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博唠阁里，已经多次谈过钱锺书先生了。最近写在香港访书经历，又提到自己买得《围城》英文版以及杨绛《干校六记》台湾版，引起一些朋友的兴致。在给我的短信中，一位朋友说“一直很欣赏您的特立独行，却很诧异您对钱氏夫妇的痴迷。他们二人远没有先生的担当。不知您怎样认识您的这种偏好。”我觉得有必要对于这件事做些分析，当然，只是简短和粗浅的看法。
不少人对于钱锺书先生的政治态度有些质疑，我以为主要是由于对何谓政治意见的认识的差异。对于政治发表意见，不必一定以直接指向的方式，而完全可能是间接的，通过引述表达的，以及借古讽今的。一部《管锥编》，涉及各种领域，其中包括对于钳制言论的谴责，对于民贼与贼民之间的辩证关系，关于“神道设教”以及愚民者亦自愚的分析，凡此种种，都明确表达了他对于专制政治的抗议。其实，我这样的在古典文史方面缺乏修养者读《管锥编》，往往只能看出一些很直观的见解。其中引用的许多著作，自己根本闻所未闻，不能一一查考上下文，也无法理解在特定的地方作这样的引用的“微言大义”，如果高人细读，心有灵犀，一定会在那些充满了引文的字里行间发现更多具有丰富政治意蕴的言辞和思想的，正像余英时先生在陈寅恪诗词里发现政治言说那样（参看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湾东大出版社1998年）。
实际上，已经有人通过不同的角度试图挖掘钱先生的某些表达的特殊意义。例如，李慎之和余英时先生就颇注意钱先生1989年一首诗所蕴含的政治意义。那首题为“阅世”的诗吟咏的是什么呢——
阅世迁流两鬓催，塊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馀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需要特殊解读方能理解其中深意的例子甚至包括小说《围城》。按照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解释，这部小说实际上包含着某种政治意义，也就是说，旨在反映1927年以后中国国内的政治悲剧，当然，也包含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的判断（参看Spence为《围城》英译本所写前言以及汤晏：《民国第一才子钱锺书》，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页280-81）。这似乎有些“索隐派”的作派，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在判断一个像钱先生这样的文学人（man of letters）的政治见解时，只是看文字表面是否直接议论了政治问题恐怕是远远不够的。
在谢泳的文集《杂书过眼录》（工人出版社2004）里，一篇题为“钱锺书与清华‘间谍案’”的文章透露了作者发现的新材料——1956年前高等教育部呈送中央的名为《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这份报告把钱锺书定性为“反动教授”：“如文学研究所钱锺书在解放前与美国间谍特务李克关系密切，和清华大学所揭发的特务沈学泉关系也密切，曾见过‘蒋匪’并为之翻译《中国之命运》，还在上海美军俱乐部演讲一次。在解放后一贯地散布反苏反共和诬蔑毛主席的反动言论；1952年他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他将毛选拿回家去翻译，他说‘这样肮脏的东西拿回家去，会把空气都搞脏了’。诬蔑毛选文字不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时，他说：‘共产党和苏联一伙，国民党和美国一伙，一个样子没有区别’。他还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乡下饿死好多人，比日本人在时还不如’；当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时，他说：‘胡风问题是宗派主义问题，他与周扬有矛盾，最后把胡风搞下去了’，等等反动言论。”（页93-4）据谢泳的看法，这份当时为秘密的报告连钱本人都不知道，但是却是一份显示其人格与思想的珍贵材料。
不过，若论钱先生对于民族国家的担当，他在文学领域中的成就已经是光照千古了。这样杰出的人物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按照约翰逊博士的说法，“卓越的智慧禀赋，才是至高无上的福祉；每一个国家的声誉，都建立在国内文学家的成就与尊严上面。”（《约翰逊传》页157）。至于政治的成败优劣，还是更多地让政界以及从事政治法律研究的学者们来承担责任吧。
2006-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