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意大利笔会，在我因1989年“六四大屠杀”被关押过的“劣迹”，而被中共当局用国家强权生硬地烙上永久的“危险分子”标签17年后的今天，第一次用作家的名分来邀请我到美丽的米兰来出席这次盛会。在这里我之所以强调“作家”的身份，并不单纯是因为这次机会是对我的身心在监狱的那两年零八个月的非人生活中失去了原本坚固正常的的六颗牙齿、双手关节也因长期戴手铐而落下腱鞘炎直到现在若犯病痛的连笔都拿不住的现状的安慰和补偿，而是由于从那时起，我的个体生命就被定义为人见人怕的“恐惧的带菌体”！尽管我自己在1980年代初、年龄还不到20岁时写的文章就获过奖、同时在那个出本书极不容易的时期，还因为出版过书而被当时权威的《中国青年报》专题称道。就是在出狱后，一直也没有停止过写作且作品也曾入围国际上重要文学奖的提名。
但从出狱后我自己的名字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不能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出现，第一次出现还是把我名字中的“勍”字拆开为“京力”两字方在媒体上面世的。而据我所知，1980年代中国著名的女作家戴晴在出版一部她自己翻译的相关二战的书时，不得不用了一个叫“尚蔚”的假名字。但中国的传统士大夫们一直奉行的则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而就是在现在的中国，更为严重的则是：为数不少的中国作家至今名字还被当局像防瘟疫一样完全屏闭着，而更要命的是一些因发表不同意见的独立笔会的作家还被判重刑关在监狱里。身为一位作家，是通过其作品和读者的交流才换得身份认证和名分确定的，读者的反响又是其继续创作的动力和被认可的享受。一旦你在出版物上突然消失，从此和读者再也毫无应对的可能，这种屈辱和绝望不能不说是一种残酷的精神蹂躏和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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