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今天耳闻目睹的种种事情，政局的，社会的，民生的，文化的，都是以不改革为代价，谁改革谁下台，谁不改革，谁维持现状，谁忍气吞声遮丑，谁公然牺牲自由民主，谁就是“老大”。
活生生的反贪剧＋警匪片
我们听到的所谓坚持改革不动摇，实乃是坚持“不改革”不动摇，而且这样的不动摇更像一部大戏，不光故事是真实的，导演也是真实的，演员们更是真实的。比如赖昌星一案，简单一个“红楼”，不但发生了官场腐败案，还有警匪勾结案、权色交易案，一位评论家这样说，警匪片、三级片，片片都是流氓当道，小人当道，简直没有一个好人。而在沈阳发生的刘涌黑社会凶杀案背后，更是惊险，警匪一家，一人双面像，上至分局长，下至禁毒队，众公安涉黑涉毒，警察与黑社会，联手无恶不作。单单在“沈阳黑帮教父”刘涌手下，就有4警察当骨干，这些骨干的上级，更是只露一角的“冰山下面的大冰山”。
现在，刘涌虽死，但千千万万个小刘涌却得到了保护。这年月，牺牲一两个演员不算什么，只要“铁打的营盘还在”，更多的贪官和更多的刘涌勾结，就像愚公移山一样，把国家的巨额资产转移到自己家里，转移到国外。
对于现实真实发生的“大片”，所有的评论无力而多余。十年前是这样，十年后更变本加厉。我熟悉的一位评论家说，荧幕上的反贪剧＋警匪剧热持续上升，其中《黑洞》的原型就是刘涌案。面对沈阳如此频密与震撼的官场一窝烂与警匪利益一家，评论早已多余，悬念本身才有“趣味”，真实的电视连续剧正在进行，忽悠吧，撕杀吧，丧心病狂吧。
再看辽宁籍首富袁宝璟，其死刑前举报的省政法委书记是谁？疑问一个接一个，辽宁的更多高官还安然在台上人模人样，或者说继续潇洒。
袁宝璟，辽宁省辽阳市人，北京建昊集团董事长，曾是中国最年轻的上市公司董事长，有“北京的李嘉诚”和“中国股票第一人”之称。2005年1月13日，辽宁省辽阳市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袁宝璟死刑。2005年10月14日，本该被执行死刑的袁宝璟出人意料地活了下来——死刑被暂缓执行。10月26日，有媒体曝出袁宝璟没死是由于他捐出了价值近500亿人民币的个人资产。10月30日，有关人士介绍说，在当时长达11小时的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激烈交锋，袁宝璟当庭翻供，称原口供系办案人员刑讯逼供而出。11月1日，袁宝璟律师邬明安对《新世纪》周刊表示，袁案存在众多疑问，如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袁雇凶杀人等等。11月8日，袁宝璟另一律师刘家众表示，袁被暂缓死刑，并不是因为他巨资捐款，而是由于他检举揭发了涉及现任某省常委、政法委书记的经济犯罪事实。（见《新世纪周刊》2005年11月14日）
富豪袁宝璟死刑被叫停，使得其“雇凶杀人”案件的疑点再增，而死刑叫停的真正原因，并非如坊间流传的他捐赠500亿元所致。死刑暂停还让袁宝璟再度成为公众焦点，袁的妻子、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著名舞蹈家卓玛曾不止一次为袁喊冤，袁宝璟律师也认为仅凭现有证据判处袁宝璟死刑立即执行的确牵强，甚至有人曝出，袁宝璟被判极刑另有原因。袁宝璟案开始变的扑朔迷离。
莫非，袁宝璟暂缓死刑是由于“重大立功表现”？袁宝璟辩护人之一、北京信利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刘家众律师对《新世纪》周刊表示，袁案峰回路转，缘于他举报了一起涉及1.2亿港币的经济犯罪大案，是辽阳市检察院而非法院的决定。而袁宝璟举报的犯罪线索涉及某省的一位现任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至今这个主角还没有出现，或许，死的总是大演员。否则，大演员一出场就死了，还叫什么好戏啊。只是遗憾，这样的“好戏”，以牺牲人民的利益和民主自由为代价，就像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被断头一样，不能不说很残酷，很血腥。
官员们，都争先恐后地当富翁，当超级大演员，谁愿意被改革啊。而百姓们，却被政府引导着“坚持改革不动摇”，都水深火热之中，越改水越深，越容易动摇，毕竟被饿死、被虐待死，被贫困死，还不如反抗而生。这是悲剧的下场，却又是共产党革命起家的又一个轮回。
国家统计局局长是戈培尔再生
最近报道，属于多年来“西部大开发”地区之一的青海化隆和贵州松桃地区，非法制贩枪支活动由来已久。据说，当地群众的生活非常困难，一年的收入也就在几百块钱，私自制贩枪支可以买到1500—3000元，对当地群众有一定的刺激。6月13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徐沪通报公安部部署开展集中整治爆炸物品、枪支弹药、管制刀具专项行动有关情况，并承认西部贩枪的实际情况。
公安部官员能够认识到非法制造贩卖枪支与贫困有关，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贫困是政府无能造成的，甚至是体制很坏及官员集体腐败造成的，逼出来的。他们官僚集团，既得利益集团，谁会愿意把自己的利益给“改革”下来？所以说，如果不解决那些地方的贫穷，要制止非法制售枪支，化解治安难题，缩小贫困差距和两极分化，肯定是无稽之谈。同样，如果不把政治制度改良好，管不住腐败分子集体之下的丧心病狂，那么，农民和工人起义肯定不在话下。
至于国家统计局局长、所谓经济学家邱晓华先生的最近说法，实在是天生的出演“戈培尔”的好演员。6月12日他在北京大学公开说，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健康的发展势头，在“十一五”末期，中国经济很有可能赶上德国。目前。中国与德国仅仅相差4000亿欧元，也就是5000-6000亿美元（合人民币40000-48000亿）。按照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十一五”末期（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很有可能赶上德国，将达到人均3000美元（24000元人民币）左右。15年后，即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之际（2021年），中国将达到人均5000美元（40000元人民币）左右，总量基本上可以赶上日本。再过30年至35年，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2049年），中国人均将达到1万美元（80000元人民币），总量将大致赶上美国。
评论员梁发芾这样用心良苦地总结说，“原来我们国力已经如此强大，国家是如此富有，我们的前途是如此光明，那么，我相信，国家拿出相当的资金，把因为贫困而制造贩卖枪支的，背井离乡偷渡的，以及在乡下没有办法生存而到光鲜的城市作小商小贩给城市抹黑的人们的贫困问题解决，同样大有希望。”可惜，这样的话，1989年之前就已经说过多遍了，完全是一相情愿。1989年以后，随着血腥的“镇压大片”现场直播完，“稳定压倒一切”成为惟一能说的声音。17年之后，“超级大演员”、大嗜血的独裁者邓小平也死了，“稳定压倒一切”已经让耳朵生老茧了，所以邓的后人又换新一句台词“坚持改革不动摇”——详见“六四”十七周年后，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以及6月初《求是》（原《红旗》杂志）评论《推进改革开放努力实现新突破》，不过好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句废话。
让我们再看看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比一下当下种种“大片”和“高级导演”、“高级演员”的真实发生，就可以知道，现在的中国实情，还叫“坚持改革不动摇”吗？种种迹象已经证实，现在实在是“坚持不改革不动摇”，官僚资本主义和医疗、住房、教育这“四座大山”，已经逼着广大民众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劫难逃了。
丛林规则：赢家通吃，弱家被通吃
谁是真正的强者，谁是真正的弱者，往往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平时我们看到招摇过市的汽车，闯红灯，响着警笛，却又不是警车的，我们只能理解车上坐着的是当官的，或者是有特权的。他们喜欢这样招摇，这样“公事公办”。否则，他若是一般老百姓心理，又不是警车，何必装警灯、拉警笛呢？
前不久，我去了几个沿海县城，看他们几位领导乘坐的公车车牌号，就知道他们的官职有多大。首先是县委书记，肯定是这个县里权力最大的人，他的车牌号只能是0001（后四位）。县长，二号人物，就是0002，然后就是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依次类推，随着车牌号上的数字慢慢变大，他的权力也就越小。这是官场上的规律，虽然他们当领导的未必承认这是特权，但至少他们心理平衡，会认为这是“至高荣誉”，是不花钱的政治待遇。
再看有钱人，自然在当官的面前不能称“老大”，但他们也可以有“豪情”，比如他们的车牌号可以是88888，也可以是66666，是99999.总之，当掌权者可以用权力换来“至高荣誉”的时候，他们当老板的，也可以用金钱换来与特权相呼应的另一种“至高荣誉”、“政治待遇”。
除了汽车的车牌号，还有电话号码，都处处可见特权的痕迹。最近，网上公布过东北某市公安局领导的电话号码，比如局政委的手机号码就是13×29500002，个人的电话就是6280888；局政治部主任就是13×29500009，个人的电话就是4688828.通过这些电话号码的数字可见，局长肯定是00001，局政治部主任肯定是在领导班子中位于第9位。其手机号码显示权力，而个人固定电话则显示出财富，否则他们就不会特选有那么多的“8888”。他们要权，又要钱，要“双赢”。
“防火防盗防记者”
我们不难看到，连我们身边的记者也成为“官老大”，手里有权，就有一切，比如利益等。
5月16日，新闻出版总署了公布北京四家报社的地方记者站负责人，如《中国工业报》、《中华工商时报》、《经济日报》农村版、《中国食品质量报》，以揭黑或曝光为条件相要挟，向采访单位和被采访人進行敲诈诈骗被逮捕的事件。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老牌的《中华工商时报》，就出了一个“名记者”，其有一句“名言”叫“阅后见报”，只是还没等见报，他索要的钱财已经到手了，见报的事情就算了。
今日《中华工商时报》原浙江记者站站长孟怀虎的敲诈细节更惊人：2003年6月，一名宝马车主在浙江省石油总公司某加油站加油后，发动机出现故障，车主提出索赔一辆新宝马车，双方协商未果。宝马车主将此事反映给浙江的《钱江晚报》报道了，此事赔偿后就算了结了。可没想到，这个报道被《中华工商时报》社浙江记者站记者获悉，当成一个大线索——似乎有“大鱼”可钓，进而穷追猛赶。该站站长孟怀虎遂联系当事人采访，并很快将一篇批评报道传真给浙江省石油总公司，居然像省委书记一样大笔一挥，要求公司“阅后见报”。最终浙江省石油总公司付给孟怀虎35万元，孟怀虎将其中17万元交给宝马车主作为赔偿款，余下18万元放在记者站账户内。此外，孟怀虎通过类似方法，在浙江多家企业中强拉广告、收取“活动费”、为企业进行所谓的“形象宣传”，获取大量非法财物。2005年11月9日，孟怀虎涉嫌敲诈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正式拘捕。
像中华公商联主办的《中华工商时报》、国务院主办的《经济日报》农村版这样的大报记者都这样干，更别提类似《中国食品质量报》、《中国工业报》这种知名度不高的报纸了。目前这几个记者落网，似乎更证实了“只要会弄钱，人人都能当记者”的笑谈了。
其实，了解宣传部体制的人都明白，“阅后见报”的背后实际上是“官老大”的思维模式，一般掌握大权的领导人掌管着控制舆论的大权，民意未必能使批评报道“见报”，而“有权就有一切”的领导人就可以实现“阅后见报”。比如，某学校乱收费了，记者写好了批评报道让领导批示，该领导阅后就可以批上“见报”字样。假如这个领导不希望这个内容见报，就写上“阅”就可以不“见报”了。但是，假若这个领导是个小领导，或者没有掌管着控制舆论的大权，就只能看了稿子“破财消灾”了。其实，这个财也不会从他腰包里掏出一分，都是公款，他花起来同样大方。如《中华工商时报》社浙江记者站站长孟怀虎“生财有道”，先将一篇批评报道传真给浙江省石油总公司，然后要求公司“阅后见报”。最终，企业害怕，开始“公关”，对方提出“90万元”，后经过讨价还价，最后付给孟怀虎35万元。问题就出在这里，一是富得流油的浙江省石油总公司没有掌管着控制舆论的大权，摆不平《中华工商时报》记者，必须需要钱财开路“公关”；二是浙江省石油总公司不可能没有毛病，据说该加油站的油有“猫腻”，所以《中华工商时报》记者就这样一举摆平了浙江省石油总公司。
这就是现实。一方面，我们的宣传部门年年有这样或那样的规定，要求记者采编人员只允许采访和组稿，不得从事经营活动，但实际情况是，许多记者被要求去弄钱。形成“上有硬指标，下有黑手段”，新闻单位一方面树牌坊，另一方面逼良为“娼”，目标只有一个：繁荣“娼”盛。
事实上，根据一些新闻单位的记者反映的事情看，尤其是中央级的一些新闻媒体根本不拨给地方记者站经费，要求记者站自负盈亏；甚至有一些报社要求记者站每年交纳五到十万的管理费，甚至有的大报把地方记者站承包给个人，每年上交40万纯利后多余的全部返回给记者个人，《中华工商时报》就是典型例子。2003年4月，《中华工商时报》社与其浙江记者站站长孟怀虎签订“广告经营承包协议”，由孟怀虎负责承包15个广告版面，完成税前纯利40万元—多余的就返还给孟怀虎。为了规避政策，报社此前还擅自设立“中华工商时报浙江新闻中心”，违规从事新闻采编、报刊发行和广告经营活动。民间舆论评论纷纷谴责该报的做法，认为“有如此牟利之剑高，大肆搞敲诈，地方记者站焉能不择手段谋取利益？”事后，新闻出版总署对《中国食品质量报》社等4家报社记者站记者汪启明、孟怀虎、卜军、陈金良以新闻报道为名，向基层单位和群众敲诈或诈骗财物的违法违规活动发出通报。对《中国食品质量报》社和《中华工商时报》社进行了行政处罚，撤销了其违规设立的记者站，吊销涉嫌犯罪记者的记者证。
记者站记者可以不会写文章，但不能不会拉赞助，搞钱，尤其是借用记者的金字招牌瞒天过海，与政府上下层层拉关系，搞创收。创收搞不到就敲诈，于是，“防火防盗防记者”成为民间顺口溜。记者站没有记者，记者不写稿子，如此舆论工具，沦为四处敲诈的棍子，真不愧为“中国特色”。
民怨与弱势
特权，往往罩着特别的光环，似乎他们已经成为这个社会主流一员，已经成为这个社会最幸福的人。可当他们一旦被夺去特权，光环一一脱落，他们却难以找到平民百姓的快乐。事实上，由此引发的问题就是社会如何实现公义的问题。社会分配不公，效益高于公正和公平，权力就会异化为腐败的温床，自然就会制造更多的不公，导致民怨沸腾，导致社会发生动荡，暴力事件接连不断。
至于民怨沸腾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了，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这个词。今天，北京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5月22日，正在北京访问的德国女总理默克尔，除与国家领导人胡、温会谈外，还在北京的德国驻华大使馆会见了关注中国“三农”问题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作者陈桂棣与吴春桃夫妇。我们看到，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人口最多的而且享受权利严重低于城市居民正是农民，中国最大的问题也是“三农”问题。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新时期执政党面临的最大社会问题。陈桂棣说，默克尔很想听一听农民的声音，她想知道实情。德国新总理之所以让陈桂棣、吴春桃夫妇感到非常激动，是因为这位德国总理给他们的印象显然与其他政府高官不同。而当天获邀请与默克尔见面的维权人士一共有4人，除了陈桂棣夫妇外，另外两人是韩会敏及魏伟。韩会敏成立了“打工妹”组织，专门协会外来打工妹，魏伟则专门协助农民工，且成立了“小小鸟”维权组织。
不光中国政府承认农民是弱势群体，德国总理也是这样认为的。陈桂棣提到，中国农村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其它问题，如改革土地产权制度、改善农民工待遇、落实农村义务教育以及建立医保体系等等。认为这是一个长远而复杂的课题，只能循序渐进。
2004年春天，陈桂棣夫妇所著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同时纯文学杂志《当代》全文发表。该书揭发了陈桂棣所在的安徽省农民受官府欺压的实情，以及腐败导致的官场黑暗和乡村农民的真实惨况，真名实姓地道出了安徽阜阳地区一些贪官污吏滥用职权、对农民敲骨吸髓的丑陋黑幕，为此他们夫妇还被安徽当地阜阳市临泉县官员以侵犯名誉权为名告上阜阳市的法庭，北京著名律师浦志强亲自出马为陈桂棣出庭辩护，目前官司还未了解。可喜的是，该书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广大回响，价格低廉、制作甚至很粗糙的盗版书籍在北京等大城市可以随意买到。2004年10月，该书荣获德国牵头主办的“尤里西斯”国际报导文学首奖，陈桂棣与吴春桃夫妇还亲自前往柏林领奖。
陈桂棣夫妇只是安徽省合肥市文联的普通作家，文联也是清水衙门，毫无特权，但由于这两位作家出版了畅销书《中国农民调查》，谁能说他们是弱者，而不是强者呢？
以往，我们都说大学生是知识分子，是天之矫子，可现在教育部高校学生司负责人发话了，认为应把大学生定位为普通劳动者。他这样说：“大众化时代的大学生不能再自诩为社会的精英，要怀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去参与就业选择和就业竞争。这需要广大毕业生尤其是家长更新就业观念，调整就业期望。”这里，我们就看到网络显示出互动的好处了，有人这样跟着问一句：你愿意你的子女做普通劳动者吗？
是的，我们大众最喜欢看领导人的家庭故事，就想知道他们的子女到底是干什么职业的，有没有普通劳动者呢？虽然教育部高校学生司负责人“奉劝”广大家长转变观念。但就有人觉得教育部的这位领导“站着说话不腰痛”，因为依据常理，这位领导不会愿意自己的子女当个蓝领工人。大量事例可以证明，很多官员充分运用自己手里的权力把子女安插到好的单位。笔者比较熟知的是，七十年代，笔者家乡所在的安徽乡镇，乡镇级别的领导多半是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学校当老师，然后通过学校调入党委政府部门，或吃财政的事业单位，如最好的单位就是供销社、教办室等，企业就是国营的化肥厂、机械厂等。八十年代，领导的子女就是进当地最好的工厂，就是自己开公司。到了九十年代就是出国，留学，当官，经商，似乎有了权力背景，赢家处处通吃，几乎没有什么权力做不到的事情了。
看官场的特权无所不至，以及当前大学生面临出了校门就失业的现实面前，人们不能不明白，现在年轻人不是不愿做普通劳动者，就是当普通劳动者也是人满为患，竞争激烈。
赢家处处通吃，弱家被通吃，这是非常可怕的丛林规则，不但使社会失去公义，还有可能使这个社会陷入一个可怕的极端：社会矛盾激化，产生暴力；权力又使用暴力来解决社会矛盾，最后以暴制暴，社会动荡，人人难逃劫难，国不安，民不宁。但愿，我们中国能够有幸避免这一天的出现。
首发民主中国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