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文明的传统而言,迄今为止,汉语还没有生长出足够的信心、意志和观念来言说《神史》一类的著作。

我接触的朋友们中,谈起《神史》来,也多感觉我们的母语是不够用的。谈《神史》不是一言难尽的问题,而是言语道断的问题。

孙世祥的《神史》是汉语文本中的一个异数。《神史》通过主人公的短短三十来年的人生经历,通过他的眼睛和心路,描述了中国文明处于衰退、转型期的生命状态。文本具有强烈的悲悯底蕴,含有若干重大的文明消息,读后在扼腕感叹之际,令人对我们的文明和人起兴无穷的意味。

自诗经、古诗十九首之后,汉语就很少表达它的发源地,田间地头,征夫农妇。像“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之类的诗文太少了。子不语怪力乱神,儒生们少言兵农医卜之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义、道理、文言也不下庶人。乡村是自治的。所谓无知无识,顺帝之则。尽管出现了一些山水诗人、田园诗人,但在诗人笔下、在士大夫们的表述里,渔夫、樵子、耕人、读书郎,所谓的渔樵耕读,平和得像花鸟儿一样,享受着田园之乐。

这大概是我们引以为骄傲的农耕文化的秘密,也是我们文明的秘密。汉语不属于“引车卖浆”一流。我们的文明很少对下层民众的生活世界进行总体性表述。文明不关心它的社会、人性基础,而是由社会底层里被选中的幸运儿来代言了社会、人性,虚构或说重构了我们的人性,这是一个想象的乌托邦。就像河南新乡出生的刘震云写下了《手机》这样的文本,把他的河南老家想像成某种样子一样。甚至北京的市井胡同也被忽略遮盖,因为有王朔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有贺岁片一类的作品表达了某种“平民性”、“世俗性”。

至于宋明以后,引车卖浆之流为精神自救,而集体创作的说部文学,也最终先后被士大夫阶层征用,三国、水浒等等,成为千百年来的文化经典。借文学批评家们的语言,在这一汉语的阴谋里,汉语成功地把民众创作的人物典型化成了人物类型。人性悲剧因此成为性格的悲剧、宿命决定了的悲剧。

即使五四以来新文化传统,也很少全面地描述乡村世界,很少对乡村社会进行总体性解释。茅盾、巴金等人的小说,主要是写了大时代下面变动的人和社会,没能忠实地写下民众社会的内部构成。对乡村社会,反而是借来了西方知识的眼睛,才获得了某种现代解释,比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这种解释仍然是外部观察式的,不是内部人性的通感共鸣式的。

至于革命党的文化战线,从中诞生了不少源于底层的文学表达,但那仍是意识形态对农民世界的界定和征用。革命党看到了汉语脱离民众的问题,一再强调“深入生活”。久而久之,生活被想当然地理解为简单的、感性的、粗鄙的,由此产生的文学有着规范的形式感、以及认知上的限度。如《东方红》对民众心理极为片面的放大、强化。而战士出身的小说家、农民出身的散文作者,经由革命锻炼,成长为代表性强的文学现象,成为时代的某种点缀了。

孙世祥的《神史》则是综合了文学和社会学的一个农村社会的文本。这是一个超越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现代知识的分工,而直接呈现文明共同体生态的文本。孙世祥在《神史》中以法拉村为主体,叙述了村民们在宗族、利益、代际更替等方面的生态、世态和心态;同时,小说也随主人公求学、工作、打工等生存格局的变化,而记下了村小、乡学、县中学、地区师范、省城等共同体的风土人情。小说具有极高的“生命史”意义。

描述一个地方的世代变迁,是现代以来文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等极力想表达的内容。从乔伊斯的都柏林世界,到福克纳的南方小镇,到拉美作家们,到敏感地募仿此种文学样式的中国作家们,如贾平凹和他的商州,莫言和他的红高梁地,等等,都反映了现代人对细节、局部的重视。

这种淡化观念、淡化大时代叙事,而关注细节、局部的现象,跟意识形态式的写作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作者们都生活在一个较为完整的精神世界里。这种精神的完整性使得他们无论如何言说,他们跟笔底下的地方性仍保持了某种疏离关系。

跟这些作家学者不同的是,《神史》的作者本人还是一个没完成的“他者”,还是一个挣扎在生存边缘的贫民,是一个仍在为生活的机遇和梦想而奋斗的青年人。

尽管他一开始就以极高的语言天赋、敏感和才华俯视他的父老乡亲,但他自始至终没有摆脱跟生养他的水土的亲缘关系。

尽管关于中国文明的说辞众说纷纭,但宋明后的中国却是无可挽回地衰退了。我们诚然读到《论语》能够想见圣人的用心,梦见周公感到有所归属的快乐,演绎三千的礼仪威仪而觉出性情的庄严诚敬,但这再也无济于事了。因为我们的文明衰退得已使人不成其为人了。

尽管数百年来我们有康乾盛世、同治中兴、亚洲第一共和国成立、人民共和国成立、小平之治、中国崛起等不断出现的利好消息,但我们的文明基础却实在地没有大的变化,反而是不断地僵化、退化。法拉村也好,以及其他广大的中国乡村,都是一个个活的证物。

李昌平之问:为什么如此文明繁华之地,一代人之后就一片萧条?

法拉村的村民都是从外面迁来的,孙家是六百年前朱元璋手下的军功之士,其他鲁家、孔家等也都有来历,或者说,他们都是从文明的中心地带迁出,到边缘开疆拓土。但这些文明的代表、象征人物,到了蛮荒之地,不仅没能再造文明,反而是不断地退化,成为只剩下零星记忆的土著,成为有待文明救济、教化的蒙昧人,成为唯生存法则是从的劣根人。

这跟西人到美洲、非洲,致力于文明重建,并结出硕果,完全不同;跟犹太人建国,也完全不同。这些人完全是自信的、乐观的、健康的。但我们在《神史》中,看到的人类多半是依附的、盲目的、可怜的。

法拉村民不知道自己的来处,比如孙家只有一点儿关于老祖在南京生活过的地名记忆,这有点儿像我们对三代以上的历史语焉不详一样。这些无根或失根的人也不存在关于生活和生命的反思、追问,他们没有关于生存道理和正义的反省。唯生存是从的丛林法则,使得村民们充满了勾心斗角,充满了自欺欺人。人世间一切维系正义、德性、善的形式,比如文字缘、地缘、血缘宗族等等,都不再可靠了。这跟当代中国都市没有太大的差别,除国家制度机器外,我们社会的善和义没有什么坚固的维系形式,人性之善和人生之义到了只能依靠信仰来维系的程度。

尽管《神史》在叙述血缘来维系善的脆弱和不可靠方面,显得漫化夸张,但我们看其中的人物,仍震惊于人性的阴暗、愚弱、虚荣、势利。

鲁迅的深刻。阿Q是现代中国人的一个缩影,也是数百年来的一种文明缩影。《神史》以数百人物证实了,我们近现代以来,出产的都是大大小小、多多少少的阿Q.

新天新地、新人类、新新人类等出现好几代了,但中国没有出现新人,有人以为那是“公民”。作家当然应该负责任,但作家一旦意识到这种责任,他在中国的出路就只能是把自己献祭出去。比如路翎、胡风、林昭、顾准,就是我们的神圣家族里出来的,由他们自己创作出的中国现当代史上的小说主人公,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人物画廊中的典型人物,他们远优于作家创作或制作的人物形象,他们是真正超越了阿Q的现代中国人。但这种成绩太可怜了。比如孙世祥也如是。

奇士不可杀,杀之成天神;奇文不可读,读之伤天民。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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