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的一位兄长,年轻时意气风发,以天下为己任,但十几年来,不断转向,从最初蔑视官本位到逐渐计较职称进而官职的大小,这个渐变改良的过程充满了喜剧。他的兄长也从当年的热血可爱男儿改良为官场的良种,一种人格渐卑庸福近的“官人”。朋友曾经意味深长地跟我说,他的兄长跟他有一次谈论天底下最难之事时,答案绝然相反,朋友的答案是,挣钱最难,他兄长的答案则是,不挣钱最难。我笑骂朋友,活该,你跟当官儿的谈什么挣钱,他们在那个位置上,当然是想不挣钱最难了。

朋友说,他当然知道当官有当官的难处,但难在想不挣钱,还要让他同情,未免太那个了吧。我笑说,太什么了,厚颜了,无耻了。比这还有更匪夷所思的说法儿,90年代中期以来,不就有作家同情官员,希望全社会体谅官员的难处,“分享艰难”吗?中国太大,国弱民贫,要管理这么大的国家,要处理这么多转型年代的人事,不容易啊。最近不也有经济学家说,官员是利益受损最大的阶层之一吗?朋友哑口无言,最后迸出一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啊。

我知道,我们触及到专制生活最本质的问题。那就是官员对资源的占有力度,他们在绝对腐败的权力运作中,对世界的看法跟我们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他们当然也有感叹做人做事难的时候,但那种感叹不是矫情就是无行。他们就像我们身边的暴发户哭穷,穷啊,他穷得没钱买汽油,他穷得没钱维修别墅的房顶……用恩格斯的语言,我们以人类最丰富的情感认知,也未能想到有大权在握却感叹不想挣钱的艰难,也未能想到人间有这群叫做人的生物。我在四五年前就不断引用他们的顺口溜:年年难过年年过,而且过得还不错。

其实,当官在专制生活中是投入最小收益最大的职业,几乎是古往今来的通例。只有专制时代的清官和民主社会的官员觉得这职业重大,徐九经有名言:“当官难,难当官。”“当官不为民做主,不若回家卖红薯。”除此以外,可能没有人觉得官员不好当,觉得不好当的要么是还不会当的履新官员,要么是自作多情却往往替罪的帮凶吏员。李鸿章甚至说下了名言:“一个人如果连当官都不会,这个人就实在太笨了。”李说,世上只有当官最容易,“连当官都不会,你还能干什么?”

这话引起了极为广大的共鸣。我就听官说过,也听吏说过,他们这一辈子只会当官吏,而且只愿意当中共的官吏。如果中共不要他们,他们会愁眉苦脸:他们能干什么呢?

这并不是说他们真有共产党人那种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他们那样说,是变着花样说,他们一辈子只想当官。流风所及,甚至有着革命完人之称的周恩来都坦承自己有“官瘾”,这一官瘾曾让当时与闻的革命干部们大吃一惊。他们革命一辈子,忽然间,心底里最隐秘的一块被总理的官瘾说撩拨出来了。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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