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已届八十五岁。为它诊断和算命者，络绎不绝。有言其气数已尽，亦有言其气数未绝，聚讼纷纭，莫筹一是。其实，气数也者，模糊玄虚。何谓气数已尽？何谓气数未绝？除非中共已然崩溃，否则，面对当下的任何事实，二者均可自我辩护。是故上述正反两方向的判断，既难证实，亦不可证伪，不如弃之，转向另类观察。
笔者关注的是在中共生涯中其性质和形态的重大变迁。
在我看来，中共从成立至今，经历了四种主要形态：
（一）1921——1927年：初期的意识形态秘密集团
（二）1927——1949年：农民武装暴力集团
（三）1949——1978年：党-国一体的极权集团
（四）1978年——今日：权力与资本的神圣同盟—社会之巅的垄断性利益集团
一、1921——1927年：初期的意识形态秘密集团
追本溯源，今天竭力鼓噪民族主义的中共，自其呱呱坠地，其实就带有很深的外国胎记。它本身是俄国人列宁操控的共产国际（Comintern）的直接产物，1920年秋天，共产国际的特工人员维丁斯基（Voitinsky，中文名吴廷康）来华帮助陈独秀等人组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核心小组。在这之后，共产国际又派了自己的代表荷兰人史尼夫列特[Sneevliet，即马林（Maring）]接替维丁斯基来到中国。于是，在马林指导下，1921年7月，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会议，由十二名知识分子或半知识分子出席，北大教授陈独秀为其精神领袖。他们办刊物、开书店、搞翻译、办研究会、组织工会农会，是一个典型的以激进知识分子为主的意识形态小集团。过了一年，他们才通过了其党章。但当时，最初的十二位代表中近半数已经离开。这预示了该党的成分的一个急剧演变的过程。
二、1927——1949年：农民武装暴力集团
中共由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秘密集团变成武装暴力集团，溯源于两个主要因素：就外部因素而言，是国民党因其“党内有党”、与中共恩怨纠结，遂于1927年实施武力清党所致。就中共内部而言，则是导源于“知识份子边缘化，边缘人物中心化”的“换位”过程所致。
当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经历了“二次革命”的失败。从1922年起，由于苏联宣布废除俄中一切不平等条约，由于列宁当时的“世界革命论”有很强的反帝国主义色彩，相当符合落后国家民族主义者的口味，因此四面碰壁的孙决定转向苏联求援。于是，孙中山与列宁的共产国际合作，重组国民党。并请苏联的鲍罗廷（M. Borodin）担任顾问，鲍罗廷帮助国民党开办政治学校，起草党章，并按苏联的模式发展了很多基层组织。孙先生还派遣蒋介石去苏联考察了三个月，在蒋1924年归国后任命他为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校长，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从此，国民党也染上了列宁主义的色彩。
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共产党部分党员在国民党同意下，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这是共产国际的“内部集团”策略：“在国民党内发展中共，从内部控制国民党。”孙中山当时觉得如此并无不妥，因为中共党员少，没有力量。而国民党通过“容共”，可借此号令一个多阶级合作的全国运动。孙并不认为共产党会对国民党构成威胁，实际上，中共当年也的确不过是一群想垄断俄国的援助的“愤青”，孙认为不足为患。当时，中共处于“婴儿期”。1922年其党员不到300人，1925年仅1，500左右，而国民党1923年已有5万人了。
于是，国、共两党从一开始，就起于各有所图，相互利用，相互赴莫斯科争宠。不过孙在世时尚能驾驭国民党右翼，故并无彻底摊牌的危险。但到1925年3月孙去世后，情势陡变。1926年，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攻占上海后，阵营内部的左翼和右翼的矛盾终于公开化。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于1927年4月在上海清党，逮捕并处决共产党员，国、共两党第一次公开分裂。中共的周恩来、贺龙等在当年发动南昌武装兵变，毛泽东等也在秋收时节起兵暴动，从此，中共迅速转化成一个农民武装暴力集团。
在中共内部，由于枪杆子压倒笔杆子，由于它进行血腥的武装暴动，这一玩命游戏使它的内部成分就有一个重大的“换位”过程。即开初的那批知识份子逐渐边缘化，逐步退出共产党的核心，像陈独秀、瞿秋白等，凡是知识水平较高，受现代文明熏陶较多者，在中囯共产党的残酷运转过程中，都逐渐被整肃，逐渐走向边缘，最后被淘汰。中共一大的代表，大部分被淘汰了，退出中共了，或回到书房，或投向国民政府，有的投向汪精卫政权。
但是另外一些边缘人，历史上称之爲落第秀才的，一些边缘化的半知识份子，以及地痞流氓等，在玩命式的搏斗中挤入核心。这个中共内部的“知识份子边缘化，边缘人物中心化”的“换位”过程，导致像毛泽东这样心黑手辣的半知识份子或地痞流氓成为中共的主要掌权者，这个重要的演变决定了其历史后果，铸造了中囯共产党的残酷与血腥。
自此，国共两党，恩恩怨怨，分分合合，占据了现代中国的主要政治舞台。中共，伴随着血腥的长期武力搏杀，借助于日本侵华的机会而坐大，在苏联的支持下，1949年，这一农民武装暴力集团终于颠覆了国民政府，夺得了中国政权。
三、1949——1978年：党-国一体的极权集团
1949年中共掌握政权直至毛泽东去世，塑造了一个“党-国”体系。“党即国家，国家即党”，这是一个典型的极权主义政党。在毛时代，社会已经不存在了。
中共按照其意识形态原则，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进行了清理和重新组织。中国原有的民间社会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消失，而以党为中心的“党-国”体系象一个巨大无边的蜘蛛网，笼罩了一切，它消灭了中层的结构，消除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中间组织，只剩下一个单一的控制中心全权独揽，统摄全国。
中共利用垂直性的各级政权机构，特别是富于中国特色的政教合一的“单位制”、“公社制”和“户口制”，“一杆子插到底”地包管了中国的广袤疆域和庞大人口。其严酷程度，可谓空前绝后。这种控制，建政之初主要是通过“单位制”及“户口制”进行的；1958年之后，在农村，则通过“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态进行控制。
中国大陆的“单位”与一般国家的企业、公司等经济组织完全不同。它实质上是政权体系的延伸，它对在职或退休职工及其家属进行包管和监控，从经济生产、政治灌输、行为管束、道德训导、文化教育、恋爱婚姻、生老病死，包罗万象，无所不至。它是代表国家机器垂直监控个人的最基本的执行机构。在中共毛时代，政权的意志，实际上就是各个单位党组织的意志。
中共的“户口制”，则是政权对全社会所有人口进行监督、限制和划分等级的对于“单位制”的补充性体制。特别是，“户口制”对中国人口作了等级森严的划分，划为“农村户口”（非商品粮户口）和“城市户口”（商品粮户口）两大类，二者几乎是世袭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农民实际上成了现代中国的“贱民”，受到严重盘剥欺压，其地位十分卑下，世世代代毫无指望，是一种明目张胆的现代世袭式“贱民制度”。
独立的新闻媒体被取消，所有报刊杂志都成了共产“党的喉舌”。大学及其他教育科研学术机构落入共产党党委管辖之下，甚至连居住区街道也被中共派人管理了起来，监视着居民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整个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没有共产党的触角伸不到的角落。
中共，成为一个奥威尔所描绘的《1984年》式的“老大哥”党。中国，成为《1984年》式的“新世界”：士绅阶级与中产阶级悉数被灭，土地与产业悉归“国有”，百万知识精英被废弃武功，流离失所，几千万农民饿殍遍野，满目哀鸿。中共“党-国”，犯下滔天大罪，至1966-1976的的“文化大革命”臻于颠峰。
物极而反。至文革末期，败象毕露，经济破产，天怒人怨，意识形态已成皇帝之新衣，油彩剥落，发条松弛，该“党-国”一元化的极权体系已经无法支撑下去。于是，共产党孕育着另一次重要转型。
四、1978年——今日：权力与资本的神圣同盟—社会之巅的垄断性利益集团
1976年毛去世，北京发生宫廷政变，毛氏中共夭折，邓氏中共君临。邓小平牌号的“改革开放”，驱使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这是中共的一个重大转折。实质上是极权国家不得已的权力收缩和意识形态弱化的过程，是从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党-国”体制到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的过程。这一过程产生了日益强大的内部张力，中共极权控制的国家结构已经难以承受这一沉重压力了。于是，这一张力促使中国产生一系列变化。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自80年代开始，中国的民间社会逐渐复活。
这一国家与社会分离运动的关节点，是1989年以天安门为焦点的全国抗议运动。该运动震撼中南海，遂被中共悍然用坦克车划下血红句号。不数月，东欧狂飙突起，柏林墙倒，苏联解体。中共之胎出的圣地——克里姆林宫红星熄灭。共产党丧失意识形态合法性，面临存亡继绝之危机。中共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被迫在实践上迅速拥抱资本主义，全面启用权力去兑换金钱，并向国际主流社会示好。
在中共权力寻租的历史过程中，为减少阻力，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巩固高压下的社会秩序，权力精英调动资源，分一杯羹给部分企业家和部分知识精英，从而结成了所谓权力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三利益集团的神圣同盟。中共所谓“三个代表”就是这种联盟的政治宣言。但是三精英集团在联盟中地位并不平等，权力精英高踞其上，予取予夺，知识精英无非是被赏一碗饭而已。所以，称之为权力与资本的神圣同盟是较为合乎实际的。
在这一政治变迁中，中共赖以夺权的意识形态招牌——工农大众，被牺牲掉了，他们被压在社会底层成为上告无门绝望愁苦的边缘人群。实际上，‘精英联盟’也就是‘掠夺联盟’、‘分赃联盟’，就是‘精英勾结，掠夺大众’。它对社会公平的颠覆孕育了躁动不安的地底岩浆，随时可能喷涌而出。
五、必也更名乎？
时至今日，中共的实际公共政策和它的意识形态外壳的彻底分裂已经触目惊心，为世界历史所仅见。共産主义的招牌已成了当今中国的“皇帝的新衣”，人人皆知其无，皇帝更知其无，但他仍然对外要把裸体称为锦绣华衣，招摇于堂皇宪法之中。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历时最久、范围最广，最为赤裸裸的大谎言和大荒诞！在精神上，在思想上，共産主义已死。但是，现实生活的如此明显的胜利还没有从实践的真理变成政治的真理。这一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挂羊头，卖狗肉”式国家大谎言仍然照行于市。偌大中国，人人熟视无睹，如常生活。十几亿国人习惯于“生活在虚假”之中，这在道德上严重败坏和毒化了全民族的基本伦理，毁掉几代人的道德良知，将会造成不堪设想的精神后遗症。
今天的中共，八十五岁了，早已没有了初期的理想主义狂热，也丧失了农民武装暴力集团时代的拼命三郎精神，甚至也失掉了党-国一体极权时代的意识形态自信，剩下的，仅仅是战战兢兢地维持和保护权力与资本神圣同盟的垄断利益了。任何风吹草动，都被它视为对自身老朽的挑战，而必欲扼杀于萌芽状态之中。今天，它穿金戴银，财大气粗，私有财产的保障已经写进宪法，巍巍乎一个大资本家的形象了。但它不要忘记，唯因如此，“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已成为笑话。因为，共产党老祖宗马克思言犹在耳：“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党宣言》）
怎么办？如今，中共治下的中国，作为1、一个共产党国家，在柏林墙倒塌共产世界崩溃之后。2、一个集权专制政府，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民主化之后。3、一个因其执政导致七千万国民死亡，至今仍然隐瞒真相，严控国内外信息流通的政权。它的出路何在？
共产主义已经失败。中国共产党早已名不副实，成为笑柄。这已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为今之计，为中共前途着想，也许，更改党名是一条比较容易的出路。
孔老夫子早就说过：“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北京应当是有先例可循的。譬如，早先那些共产主义政党，像波兰共产主义者联盟“无产阶级”、匈牙利工人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后来认清潮流，“与时俱进”，纷纷更名为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左翼政党：波兰社会民主党、匈牙利社会党、保加利亚社会党，还有斯洛伐克民主左派党等等。而在德国东部，也成立了民主社会主义党。这些由前共产党更名而来的左翼政党，认同国际社会主流价值，整合进了文明世界，已然脱胎换骨，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共产党了。它们已经在现代国际民主体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再也没有中共那种“合法性恐惧”了。
中共党内，不乏明智之士，应当清楚，更名而渐变，此举震荡较小，无论于党于国，皆是利大于弊。
此外，在当前情势下，还有两条出路：
一为毅然促成中共党内既有的政治派别公开化、透明化，按游戏规则竞争，逐步裂变为两党或多党。
二为效法蒋经国先生，一举开放党禁报禁，一次性地进入政党政治和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
三条出路，均非万难入手之道.坦率言之，当今中国之事，“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中共主政当局，倘拖到国际国内浪潮汹汹，剑拔弩张之势，届时勿谓言之不预也。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