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受教育的年代，文风流行晦涩，文字流行朦胧。这样一个深刻的“语言学转向”至今少有人研究。近三十年来的汉语特征之一，就是学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普世的问题“中特”化、把现实的问题历史化或明天化……久而久之，我们已经不习惯于用引车卖浆一流的语言交流，我们忘掉了大地上的话语，一切都是书面的、学理的、舆论的、时尚的……
想起前贤，从莎士比亚、但丁，到狄更斯、巴尔扎克，到果戈理、高尔基，到惠特曼、马克-吐温，他们都是当时民族共同体的语言大师。果戈理们熟悉俄罗斯各地的方言，且运用自如。惠特曼等人则确立美式英语。这些事已经隔世。西方近代的哲学思想经过语言学转向之后，其写作日益分工细密，与传统写作同中有异。而我们的社会里至今少有百科全书式的精神个体，至今少有立言立法式的写作表达。
上层的努力不够，那么，下层呢？既是官腐民败，那么民众似乎只是精英生活的拙劣的募仿者，一个劣质的翻版。民众无能代表自己，他们只能被代表。民众无能表达，他们说不出来。久而久之，在听与说时，他们已经不习惯那种简明的话语。而他们自己的话语貌似市井、乡野，属于引车卖浆之流，但实际上是精英文化及其卑劣的一支——娱乐文化对他们想当然地理解而制造出的话语产品。这些通过各种媒体分配下去的话语反过来支配了他们的生活。比如北京冯导的贺岁片所制造的话语，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近年北京民众的日常话语生活。一个国民的真实心态，倒在大家和他自己的视野之外。
这个极为诡异的民族言说空间是如此被污染，以至于从中诞生的整整几代民众都忘记了明心见性的本能。他们需要被灌养，需要别人的话，需要复杂一点儿的话语，虽然他们早已经就是王小波笔下的“十几亿傻子”。真实因此成为社会最稀缺的资源。一旦真实来到他们面前，他们要么不相信，要么傻傻地问一句：“真的吗？”他们不相信自己正经历的生活，他们相信汉语里所宣传所论证的生活。如同他们出门不看天气，他们更相信天气预报一样，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账单，他们相信专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图表、增长点。
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的社会做一个最真实的个体，成本高不可攀的原因。与其做一个真实的人，过真实自在的生活，倒不如去做精英，做专家学者，做成功人士。而那些有良知的专家学者，不得不在自己的文章里拐弯抹角地说一些真相。大家都用翻译语言、学理语言，比如“把把都想胡”换成“赢家通吃定律”、“马太效应”或“不落空阶级”，比如“专制国家”换成“非代议制政府的国家”……这些朦胧、晦涩的文字，充斥了我们的汉语空间。我们要了解在中国生活的真相，要了解中国心灵的来处和去路，几乎是难的。这呼应了去世七十年的鲁迅的话，今天的汉语要活画出“这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是难的。
陈志武教授是在美国成名的大牌经济学家，据说他是华人经济学家里的前几位了，他在我们的报纸上撰文，“国有制和政府管制真的能促进平衡发展吗？”驳斥那种把我国贫富差距归咎于市场化改革的论调。我一点儿也没兴趣看这位值得尊敬的经济学家的文章。我看见在他的文章下面，是同样值得尊敬的网友们的跟贴：
——“任何人请勿将此贴从置顶位置拿掉。切切。愚昧是如此之多，此文无论经过多久时间，仍是一剂良药。”
——“个人感觉，陈或许会抗起杨小楷去世后倒下的那一面旗。”
——“遗憾的是，在中国，这种旗手不过是凭着死力气，把一些近似大白话的真相，告诉从来都是被愚昧的叫嚣所蒙敝的沉默的大多数而已。”
——“陈先生此文中的观点，无须论证就可以体会其必定是真相所在。但为了告诉人们这些简单的真相，还不得不引经据典、绘图列表……”
——“还不得不耗用最聪明的大脑，在西方取得了成就之后，再过来重复一些近似白痴的道理，才不至于被最白痴的口水所淹没。”
我看了只有叹气。不过，如前所说事情的两面，一面是精英衰败，一面才是民众的愚弱。有一个网友就在跟贴里说：“明显罗嗦了一些，陈先生应该做林觉民们那样的榜样，最好再入世一些。”
遗憾的是，做成精英的人永远不会以林觉民那样的人为榜样。因此，在我的理解里，近三十年来荒唐的汉语语言学转向是厌恶革命、告别革命的表现。这里的革命一词，虽然当事人都声称是指暴力、流血一类的言行，但已经实在地跟“人性”、“人心”等义了。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