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北漂最艰难的时候，在短短的四五年时间内，我在北京搬过十几次家。那个时候的搬家不像现在容易，从找新家，到收拾旧居，到搬运，等等，都麻烦，至少租房信息源少得可怜，多需要自己贴小广告或托朋友介绍。那个时候觉得自己确实不是北京人，没有做主人的感觉。一处房子，住三个月以上，我就开始厌倦。刚开始的新鲜，坚持打扫房子的自我喜欢，很快地陷入了住旅馆的感觉中，租住只是旅馆，懒得收拾了。直到有一天忍无可忍的时候，收拾一下，或者换地方。我也确实住过旅馆一样的家，在某个学院的老师宿舍里住过半年，先是住大间，四五个人一起，后来是小间，一个人一间。生活在别处。在哪里呢？反正也不在老家，每年能回一趟老家就不错了，而且回去了也不怎么适应。
没有家，没有自己的房子。成为当时生活的一大难题。我甚至经常抱怨自己写不出东西，做不了学问，是因为没有必要的条件。没有家啊。还写什么作，学什么问；还去跟人起什么哄，讨论人文精神有无，市场经济的道德，中国崛起的前景……因此，那时的我认定了现代性怀疑派作家们的思想，那种对自己存在的坚定追问，成为我立身的原则。卡夫卡：现在我在这里，除此以外，一无所知所有。里尔克：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一切。鲁迅：你们把明天许诺给人们，把什么留给自己了呢？这些思想都让我在紧张的生存中憎恨大言欺世者。
但这种对家的刻意寻求反而使我浪费了很多。最大的浪费是在培养生活方式的阶段，未能养成好的居家习惯，比如对信息的收集、整理，以至于我经历了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我保留的材料少得可怜。说白了，这是在漂泊的生活中少了一份耐心、一份定力、一种从容的意境。这就使以研究当代社会自居的我，除了身证、描述，拿不出太多其他实证的材料。传统的生活方式确实在经历变化，但一些人性自身建设的工作并不会有本质的变化。如果这些生活方式，连同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结构，能够不断地被留存、被追问，一定有利于我们认知自己的存在意义。
还记得当年在战略与管理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感叹，每天都跟历史碰面，遇到中国社会一流的学者、专家、企业家，我们眼看着这些贴面的人物事件流失到历史河流中去了。有一次，刘峻给深圳的何清涟打电话，半天后放下电话说，何要他坚持写日记，说哪怕记一年，这个经济文化变迁史也有一个参照的线索了。我们听了，感慨一番，又各自生活照旧。这一经验教训，今天只能说给年轻朋友们听了。
记卡片也是传统的治学方式，我也记过不少卡片，但跟真正做学问的人比较起来，汗！这种方式是死工夫，但它是否应该死去，未必。网络世界似乎在消解记卡片的意义，但网络搜索收集资料，无法赋予记卡片的个人性。话扯远点，那些靠做卡片就能当教授似乎也确实越来越说不过去了；说实话，一个网友只要对专门学问略知一二，专心数月，也可以在专门领域内写出很不错的文章。我一直不太清楚人们是否已经在质疑这一学问方式。西人不论，中国九十年代重新建构起来的大学教育制度及其知识谱系，是极为可笑的。网络对其消解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消解那种知识的正当性。不怀疑一个转型社会里的主流知识，仅骂两句改革陷阱，社会断裂，这个社会的转型是永远转不过去的。网友们的青春朝气及其天然的正当性，就仍然不能面对现实社会丧失合法性的知识及其语境、制度环境。
话扯回来。这两天看托夫勒的《财富的革命》，发现他跟近30年前写《第三次浪潮》时差不多，他的可贵之处，是对我们时代的信息有一种网罗无遗的态度，他对这些信息的知识性处理也足堪称道。这又可以佐证我的生活习惯说了。
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没有一种正常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搬再多的家也没有用。那种家已经不属于家了。有人把家从内地搬到北京，又搬到美国，再搬到加拿大，还是不管用，“反认他乡为故乡”，但故乡的感觉是永远找不回来了。现代派作家们爱寻根，他们守住某个小镇，或自己的出生地，不断地挖掘，其实是要寻找一种实在的、可触摸的人性存在方式。
北漂。我这一辈子做好北漂就不错了。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