务总监直接向校务委员会负责。在权力受到严格限制、连校长请客都要请示下属的情况下,要发生腐败丑闻是不太可能,即使发生了,也很快会得到纠正,这就是制度健全的好处。

“象牙塔”为何沦为“重灾区”?

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曾被看作是圣洁的“象牙塔”,然而,这几年来各地不断曝光的高校腐败案,却让世人大跌眼镜。据权威的《瞭望》周刊报道,陕西理工学院副院长黄祥林已经是3年来该省被查处的第七个“厅级”校长了。“见一叶而知秋”,陕西高校的腐败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因受贿被判刑10年的同济大学副校长吴世明、因受贿被指控的南京财政大学副校长刘代宁、因经济问题“出事”的江苏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杭中茂、副院长杨佩剑,仅广州一地的高等院校,5年当中就发生了各种违法违纪案件100多起,立案查处多达153人。这些被发现、被曝光的高校腐败案触目惊心,让党的喉舌《瞭望》周刊禁不住发出“象牙塔”为何成为“重灾区”的疑问。

腐败之风蚕食、侵蚀到了神圣、庄严的学府固然有种种原因,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明白的,但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原因就是缺乏制约、缺乏切实有效的监督所致,如果我们的高校也有像诺丁汉大学那样的制度保障,包括校长在内权力都是有限的,腐败就可望减低到最少程度。任何权力如果变成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没有什么力量可以管束的,那么他们把手伸向不该伸的地方也就是自然的。

同时,高校腐败案的频频曝光还透露出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除了缺乏一个对权力构成有效制约的机制,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学术尊严和大学精神的缺席,从而导致一些大学管理者“有知识,无文化”、“只谋食,不谋道”,他们的心中弥满了对金钱、权势和一切物欲的贪婪,精神世界一片空白。

大学本该是一个国家文化命脉之所系,是一个民族更生的基础,即便是在国土沦丧、山河破碎之际,迁移到西南偏僻之地的各个大学也始终保持弦歌不绝,那就是维系一个民族的学术生命,传承文明的种子,为国家留一点元气。包括西南联大、浙江大学在内,虽偏处云南、贵州,但那个时候的高校,依然担当起了自己的使命,依然是社会的精神中心、道德中心,具有辐射社会的能力。这个能力首先就是建立在大学自身的精神和道德追求之上。竺可桢先生认为认定大学教育首要的是道德教育,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一定要有高尚的道德,他说,无论社会如何腐化,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他一定能坚持自己的选择,“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如此。但大学犹之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之标准也。”

毋庸讳言,如今的高校之所以不再是世人仰望的精神“象牙塔”,还有一个因素是学校的高度行政化和普遍的商业化,对功利化的追求常常超越了对知识庄严的坚守,弥漫着一股急功近利的浮躁气氛,从领导、教师、学生,有很多人已不能坚持人文理想。从曝光的那些高校腐败案来看,那些翻倒的厅级、副厅级校长、院长多为惟利是图之辈,对学问没有兴趣,他们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欺上瞒下,瞒天过海,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荣华富贵转眼成空。还有不能忽视的一点,这些被揪出来的腐败分子,往往是在高校里掌握人、财、物分配大权的行政主管,据说一些高校后勤行政人员的编制超过了一线的教学人员,行政后勤这一块俨然成为了高校的重心。老实说,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作为高等学府,毫无疑问应该以从事教科研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们为重心,而不是以行政后勤人员为重心。遥想当年,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为了学术和教学事务给系主任、院长、教务长写纸条,提出各种要求(当然是在情理之中的),字里行间都有一种尊严和体面。他们才是大学的重心,所有行政人员(甚至包括校长)都是为他们服务的。在“象牙塔”丑闻频发之时,我们更加需要培植这样一种风气和氛围。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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