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交易合法化会造成性泛滥,这应是一个正向逻辑。它极容易理解。性交易合法化,任何一个想出卖自己身体的女人都可以去出卖。任何一个想以金钱购买愿意出卖身体的女人的男人,都可以去购买。于是社会性行为会变得十分放荡。社会道德操守滑坡。许多人因此沉沦;许多家庭因此解体。

可是这个逻辑与我们在北欧各地感受到的社会生态不符合。北欧社会安祥、和谐的气氛折射着它道德风貌的水平。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其结构依然稳固。至于是否造成了性泛滥?我们也没有明显感觉。这主要是从街头广告和书刊报纸中去取得信息。而在倘佯欧洲的过程中我们简直没有看到任何色情的街头广告和书刊。当然,这也许是由于我们只是浮在社会表面,没有进入它的深层。

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天),我们遇到从瑞典南下后唯一没有下雨且阳光普照的好天气。中午在斜顶房里吃了面包清水后,就入城到处走走逛逛。水城阿姆斯特丹的确独具一格。许多条运河把城市划分成许多块块。每条运河旁边都有道路。据说这是它与另一水城威尼斯的区别,威尼斯的水道常紧贴房屋。由于历史悠久,古迹很多,我们在在许多地方摄影留念。老城区的房子年代久远,有些已明显歪斜。上面嵌有18几几年,甚至16几几年的字样。一百多年、甚至三百多年的房子岂能不旧。

由于是星期天,又是艳阳天、还是大假的最后一天,阿姆斯特丹街头的游人特别多。老城区里有些地方人群熙攘、擦背比肩,几乎走不动。我们随着人群漫无目标地飘流着。飘呀飘,突然周延风指着前边说:“你们看,那是什么?”刘国凯、刘因全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小运河对面街道的一间楼房的二楼有一个穿着红色比基尼装的洋妞站在一个落地大窗前,对著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搔首弄姿。咦,怎么回事?我们三人不无惊讶。随着人流继续向前,我们很快明白了,这大概就是阿姆斯特丹性交易合法化的具体体现吧。因为到了跟前,我们发现不仅是那间房子的二楼有这样的镜头,在这条街的两边许多房子的一楼、二楼都有类似的镜头。这大概就是性交易的集中地吧。究竟是政府有意识地予以集中,还是业者的自行集中则不得而知。

人流到此处流速更为缓慢。人们都走走停停,大多在每一间有比基尼女子的房子前驻足下来行注目礼。人群由老中青组成,甚至还有为数并不少的女子。这条街大约两百米长,还有几条横巷。总共大约有几十间这样的“玻璃展览屋”吧。屋里的比基尼女子大多是白人,也有少数黑人,还有个别亚洲女子。一个无可更改的自然法则是,人们在经过黑人女子的透明香闺门前时,速度大多只稍慢于一般步行。而在美丽的白人女子门前,速度减为零。作某一时间的暂停后,才再向前移动。

大约一个钟头,我们才“走”完了这条“泥泞”之路的两侧及横枝。

“怎么样?你们有何感觉?”刘国凯发问道。

“嗨,太意外了,就算有点感觉,对这种形式也完全无法接受。”刘因全说。

“我也觉得无法接受。如果我是个还没结婚的青年人,我就会对其中某个我认为最漂亮的女子说:跟我走吧!嫁给我吧!我不会计较你的过去。”

“哈哈哈!”

“你的感觉又如何呢?”刘因全、周延风反问刘国凯。

“我?我只是理论上承认其中有的女子确实美丽,但在实际上毫无感觉,不知这是不是我比你们年长一截所造成的实际状况吧!”

“哈哈哈!”

“这里还有个实际情况不知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好像看不到有人进到玻璃屋里边去。”刘国凯说。

“好像有,当然少。由于进去只是个一瞬间的过程,数量少我们就会注意不到了。”刘因全说。

周延风补充道:“有些玻璃屋拉上了门帘、窗帘,这是否可以解释为已有人进去了。”

离开那个街道后,我们的讨论有所升级。就是性交易与性泛滥的关系问题。此处性交易虽合法化,但性交易的频度显然很低。从粗略的统计来测算。在我们流经那条街的一小时左右里,会有数千人流经那条街。其数量应为玻璃门后比基尼女子的一百倍。换言之,如果人群中的百分之一有交易行为的话,那些门帘、窗帘就都会拉上,可是,拉上的只是少数。这就是说,性交易合法化并未带来性交易发达。这是性未泛滥的指数之一,亦是一个反向逻辑。

我们想到了中国。由于去国已久,对国内有关情况并无直接认知。不过,也从一些报刊中了解一些情况。据报导一个内陆城市太原从高档夜总会到最低档的洗头屋,其色情场所超过一万家,遑论东南沿海地区。性在中国远比在北欧泛滥。这是为什么呢?

性交易的频度与其是否合法并无直接因果关系。这已为我们的亲眼所见证实。性交易被列为违法的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其频度一定远高于被列为合法的阿姆斯特丹。可见性泛滥与否还跟其他因素有关。那么跟什么因素有关呢?

首先会与社会公权力被垄断有关。中国共产党垄断了社会公权力,其官员在经济上大肆贪渎的同时就是无可遏制的性享受。性享受直接带动了性索贿和性贿赂。中共官员几乎无官不贪,也几乎无官不享有情妇甚至多个情妇。除情妇以外还大肆公款嫖妓。其他某些较富裕的平民也群起效尤,这是性交易广大坚实的买方市场。这种性交易是高层次的。它不被中国法律所控制。中国共产党的法律对底层社会的性交易是予以严厉惩罚的。“严打”期间曾屡将组织卖淫者判处死刑。但对共产党官员的违法性行为却熟视无睹,若非因其他问题东窗事发,中共官员的性索贿、性受贿、性享受永远都不是问题。

性泛滥在中国得以形成在于它还有永无竭尽的卖方市场。既有大量为生活所迫的女子走上卖淫之途,也有一些受过相当教育的女子,或在校女大学生侧身其间。天生丽质并欲以此为资本攀入上层社会者,由于有大量权力不受约束的共产党官员的存在,使她们的企图得以施展。社会公权力与美色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编织了中国当今社会性交易绚烂多彩的织锦。

除此之外还有个情况,就是由于东南沿海地区聚有大量性苦闷、性压抑的民工,这促使了社会低层次性交易的活跃。不过,这与上一个社会现象相比显然居次要地位。

北欧社会的性交易基本是个人行为。性交易不与社会公权力挂钩,就永远走不出低谷。如果人们系以其工薪结余去卖春,那么永远不会创造出硕大的买方市场。如果一个社会对其成员都保障了他们的生活,那么也抑制了卖方市场的成长。在不存在公费养情妇和公费嫖妓的社会机制下,人们的基本生活又得到了保障,那么,性交易即使合法,也成就不了辉煌的局面。

性交易应予合法化与否,或曰性交易合法化的利弊,社会学者们一直在进行着不倦的辩论。反对者多从道德层面着眼。赞同者多从实际着眼。诸如释放性压抑、降低性犯罪、避免黑社会、黑警的肆虐等等。

对此,我们没有研究,也没有成型的定见。中国社会民主党的袍泽们有许多更重要的问题要考虑。这类问题根本排不上号。但是,我们北欧之行所看到的一些情况,却启思我们,在一个民主的、尊重人权的社会里,即使性交易被定为合法化,也不会导致性泛滥。而在一个社会公权力被垄断、底层人民生活没有保障的社会里,即使周而复此地扫黄严打,性泛滥和社会道德沦丧亦都难以逆转。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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