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平从商20多年。用她的话说,在中国做生意,要取之有道,“就只能挣点儿小钱过日子”。20多年的小钱累积让她也早已小康,她对自己最满意的是,在这样的世道里,她的人格还算纯净。但有一天,她忍不住跟朋友们说起了自己在欧洲旅行的事。

她们一行七、八人在德国某城市旅游,坐地铁时,刘的一个旅行包忘在车座下面了。她们一行出了地铁时才发现,只好认倒霉。大家一面劝她宽心,一面去逛当地最热闹的街。当她们走过几个街区,到了目的地时,一个法国人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追上她们,送上了刘的旅行包。大家感动不已。刘新平更是心里受了极强的震撼。

原来这个法国人在地铁里很快发现了刘的旅行包,他追了出去,没有看到中国人。就向当地人打听,还打听中国游客爱逛的街道,一路追赶,居然赶上。旅行包里有刘的几千美元现金、一件衣服。刘新平说,她自认为在中国人里是道德高尚之人,但在法国人面前,她的内心自许似乎显得脆弱了。那件衣服,从此挂在她的衣柜里,她不敢穿。她说,绝非矫情,跟欧洲人比,她的心灵是否纯净,绝对是一个问题。

这些话在朋友们中间引起了反响。很多人举例进行对比。有时候,问题不得不通过对比来说明。大量的事例说明,我们的心地是粗鄙的、幼稚的。我们的铁路官员坐车买票就会是新闻,我们的地铁家属坐车不买票也会是新闻,我们的厅局长当街宣誓还是新闻……新闻要强烈暗示的意思是,我们的生活在好起来。有人举例在丽江旅行的时候,泡温泉遇到一个泡温泉的老外没有洗面奶,就好意地把自己的洗面奶给她用,结果,老外一看洗面奶的牌子,就批评她说,你为什么用这么贵的牌子,这要花费一千多元,这笔钱可以使这个地方的贫民子弟交几年学费,你不觉得你应该帮你的同胞做点儿事吗?这个朋友说,她当时身心都赤裸得羞愧死了。有人还说,今天的中国人见面会问,你信了吗,你有信仰吗?似乎只有信了才是好人。就如同一些戴有色眼镜的人,觉得只有他们的党员才是好人,只有他们体制内的人才是同志……音乐家梁先生说,人家还用说吗,人家多数都是那么做的,还用说自己是信徒吗?

满街都是圣人,是宋明理学心向往之的境界。从朱熹到王阳明,都以为人心可以改变。但对怎么改变,他们的努力似乎失败了。何况在现代社会,人是通过政治来实现自我的。不经这一关键,而以为自己在专制生活里可以实现生存、安全、爱、承认和自我等需要,不是天真就是自欺欺人。

我后来一再说,圣贤,是传统中国最高的人性典范,但其实是现代文明社会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人格。不傲无告,不废穷民,嘉孺子而哀妇人。这是圣人用心。早已在文明社会由制度设计和公民行动得到了双重的保证。像茅于轼先生那样,得几百元稿费要去交所得税,去帮助农民生产,这些行迹在西方社会似乎触目皆是,但茅先生被称为我们社会具有圣贤气象的人,不值得新儒家们反省吗?

事情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我们有不少同胞,把这种圣人行迹看作傻。他们到欧美有如90年代初期的一句谜语:总理出国,打一现代文学名著,谜底是《虾逑传》。他们得了便宜卖乖说,老外个个傻得不得了,好骗极了。薛涌观察到这个现象,他写道:“到了我们中国人这里,一切都倒了过来。穷人得了一笔意外之财会诚惶诚恐,精英得到别人的帮助会觉得天经地义。”那些到美国占了便宜或拿了奖金的读书人更是觉得那是人家欠着他的:“谁让我脑子长得好呢?”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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