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北漂最艰难的时候,在短短的四五年时间内,我在北京搬过十几次家。那个时候的搬家不像现在容易,从找新家,到收拾旧居,到搬运,等等,都麻烦,至少租房信息源少得可怜,多需要自己贴小广告或托朋友介绍。那个时候觉得自己确实不是北京人,没有做主人的感觉。一处房子,住三个月以上,我就开始厌倦。刚开始的新鲜,坚持打扫房子的自我喜欢,很快地陷入了住旅馆的感觉中,租住只是旅馆,懒得收拾了。直到有一天忍无可忍的时候,收拾一下,或者换地方。我也确实住过旅馆一样的家,在某个学院的老师宿舍里住过半年,先是住大间,四五个人一起,后来是小间,一个人一间。生活在别处。在哪里呢?反正也不在老家,每年能回一趟老家就不错了,而且回去了也不怎么适应。

没有家,没有自己的房子。成为当时生活的一大难题。我甚至经常抱怨自己写不出东西,做不了学问,是因为没有必要的条件。没有家啊。还写什么作,学什么问;还去跟人起什么哄,讨论人文精神有无,市场经济的道德,中国崛起的前景……因此,那时的我认定了现代性怀疑派作家们的思想,那种对自己存在的坚定追问,成为我立身的原则。卡夫卡:现在我在这里,除此以外,一无所知所有。里尔克: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一切。鲁迅:你们把明天许诺给人们,把什么留给自己了呢?这些思想都让我在紧张的生存中憎恨大言欺世者。

但这种对家的刻意寻求反而使我浪费了很多。最大的浪费是在培养生活方式的阶段,未能养成好的居家习惯,比如对信息的收集、整理,以至于我经历了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我保留的材料少得可怜。说白了,这是在漂泊的生活中少了一份耐心、一份定力、一种从容的意境。这就使以研究当代社会自居的我,除了身证、描述,拿不出太多其他实证的材料。传统的生活方式确实在经历变化,但一些人性自身建设的工作并不会有本质的变化。如果这些生活方式,连同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结构,能够不断地被留存、被追问,一定有利于我们认知自己的存在意义。

还记得当年在战略与管理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感叹,每天都跟历史碰面,遇到中国社会一流的学者、专家、企业家,我们眼看着这些贴面的人物事件流失到历史河流中去了。有一次,刘峻给深圳的何清涟打电话,半天后放下电话说,何要他坚持写日记,说哪怕记一年,这个经济文化变迁史也有一个参照的线索了。我们听了,感慨一番,又各自生活照旧。这一经验教训,今天只能说给年轻朋友们听了。

记卡片也是传统的治学方式,我也记过不少卡片,但跟真正做学问的人比较起来,汗!这种方式是死工夫,但它是否应该死去,未必。网络世界似乎在消解记卡片的意义,但网络搜索收集资料,无法赋予记卡片的个人性。话扯远点,那些靠做卡片就能当教授似乎也确实越来越说不过去了;说实话,一个网友只要对专门学问略知一二,专心数月,也可以在专门领域内写出很不错的文章。我一直不太清楚人们是否已经在质疑这一学问方式。西人不论,中国九十年代重新建构起来的大学教育制度及其知识谱系,是极为可笑的。网络对其消解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消解那种知识的正当性。不怀疑一个转型社会里的主流知识,仅骂两句改革陷阱,社会断裂,这个社会的转型是永远转不过去的。网友们的青春朝气及其天然的正当性,就仍然不能面对现实社会丧失合法性的知识及其语境、制度环境。

话扯回来。这两天看托夫勒的《财富的革命》,发现他跟近30年前写《第三次浪潮》时差不多,他的可贵之处,是对我们时代的信息有一种网罗无遗的态度,他对这些信息的知识性处理也足堪称道。这又可以佐证我的生活习惯说了。

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没有一种正常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搬再多的家也没有用。那种家已经不属于家了。有人把家从内地搬到北京,又搬到美国,再搬到加拿大,还是不管用,“反认他乡为故乡”,但故乡的感觉是永远找不回来了。现代派作家们爱寻根,他们守住某个小镇,或自己的出生地,不断地挖掘,其实是要寻找一种实在的、可触摸的人性存在方式。

北漂。我这一辈子做好北漂就不错了。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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