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斯德哥尔莫的火车,车厢里乘客稀少。刘国凯等一眼看到车厢那头有位东亚面孔的人。瑞典中国人极少,那是个中国人吗?刘国凯等很自然地走过去,用英语向他询问。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就在他身边坐下并攀谈起来。

王先生来瑞典已将近二十年。在国内医科大学毕业后再留学瑞典。学成后在瑞典做外科医生。照算王先生的年纪有四十多岁,但看上去只是个三十出头的大青年。我们问他有什么保持青春的秘方,他说没有哇,在瑞典这种安宁的社会中生活,人心情轻松愉快,就会显得年青些,如在中国那种争夺性很强的环境中生活,人都会快衰老些。你们知道,瑞典人均寿命是全世界最长的。

几句话使我们对王先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好感。我们像老朋友一样纵横谈起来。王先生告诉我们他每月收入有七万多克朗,税后只有四万多。几种税加起来拿走了他工资的百分之四十五,但他对此并无微词。他对瑞典国民收入的相对均衡而造就的社会和谐、人心安定深表认同。

我们笑对他说:“外科医生在国内可是一大神圣呀!像你这样有国内医科大学文凭,又有留学学历,再加上多年临床经验,回国去可真是前(钱)途无量呀!”

王先生听懂了,笑笑说:“是钱途无量吧?我知道,国内一些从前的大学同学也建议我回去。可是国内那种生活气氛我已经不能适应了。”

“为什么?”

“人际关系太势利。回国探亲过几次,实在不惯那种喧闹奢侈。还有他们小声却津津有味讲的红包。医者救死扶伤,医德丧失到这样的地步,还有什么好说的?”

听了王先生这几句肺腑之言,我们对他更对肃然起敬。王先生表示,他宁愿留在瑞典过这种踏实的、连刷刷墙壁都要亲自动手的平凡生活,也不回去分享以出卖医德换取的优裕奢华。

后来,教育工作者出身的周延风三句不离本行地与王先生兴致勃勃地谈起怎么教育好少年儿童时期子女的心理学问题。刘国凯、刘因全对此是门外汉,遂渐渐出局昏睡。直到周延风对他们大声说,到站了!才一骨碌站起来仓促对王先生挥手告别。

在我们逗留斯德哥尔莫的三天中,有两次去一间店名叫“亚洲城”的中餐馆就餐。吃的是每人一大碗牛肉汤面。单价95克朗。这是餐牌上最便宜的项目。五月二十四日我们第二次去时,大概由于是熟客了,waitress张小姐除了照例的招呼外,有了点题外话。

她问道:“你们是大陆来的吗?”

我们反问她:“你看像吗?”

“不像。”

“为什么?”

“大陆来的旅行团会有导游带著,但你们也不像大陆来公干的。”

周延风说:“大陆来的共产党官儿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刘因全说:“就算来了也不会只吃大碗面。”

张小姐说:“大陆来的公干也有到我们店子里来的,可那气派可不同了。一坐下就大呼小喝地叫‘喂!服务员,过来!’一点礼貌都没有。”

我们一听,乐了,问她:“你看我们怎样?”

“明显不同啦!”

刘国凯说:“共产党的官来了不会像我们这样只吃大腕面,而会叫很多上菜,给你们店子带来一大笔生意不是很好吗?”

“生意多少是老板的,反正我就知道他们吃的是公费。我就气他们拿公家的钱大吃大喝,要的酒都是最名贵的。”

听了张小姐这翻话,我们都明白她虽是个waitress,但很有正义感、是非感。果然在送上汤面来后,乘着还没有其他客人要招呼,张小姐还跟我们谈到她的回国见闻。她说:“回国一趟,看到可气的事真是太多。我孩子病了,把他送到医院时,就亲眼看见医生护士把受了伤,交不起押金的民工硬是推出医院。一点人道都没有。我们瑞典这里哪会那样。还有,我带孩子看病时,医生护士的那脸色啊!后来知道我们是从瑞典回国探亲的,又都换上笑脸。真正一副势利相!……”

吃完面结账离开时,周延风向张小姐亮出了我们的真实身份,并对张小姐说:“社会民主主义最关注社会公正。瑞典这么国富民安、社会和谐就是因为实行了社会民主主义。以后若有机会我们请你到中国讲你在瑞典生活的亲身感受,你愿意吗?”

张小姐爽快地回答:“没有问题!”

从王医生到张小姐的这些言谈,我们深深体会到潜藏于民间的正义,增强了我们为在中国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信念。

2006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