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传说中的中国文字之父苍颉是一个官吏，甲骨文则是君王贵族的游戏，周易是文王们推演天道的工具，尚书是三代君臣们的语录……这些言文在其源起之际就跟平民奴隶无关，跟个体本位无关。轴心时代的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东西方共享的原则：奴隶是会哞哞叫的牛马。但东方大陆对下层人民的忽视更甚于西方，西方的奴隶知道自由，也知道如何争取自由。因此，很早的时候，斯巴达克思，马克思称他为古代史最辉煌的人物，也因其向往自由为我们所知。而在东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此深重地影响了大地上的人民和上层。轴心时代的东土诸子，孔老墨庄孟韩屈平，几乎都出身于贵族，游走于诸侯，就食于豪门。……即使周文有蔽，春秋临乱，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但这个大陆上的言语、暴力、粮食连同活人，都属于上流社会，都属于君王贵族。
即使有五百年的歌唱、十九首那样的人性哀伤，但这些人民的呼声经过方块字的抑扬顿挫处理，变得可以赏玩了，变成类别化的人性人心。这些类别永远无能说明人民，永远无能说明个体的喜怒哀乐。人民没有从无明的状态解放出来，千千万万的民众，一个规模巨大而畸形的活物，中国人民，像抛洒在东方大陆上的无数种子，生根、发芽，他们在关中大地治河，在北方边陲的群山之巅筑建万里长城，在五岭蛮荒之地开辟草莱。他们跟传统文明的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以自我牺牲的劳作和牛马一样的苦役为上流社会效劳……他们像蚂蚁、像芽虫、像蜜蜂，机械地活着，悲惨地死去。他们就像生物学上毫无质量可言的生物群，他们只能以数量保种取胜，以供文明不断地盘剥、杀戮。
这是我们东土大陆的奇观，自古及今，它都算人类世界最庞大的基因种群，但这个种群却以最卑微的姿态生活。它的个体成员要么加入上流的吃人宴席，要么被吃，要么离群索居，或者成为化外之民，一经化外，它的个体成员就为夷为狄。就是说，它的个体成员从未成为自己，成为文明的人格。这个种群，中国人民，似乎是为了一种奇特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
仅以战争为例，三代中的殷商《卜辞》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春秋》记载，在其242年间战争448次。战国，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春秋战国数百年间转型，东土的子民贡献了无数的人体。那时的中国人是如此嗜好自己的同胞，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胳膊下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司马迁记载：秦国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万2千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前262年击赵白起杀尽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
到秦汉政权交替，他们死伤枕藉，以至于给上流社会贡献几匹马的能力和荣耀都丧失了。从公元前195到公元前205年西汉建国初期，共历十年。秦朝末年有2000多万人，到汉初，原来的万户大邑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使得“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到汉武帝时，他的雄才大略远在后来的毛泽东之上，虽然文采上比后者稍逊风骚，但这样的大独裁者在位五十多年，同样需要数千万子民贡献人体，几番讨伐匈奴，使得“强汉”人口减半，50%的人死亡。公元2年全国人口5959万，经过西汉末年的混战，到东汉初的公元57年，人口2100万。汉末三国南北朝，上层玩起“国王（皇帝）的游戏”，他们再一次捐躯。公元156年人口5007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一直到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帝王般的诗人曹操都感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人断肠”；然后是南北朝的战争，文明仍不过是一种绞肉机。北朝的齐代有2000万人，到北周时人口仅900万；南朝宋代有469万人，到南陈灭亡时只有200万人。短命的隋朝向唐朝过渡，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全国户数由890万减至290万，东方大陆上的人口就锐减了三分之二以上，几千万人似乎刚冒出泥土又永远地进入了荒坟；安史之乱，为时九年的屠杀，中国人口从九百万户锐减至二百万户，四分之三惨死，残存者以纸为衣。公元755年有5292万人，到760年人口1699万。唐末、五代，前后八十年，中国内外一片混战，亿万生灵涂炭。前后58个皇帝，有42个死于非命。唐武宗时有496万户，后周世宗仅120万户，到宋初为200万户。宋元明清，自然又是人民这样的“行货”受尽折辱，如鸡鸭，如刍狗。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1274年，人口887万。而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混战五十四年。明末人口为一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损失人口8000多万。1786年大清人口3亿9110万人，白莲教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只有2.3亿人，据说到1911年全国才恢复到3.4亿人。……
历史学家数数说，在这片大陆上，每隔十八年要以战争形态杀人，至于平时，以权力、捐税等形态杀人，更是数不胜数。人是什么？是取乐的工具，是消遣的对象。这种文明，实在是无明于人。亚洲第一共和国建立20多年后，孙传芳流畅自如说过：“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人民共和国建立30多年后，青年女工李九莲在一片手纸上草草写道：“我向冰冷的铁墙咳一声，还能听到一声回音，而向活人呼唤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50多年后，在富饶的江南，一个不到十来岁的孩子刘辉拒绝救他落水的妹妹：“活着那么苦，拉她干什么？”在首善之区，一个“科学家”说下他一生的名言：“不必敬畏自然，何苦生在中国。”
跟其他民族的人民不同，中国人民的罪与苦不曾充分必要地表达，它是喑哑的、沉默无声的。其他民族的人民早已从人民中间产生出歌手、诗人、语言的天才、艺术家和幽默讽刺大师。但中国人民还不曾放开歌喉，不曾用笔表达自己的愿望。他们不被允许也无能表白自己的思想，他们不曾把自己的灵魂从无明之境呈现出来。直到今天，中国的平民百姓仍无自己的音乐、自己的艺术、自己的语言。他们生活着，劳动着，犯罪，受苦，有数无心，有量无力。他们是没有语言的灵魂，是没有自我造型力的生存。久而久之，他们是没有心灵的物种，没有认知的行尸走肉。
这可能永远是中国作家的耻辱。中国的作家很少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更没有将人的内心感知创造出一个跟外界同样强大的认知王国。写作在中国作家笔下似乎完全成为游戏，一种表白自己处于优越地位的工具。从神话传说开始，盘古开辟天地，到共工、刑天的斗争，甚至三皇五帝的功绩，都那么渺然模糊，甚至百家诸子，都以言留名，我们却难以窥知他们生长于斯的心灵。他们似乎不属于人的个体，不是独特的这一个人，不是有着喜怒哀乐正常感知的生命体，而是早熟地成为类的代表，成为群的象征，成为永远离弃常人生活的圣贤君子。历史学家承认，先秦时代中国人的思维是极为混沌的，他们没有个体的感知。屈原最早以失意贵族的真诚揭露了这种人与文字合谋的假象，他公开地、淋漓地诉说自己的内心感受，他生活在贵族之中，但他如印度王子一样有着不容玷污的心灵高贵和美，他是我们民族历史里第一个诉说自己心灵史的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个关注人生的诗人因此成为我们文明史上的第一个大诗人。滴泪之恩，涌泉相报，世世代代，中国人民怀念着这个不幸的诗人。
屈原以下的中国作家仍多半回到了文字游戏里，何况屈原本人身心扭曲，他的忠君爱国也好、他的品质高尚也好，都如文人以文字为装饰自己，而非现实的存在，他的现实出路是死。屈原以下的汉语作家们从文字出发，并没有走向生活和人心。民众的生活，最多如征夫泪、思妇怨一样成为他们表达的一种类型，他们从未感受到对大地上无数无名个体的神秘的负疚感，他们反而感受着“我之不出如天下苍生何”的文字自大。他们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在他们生活的暗影里有着千千万万同胞在受尽侮辱损害，他们也从未感受到耻辱的真实形式。他们从未想过要为那沉默的、畸形的、机械的人民说话并把他们的灵魂介绍给世界，他们从未想过自己写作的人性意义。
这可能永远是中国文字的耻辱。中国文字过早地为国家（王朝）权力征用，它本来比类天地万物，却在权力的控制里越来越枯瘦、灰暗，它不属于引车卖浆之流。它穿透不了规模、权力、人心，而依附于专制生活，狐假虎威，为虎作伥。最终这些干枯的文字反制人心，使得出身最底层的人接触了它，也会忘记自己的来路和去处，忘记自己生于世间的道义德性。甚至那些民众或贵族们在罪苦的缝隙，所发出的微弱的呼吸，所喊叫出来的话语，都如同狂风中的落叶，从来没有成就出一个绝大的不可逾越的世界。那些思想的闪光、那些人性的呼喊，都只是吉光片羽，就像是息壤一样，从来没能自成大地以抵挡中国的洪水，反而现世不久即被上帝收走。
这可能永远是中国文明的耻辱。中国文明要活画出它那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是难的。中国文明要成就出一个自由独立的人来，是难的。西方的思想家观察到，在中国文明里，只有君王一人是自由的；这其实仍是假象。在中国，从圣贤到皇帝，到贩夫走卒，没有人超越了他的人伦秩序，而获享真正的自由。中国人的存在离不开他的环境，他必须不突出自己地依附于他的环境。即使隐士、特立独行之人，也不会在他隐居的山林、他活动的江湖上生成一个个人性的宇宙。中国文明，或许有着巨大的精神个体，但这些精神个体永远处于无明的轮回里，甚至其身份也从来属于一个外在的力量，这些精神个体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化外之文明的象征。
这也是直到今天中国人、中国文字、中国文明认知到自由仍无能无意接纳它的原因。
二。
即使专制统治同样宰制西方数千年，但西方最诚实的思想家们承认，在所有的专制中，东方的专制更反动、更腐朽。他们一致看到了这种专制中更深重的奴性。亚里士多德说：“野蛮人比希腊人更有奴性，亚洲人比欧洲人更有奴性；因此，他们毫无反抗地忍受专制统治。这种君主政体很像是僭主政体（tyranny，即暴政），但是由于它们遵循成法而世代相传，所以很稳定。”孟德斯鸠说：“亚洲总是大帝国的家园，……权力必须总是专制的，这是因为如果奴役的统治不是极端严酷的话，这个大陆就会饱受分裂之苦，……一种奴隶精神统治着亚洲，而且从来没有离开亚洲，在那个大陆的全部历史中，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点自由精神的痕迹，只能看到奴隶制的耀武扬威。”黑格尔说：“实际上，亚洲普遍是专制主义的舞台，用贬义的说法，是暴政的舞台。规模庞大、耸然而立的专制主义是完全符合历史破晓地区的政体形式。”理查德-琼斯说：“为获得生计而普遍依附于皇权的状况，正是东方世界牢不可破的专制主义的真正基础，因为这是君主财政收入的基础，也是社会匍匐在他们脚下的存在形式。”
的确，如同近年来中国思想家王康先生为此三复其意的：一种奴隶精神统治着亚洲，并且从来没有离开过。在亚洲大陆全部历史中，从来找不到自由精神的痕迹，只有规模庞大、耸然而立的专制帝国。暴君是唯一的主宰，全体臣民都是他的奴俾，这种普遍绝对的隶属依附关系，构成了东方世界野蛮统治牢不可破的历史基础，构成亚洲各国始终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平陂往复周期性地震荡－沉寂的唯一动因，并由此滋生出这个历史未破晓地区的全部精神结构：暴力、谎言、虚伪、奸诈、告密、鬼谲、迷信、腐败、权争、无道……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写道，从纯粹的人类感情出发，眼看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崩溃、瓦解，无数勤劳善良无辜的普通百姓既丧失了自己的古老文明，又丧失了世代相传的谋生手艺，是不会无动于衷的；但是不应忘记，正是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和老实巴交的农民初看起来怎么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统治的牢固根基；它们使中国人的头脑局限在狭小的时空中，沦为暴政的驯服工具，表现不出任何独立意志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中国这个“活化石”，世界上最古老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往它的人民中灌输的全部教训都是“因因相袭的愚昧”。作为“欧洲的直接对立面”，欧洲文明的“反题”，中国代表着世界上“总体反动、总体保守的强大堡垒”，乃是“腐朽世界的总代表”。
这个“反题”的最关键含义，在于中国历史中缺乏“个体本位”。轴心时代的思想家很少有精神丰满的个人，老庄孔孟荀韩的眼光也从来没有注意到个人，而是君臣父子之名，是家国天下本位，是道德礼义刑罚之用。
甚至在轴心时代之前，希腊就生活着一群“正常的儿童”，他们是自由人，而且懂得自由的界限。“那些希腊诗人都是些高贵的公民，他们且是政治家，是重甲兵，他们自己是自己的保护人，从不望人家施什么恩惠。”即使后来，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们，几乎个个离不开君主或豪门的庇护；启蒙时代的巨人们，几乎个个离不开沙龙主人的捐助，他们在精神上，从来自己是主人，他们有过为世间万有命名立言立法的功德，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丰富的精神；甚至今天为知识谱系和学院体制所苦的西方学人，他们在校园政治里耗尽一生，但他们在社会公共领域，担当了一个独立个体也是主体的使命。
在中国，身份独立、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是一句空话。要解释中国历史之久远有无数的文字，甚至在歌颂中国文明方面，也有着无数美的文字，但在揭示中国文明的丑陋层面上，我们还很少有过思想的、文学的控诉书。
比较研究一向以比较是非优劣而为人诟病，为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白种优越论的嫌疑，人们多强调比较研究只是提供一种观察的角度，而不是进行价值的判断。但是，随着民主自由在东方的渗透，人们越来越理解，人种、文明确实不存在某种统一的质地。中医西医的思维方式可以比较，却无从取消。心理学甚至证实，东方人的思维方式跟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动摇了我们关于人类具有大致相同的认知能力的共识。……尽管如此，随着东西方人性的彼此渴慕互补，我们越来越能从更丰沛的人性出发，来理解在中国生活的某种恐怖性。
这种理解，就如同受过现代文明教养的伊斯兰妇女反身为她的姐妹们申诉，为她的男同胞们而感到羞耻的愤怒；也如同我们从无忧无虑的童年出发，回望儿时生活的荒凉而生发的悲哀；如同我们出生于贵州、甘肃、中原内地，而为那里的人民揪心负疚。这种回向的能力，乃是一种人性最正常的能力。不幸，这种回向在今天的中国人那里仍是出奇的罕有。甚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跟西方碰撞以来的中国上层及其下流人民，在对民胞物与的个体本位感知上反而不及传统孔孟之道，新儒家认定的文明“坎陷”是一种生命的文明性的坎陷。
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很少直面个体、具体、主体，很少正视当下的不可替代性，在他们眼里，有的是历史、未来，有的是巨国、大国、强国、广土众民。在他们那里，人可以为了中国这个想象的混乱的结合体，为了当下之上之外之前之后的目的而“含污蒙垢”地崇高自己，而撒播“高贵的谎言”和“善意的谎言”。从上到下，这种回向当下、回向个体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是如此匮乏，并如此遭受污染。这种污染和匮乏使得我们在观察毛泽东、邓小平这些暴君时，在观察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共领袖时，我们一方面注意到他们对子民的凶狠，一方面得承认他们仍有着推动中国强大的自以为是的愿心和方略。
如同王康先生阐述的，在毛泽东时代，一种全新的世界性意识形态君临中国，一种全新的国家制度按照这种意识形态建立起来，一种全新的以“世界革命”、“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为终极目标的国家“赶超”发展战略，得以确立；一种按照这一国家战略制定的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外交制度得以建立。这个全新的政治制度和全新的意识形态现在成了唯一的、绝对的、决定论和永恒性的真理，成了“不落的太阳”。在它的笼罩下，中国必须进行“阶级斗争”和“全盘集体化、国有化”，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和核工业；一切资源、力量、情感和意志都必须服从这个总目标，一切不同意见和个人自由都必须严加控制；最后，最重要、“悠悠万事、惟此惟大”的是，必须要有一名集最高权力和最高真理于一身的最高权威。
这种混乱是如此可笑地表现在每一个中国人那里，他是善和恶的结合，只是这些善恶不曾以制度的形式构筑其展开的边界，而任由其个人的自觉和发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但胡锦涛先生至今未能认知四十多年前清华大学校园生活的无明可怜，仍以在毛泽东时代度过的青年岁月引以自豪，他视而不见文明社会的丰富性，而强调当年“听话、出活”（万润南语）、受用时的美好时光。
我们应该想见这种反思能力的丧失是中国人的一大特色。即使青春期的造反，跟上一代决裂地以为自己将是新的人类，但是这种新人从未有过坚定的历史目的，从未有过不可更易的人生正义。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以为自己是新的人类，但到了文革开始，红卫兵红小兵们以为自己才是新天新地里的新人。文革结束，数代青年进了大学，他们以为自己是80年代的新一辈，光荣属于他们；但时隔不久，他们就被宣布过时了。新人类和新新人类们上场了。这还不够。李老师出现了，无数的中国人以为在真善忍里生成了新的自己；基督信仰出现了，无数的都市青年以为自己洗净成为新人。我们不难预知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的作为。无论是红卫兵、80年代的新一辈，还是李老师的学员，还是教会的信徒，他们以发现了自己的孩子状态为喜乐至福，他们一生的最高精神在于对这种有所皈依的孩子状态的明认。
按照类人孩的视角，这种蒙昧的心智并非中国人独有。所有不曾完成现代转化的文明，其个体成员都有着类似的社会权利和类似的心灵。那些社会权利更是从匮乏层面上存在的，即他们都有了生存匮乏、安全匮乏，他们如同孩子，没有独立有效的说话权、走路权、交友权等人身权利。在精神灵魂层面，他们也不曾获得现代文明理性，他们缺乏平等的交往沟通理性，他们依附于一个个外在的权威，代圣立言，说基督说的话，做主席教导的事。……西人康德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懒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己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以后，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只要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需去思想：自有别人会替我去做这类伤脑筋的事。绝大部分人都把步入成熟状态认为除了是非常之艰辛而外并且还是非常之危险的；这一点老早就被每一个一片好心在从事监护他们的保护人关注到了。保护人首先是使他们的牲口愚蠢，并且小心提防着这些温驯的畜牲不要竟敢冒险从锁着他们的摇车里面迈出一步；然后就向他们指出他们企图单独行走时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危险。可是这种危险实际上并不那么大，因为他们跌过几交之后就终于能学会走路的；然而只要有过一次这类事例，就会使人心惊胆战并且往往吓得完全不敢再去尝试了。任何一个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他甚至于已经爱好它了，并且确实暂时还不能运用他自己的理智，因为人们从来都不允许他去做这种尝试。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人民（在精神事务上）的保护者而其本身居然也不成熟，那便可以归结为一种荒谬性，一种永世长存的荒谬性了。”
康德看到了统治阶层的不成熟，即他们也是一种类人孩。但他可能没有想到，在中国生存的类人孩有一种身份认同或伪装的自觉性。这种伪装，即对一种权力关系的假装认可，跟对权力关系的真心服从一起，构成了中国国民的特色。就是说，在其他欠发达社会，国民的类人孩状态可能更多地出于一种天然地蒙昧，而在中国，却是一种自宫自律去势后的蒙昧，是一种甘于蒙昧状态的自我阉割。这种精神的自我折辱在文明史上都是罕有的。在其他国家，国民的蒙昧处于极为稳定的生存秩序里，当一个阿拉伯人在巴黎的酒店房间里支起帐篷，当一个印度的妙龄女子为她的同龄女主人提心吊胆，主人忧则忧，主人喜则喜，当一个非洲的部落在展开种族灭绝游戏，我们当然可以从文明的角度为他们悲悯，但从人性的比较层面，我们难以想当然地以为自己生活得优越、至高无上。这里用得上庄子那有名的话，子非鱼，子安知鱼之乐？我们只能从社会结构、文明预设等角度同情地理解生活其中的人民，其蒙昧的心智已经无自知之明。因此，虽然以文明的眼光认定他们的类人孩状态，我们却可以说他们并不处在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差序格局里。
中国人的蒙昧不同，中国人至早在先秦即有过相当的世俗化历史了。尽管中国人处于差序格局里，但伟大的陈胜王早在秦朝时即质疑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幸，这种对平等机会和权利的追问并没有产生出一种质地坚硬的思想和伦理共识，反而是对既存生活方式的赶超攀比态度。道不行则如老子西行或如孔子出海，或者自我安慰“帝力于我何有”“富贵于我浮云”；更多地，是一种怀抱希望的态度，“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大丈夫当如是”，那是陈胜、刘邦、项羽们的态度，一种下自底层上自百官贵族们的态度……这种世俗化的态度所引发的，并非世俗化的个体作为，而是一种专制等级中的个人地位的争夺。这种争夺和打压形成了中国生活形格势禁的本质。在统治者运动人民，在人民争取利益陪绑统治的过程里，中国的国民虽然接触到个人尊严的棱角，但仍不得不低头就范于生存的形格势禁。他们不得不安于自己的类人孩状态。所谓西人眼里的自由人自称天子，其他人更不用说，只是这大地上的子民。
因此，这个世俗化的蒙昧跟其他文明里的自然蒙昧状态不同。后一类文明的成员生老病死都有着既定的权利义务；其个体的生存只是一种自然的展开，并没有社会化的过程。而中国国民却被赋予了希望，为这个希望，中国人将要到社会上行走一遭。只是这种行走，是一个同心圆，那种名利的中国之心使得他们即使以最良善的愿望出发，也最终向心行走，回到了起点的生存状态，一种蒙昧状态。而那些怀抱道义之心也坚定道义之行的人，是这个社会大大小小同心圆边缘的抛物线，永远地消逝在人们或中国视野之外。那些抛物线并没有如同西人的线性思维那样坚定地走出一条人生大道，并没有过去、现在、未来那种时间的坚定性，也并没有生成一种神正目的论。他们是那些隐士，是不为人们所知的君子，是独善其身者，是不得志的仁人志士。他们在心智上可能较为纯粹，但在权利上跟他们的同胞一样是类人孩，他们跟其他类人孩一样经历了巨大的希望和绝望。
对大多数子民来说，生存权利的匮乏和心智的蒙昧需要一种自觉。他们需要从中找到安慰、找到赞美。中国的类人孩们为自己不成熟的生存状态提供了无数烂熟的理由，大智惹愚，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一切世俗的经验和圣贤的理论都告知，做一个独立的主体意味着死亡，做一个成年人意味着不幸的担当。
一个真正的孩子，被抛进社会，这个社会化过程使他异化为类人孩，在这个异化过程里，他反抗过形格势禁的秩序、反抗过专制生活、嘲笑过专制权力，争取过自己作为人的正当权利，也争取过心智的丰沛成熟和完善健康。但他仍不得不为专制生活所同化，成为权利上无觉于匮乏、心智上安于蒙昧的类人孩。这个时间长度是多少？乐观地估计，是十五年左右；悲观地观察，是三年左右。如果学生时代即已完全为专制教育所支配，那就更不存在这种社会化的过程了，他彻头彻尾地生活在专制的序列里，做群众、做帮凶、做替罪羊。
那些纯真的孩子进入社会，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大体可以完成他关于社会的认知教育。纯正的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可以让位于现实社会的合理性，可以让位于他合伙后的名利地位，这种社会教育使他安于自己的投入、收入及其产生的现实福利效应。如果他拒绝这种社会教育，保持他内心的纯粹，没关系，他的个人反抗是徒劳的，专制生活有足够的耐心等他十五年以上的时间，不动声色地打击他，孤立他，最后，在他人近中年时，突然发现，灵魂无依、生活无靠、交游无友、言说无效、行动无力。他的周围，人人过得热闹、有家庭温情，日子过得小康或大富，人人忙于自己的生活；没有人跟他分享这个专制生活的不幸或罪错。
这个异化的过程一旦完成，类人孩们就可以被允许说话了，这是中国知识精英众声喧哗却无知识增量也无思想创见的秘密；类人孩们也可以被恩典有零花钱有财产支配权了，这是中国资本精英如鱼得水暴富的本质；类人孩们也可以注册交友了，这是中国无数协会、社会团体结社集会的真相。
这也是中国国民内心荒芜干枯的原因。现代科学证实，一个物种如果得不到自由的伸展，久而久之，他会出现病变退化返祖的现象。一个生活至死的类人孩也无知于生命的灿烂。一个生活在状态上的类人孩难以反省自己、反思生活。张学良将军承认，被禁锢的生活太久，人们交往的形式理性——礼仪，生疏忘记了，更值得注意的是，长久不能有效地表达，说话也失去了言辞和内容。而在专制生活中一生受禁锢的类人孩，更是失掉了自己，他们没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歌声、自己的本质。他们只是专制生活要求于他们的摹仿者，是专制人格的一个翻版、是孩子状态的一个拙劣的副本。
甚至这种回向的能力在那些见过域外光明的人那里也是罕有，他们即使拥有，也会轻易地丧失。有一个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中国人回到了北京，他在北京生活了半年，为了了解他的国家，他天天阅读报纸，看电视，他抛开时政，直接从社会新闻中去了解中国的人生百态。他后来承认，他完全沉溺进去了，他感动于这个国家的新闻、政府、居委会、雷锋式的大爷大妈们，他们在努力营造一个温情的生活空间。让一个外来人觉得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是幸福的，因为他们生活有所依靠，可以投诉，因为有人在发现问题，在努力解决问题。的确，一个海外的华人或异族在中国生活久了，他有足够的理由为中国的现实辩护。他甚至可以不承认这是一种专制生活，他认为这是一种正在改变的有希望有活力的社会生活，他认为这是一个崛起民族的必由之路，总之，他可以给这种专制生活以种种美好的名目，这种美好中唯一欠缺的就是人的自我实现，但他们说，这是中国人的集体实现。
这是一种奇特的东方人生。人们从自己的家庭、血缘、宗族中走出，在充分社会化的过程中迎面撞上一个更大的家——国家、历史、未来。这些抽象的实在以不由分说的方式剥夺了你的说话权、交友权、走路权……，因为它和它的成员不由分说地以父母兄弟的名义要求你，让你的灵行在地上，如同行进于无物之阵里。在这样的人生世界里，如果你不能长久地以自由人、个体的角度抵抗国家，你就只能以一个合伙者、协从者的身份参与它的建设、分享它的成果；在后一种情形里，你就能够由衷地从这种生存中找到可赞美的内容，自然，你首先会赞美自己。你承认自己的悲惨、自己的无行，但你同意你是有幸有福的。就是说，这些抽象的实在，使得东土的子民无能无意成就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和实在主体与其并肩，使得东土的子民要么成为这些抽象实在的供奉牺牲，要么力争上游，成为“三帮”分子（帮凶帮忙帮闲）或“二丑”（鲁迅语）名流。这是一种中国国民的生存方式。
人民从自己的起点出发，叛逆过、反抗过、出走过，一旦他们进入了某种人际关系的序列，比如被保护、被盘剥、被尊重，“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如鲁迅明见的，“台”也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他们就认定了这种人生轨迹。这是一种永远有活动空间或卑微希望的好地狱。
这是一个环游过世界的人生旅行。中国人的起点乃是一种专制生存中的人格，他从这人格出发，欲成就一种自由的人格、一种有着文明理性的健康平等的个体，但他向上努力过一段时间之后，再一次回到专制生活中来，并自觉自愿地维护专制的秩序。文革结束，一批老共产党人上台，一时有中兴气象，但很快他们就进入了他们反对过的老人政治状态里。敌视过他们也敌视过官本位的80年代的新一辈们，那些上山下乡的四五一代人，在今天是专制社会的中坚力量。八九一代人，有过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称号，曾经反叛过中国命运，但在今天同样是如鱼得水者。甚至超级女生，只要被权力化的中国市场征用一年，她们的举止投足间也失去了人性的新鲜、朝气和美丽。甚至木子美那样的叛逆女子，今天同样多多少少在跟社会维持某种暧昧的依存关系。这些青春时代有过坚定的自我信念的中国人，不过如鲁迅笔下的苍蝇，他们飞了一圈又回到了不自由的起点。
三。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近三十年。如同中外人士观察到的，中国大地在改革中空前地繁荣起来，跟毛泽东时代的极权生活相比，这种专制生活是另外一种恶，一种正义迟到可能永远不能来临的罪错，一种“一部分”（邓小平语）子民获得经济补偿有着小康希望的“猪圈生活”（程益中语）。尽管这种改革绩效远比不上俾斯麦时期的德国，跟其他后发国家的改革如日、俄相比，也谈不上新鲜，但中国的当代改革仍赢得了不少中外人士的谅解、赞赏，他们认为这种阵痛是一种“较轻的”、“可以忍受的”恶，他们愿望站在一旁，观望这种改革，并期待它好起来。
在这样的改革生活，或所谓现代转型里，获得说话资格的类人孩们的言说是如此惊人一致地称道中国的希望。这些知识精英有意无意地回避改革的目标、有意无意把改革当作现实合理性或政权合法性的一个借口。改革，跟极权时代的革命运动一样，都是专制政府运动社会、实现统治的一种手段。为改革作注，如同当年为革命作注一样，只是专制政府合伙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是类人孩们的生存方式。
没有比这种类人孩——一个民族的上层成员在现代社会的生存更为无耻的了。他们的先辈先行者们确实为了共同体的外患、国耻，而有所进取，而思启蒙救亡，自觉地放弃自己的语言，而站在引车卖浆者一边。但后来革命和救亡的变异，使得启蒙并没有诞生成足够的精神成人，类人孩们有意无意地对白话进行改造，使得演进的当代汉语再一次成为精英们的游乐场，成为中国基层民众唯一拥有的充满匮乏和污染的家园。
甚至在改革之初，八十年代新一辈们以青春之气力进行文化启蒙，以推中国车轮前行时，他们就已经跟民众本位和个体本位渐行渐远了。他们或出身贵族，或来自民间，他们才看见汉语的某种乐趣，稍经汉语的安置，就跟自己的亲人、民众拉开了距离。汉语家园作为他们的游乐场一再被他们拆建，他们引进古往今来的大师在游乐场里为他们助威。他们是在做学问者，是跟真理同行者，是在顾念性命者，而父母妻儿的生活、民众的生活为他们忽略，他们从未把自己上升到（在他们看来是下降到）个体本位那里，上升到大众本位那里。
怎么揭示这种罪恶呢？一个绝望的大陆，如同非洲的某个部落国度，文明的交流使得上下无法满足于闭关锁国，而思虑有所改变。于是，在开放的交易里，在经济行贿的交易里，历史、文化、人力、自然等资源禀赋资本化，化成巨量的财富，堆砌了眼前的繁荣。
交易的希望承诺，乃至交易正在进行时的“合理性”，使得上层的类人孩们自欺欺人地以为他们代表着共同体的全部福祉，代表着过去和将来的全部道义，使得他们不容任何质疑地打压来自同胞生存权利的舒展，不容分说地掩盖来自人力、自然、历史等资源退化、污染的事实。
他们就像部落的贵族，以发财发展的名义，将部落的山川、森林、草原等等掠夺一空，全体成员被裹胁到海边。没有人把他们带出“埃及”，没有人准备渡海，他们在海边炫耀、狂欢。这里就是家园，就是社会，就是文明。
怎么描述这种罪恶呢？汉语就建立在这种罪恶之上，在上面生根发芽。只有等繁荣发展的锦被掀开，由人心、社会、生态等污染导致的灾难呈现出来，罪恶仍让汉语难以言喻。何况汉语仍有足够的工具、方法来求助罪恶，来替罪。就是说，文明的灾难有着恶的具体形式可以为汉语指认。汉语为此指认过美国，让亡我之心不死的国家做为罪恶的渊薮，替罪于汉语世界的苦难、贫穷、停滞；汉语也为此指认过内部的人群，分裂分子、自由化分子、民工、异教徒……他们掣肘了统治者们的仁慈发挥；汉语还有着最为古老的罪恶工具，清官贪官的罪性，奸商的罪性，等等，在此种替罪机器的运转下，官、产、学领域的精英人士，也前赴后继地奔向绞刑架，他们欢天喜地地腐败，又自觉地把头伸向断头台。三十年间的中国改革，学者们被唾弃了被pass了不知几代人，万元户、商人、企业家、经济能人、走私大亨的人头也被借用了五六茬了，官员们从老虎到苍蝇蚊子也被打死了无数……
罪与苦的悲喜剧命运不曾改变，改变的只是剧中的角色。人性无能自主的命运不曾改变，改变的只是人身对物质世界简单的拥有感。而这种对人性形格势禁的游戏，也给予了全民参与游戏的角色、位置和活动余地。从传统王朝那种专制的命运，“国王的游戏”、“皇帝的游戏”，转化到当代，变成了“政治局的游戏”、利益集团的游戏、精英们的游戏、地方诸侯们的游戏，游戏支配了精英，精英游戏、主宰了民众。一切跟个体无关，跟人性的充分自由展开无关。
这种游戏进行了数千年，它遵循过伟大的因果律，也相信过眼前的因果报应。但在这种空前的现代转型里，它看到并相信因果取代不了偶然，人心的信仰取代不了直接的拥有。在游戏和其他文明共同参与的全球化或说地球村的发展状态里，中国人的游戏就日渐远离一切因果，也即远离文明，远离真实。它无视或熟视无睹于地球村里的因果，它无视或熟视无睹于人心中的因果。
那些心地善良的孩子、那些有点儿理性的孩子，在上下求索着自身和社会的理想状态，他们同意真实，寻求真实，但他们以求索遮蔽了真实。他们以想象的真实代替了眼前的真实，以学来的真理遮蔽了习见的生活，以群体的理由代替了个体或民众的真实。
真实，正义之源，人性人生的真相，社会的真相，宇宙的真相，是如此晦暗不明。存在的家园，语言，我们的汉语，也是如此将人与真实隔绝开来。我们住在自己的家里，此身如寄。如非另外的语言，英语法语日语等等，那些更人性化的建筑在一旁参照，我们几乎无能洞明周围的一切是如此黑白颠倒、是非不明、善恶不分、惊心动魄……
那个梦想为抽象的实在做点儿大贡献的独裁者邓小平据说以“仁慈的权威”告诫类人孩们不得探索，他的说辞是“不争论”、“硬道理”。这种远离因果之明、而侥幸于偶然性的暴君以为能像历史上的铁腕统治那样推进文明，他无知于人性，也无知于文明在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里更落实于个体。十几年后，一部香港的国产片才借助角色之口唤回了中国人久违的因果感觉，“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在中国不义的改革中，上下曾有的一个不公开的秘密，即改革将完成中国的民主转型（因为这种秘密，改革永远洗刷不了它不义的本质），无数的类人孩假装不明不说，而真诚地以为改革游戏将达到他们想象的目的。骗来一个新体制、假戏真做、含污忍谤不忍白焉……是如此让他们想象一生参与大事的悲壮、与有荣焉。这个跟国家、历史、未来等一样荣登抽象实在大宝之位的改革，像类人孩当年对待革命一样，因信因名因行称义，而对个体、精神、思维竭力打压。这种抽象实在是如此不可僭越，以至于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也成为它的装饰，而把民众的罪苦当作毫不顾惜的垃圾，沤烂丰肥于历史的绝对精神。当那无数个体在被侮辱被损害的生存刀刃上呻吟时，我们的类人孩精英可以装聋作哑，继续他们的改革狂欢。
改革产生了太多的罪恶，这些罪恶已经不亚于它所要告别的革命年代的中国罪恶。改革更产生了无数伪问题、笑话一般的理论、或所谓共识。如革命有罪、中国不能乱、民粹主义是一种灾难，等等。甚至在对民主时代的国家治理的空想中，清算问题、赦免问题、国家犯罪的赔偿问题等等，也被当作实在之事由类人孩们负责提供答案，但类人孩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有何种机制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只是拖延、回避。改革由“权抢钱私有化”开始，并没有进入到“钱买权民主化”的转型中，反而驶入了另一种轨道。一种如前述在海边进行末日狂欢又自以为超稳定的中特秩序。
甚至改革的遮羞已难遮蔽东土的灾难时，类人孩们可以断然地放弃改革，知识精英可以装模作样地讨论改革是否死亡，实力精英们则把稳定、秩序从后台推上前台，让其以抽象实在的名义镇制民众更具体实在的生存。中国发展的目的不再有人提起，上下维持，尊尊亲亲也不再有高贵、善意可言，有的只是谎言，相互知道的谎言。
最为可笑的是，似乎全体同意不能在民主时代清算的问题，即全体回避因果律的制约，逃避未来长远的审判问题，在当代却由偶然性之手提前施行了。这就是我说的，这个曾以为偶然性可以改造世界的中共，如今只想以偶然性维持世界的中共，它的子民状态，“一方面，弱势群体是如此规模般的不幸；另一方面，强势集团是如此露水般的命运。”上层类人孩们在巧取豪夺中把自己养得像小猪一样肥胖、像狐狸一样狡猾、像走狗一样凶残，却在文明的替罪机制启动时，也乖乖地、温驯地、排着队、争先恐后地走上断头台。专制机器以反腐的名义不断地宰杀这些肥猪、民间黑社会的个体及集团不断地洗劫这些肥猪。这种清算是如此彻底，仅仅三五年的工夫，东土的知识、资本、权力就焕然一新。知识者的声名被借用了一拨又一拨儿，商人和官吏的人头被借用了一茬又一茬儿。
如果真有所谓“抽象的实在”，那么历史长河可以算是一种“抽象实在”，我们可以在这一抽象实在里观看东土大陆的奇观，一群群的类人孩像羊一样被吆来喝去，被侮辱被损害；一群群的孩子对猪一样的精英类人孩统治的徒劳反抗；一群群的类人孩像狗一样老去；一群群的类人孩像猪一样或快或慢地排着队、木然地走向死亡。他们在无明状态里无能成为现代文明世界里伟大的公民个体。
要谈论今天的中国生活是困难的，这里有着东土最悲惨的思想，但也是极为破碎的思想。
2006年5月、6月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