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生长在盲人的世界,我的眼睛却是明亮的。

必须对黑暗敏感:一种痛彻心肺的敏感。

二十二

自由与面包。

沙皇对大臣们说,老百姓只需要面包,不需要自由。谁要自由,谁就是想造反。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没有了自由,面包的供应随时可能中断。

二十三

我的幸运——在我幼小的时候便爱上了书籍,这种感情的诞生远远早于爱情。我还清晰地记得童年时代承担了卖废品的使命,然后被允许用获得的零钱去换几本小人书。为此,我对父母深怀感激。

茨威格说过:“任何地方,不仅在我们这时代,书籍正是一切知识的泉源,各种科学的开端。一个人和书籍的接触愈亲密,他便愈加深刻地感到生活的统一,因为他的人格复化了:他不仅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而且运用着无数心灵的眼睛,由于他们这种崇高的帮助,他将怀着挚爱的同情踏遍世界。”热爱书籍的人自觉地扩展着自己生命的长度与密度,他将无数伟人的生命浓缩在自己的生命之中。

二十四

朋友从远方寄给我两句诗:“以失败者的名义,我要求光荣的死亡。”

这不是中国式的逻辑。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里,这是一种不可能的结局。在我们这里,失败就是耻辱,胜利就是光荣。在我们这里,失败者就是流寇,胜利者就是帝王。没有人善待失败者,也没有人置疑胜利者。这一铁律在两千年里一直不容质疑。

二十五

被抽空的“人民”。

在斯大林体制下的苏联社会,“人民”获得了空前的地位——各级选举庄严而频繁地进行着,“人民”似乎充分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权利。几乎所有的机构和所有的职业都以“人民”的名义来命名: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人民团体以及人民铁道、人民邮电、人民出版社、人民电台,乃至于人民作家、人民演员、人民教师、人民医生……就连高级官员们也谦虚地自称“人民公仆”、“人民的勤务员”。

然而,索尔仁尼琴等先知却发现:恰恰正是在这个把“人民”的地位抬得最高的国度里,所有冠着“人民”的旗号的权力机构,所干的都是些压迫人民、剥削人民、蔑视人民、监视人民、主宰人民和蹂躏人民的事情。在这样的国家里,除了领袖之外,所有的“人民”都享受不到最基本的人权。

这一荒唐的现象,好像不仅仅发生在苏联的土地上。在纳粹帝国里,“人民”同样是一种沉默的存在、一种缺席的命名。自封的“人民”的“代表者”们,如希特勒和戈培尔,却在各种各样的集会上滔滔不绝。希特勒不就声称自己是“德意志精神”的代表吗?戈培尔不就说过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真理吗?

其实,民主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不需要其他人来“代表”,每个人都能够自己“代表”自己。哪个地方的民众需要其他人来“代表”,这个地方就必定是一个民主匮乏的地方。

二十六

在粗糙和卑琐的情调泛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让坏的文字污染我们的眼睛,不让坏的音乐污染我们的耳朵。

保持敏锐而健康的感觉是极其重要的。

二十七

大学合并。

大学的“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当今全国各地都在匆匆忙忙地搞大学合并,打造所谓的“航空母舰”——似乎大学的“大”在于规模、在于人数、在于面积等等。有的城市将所有的学校都合并成一所,再这样下去是否可以将全国的学校都合并成一所,创造一个最大的大学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呢?

其实,蔡元培先生早在七十多年以前就说过:“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如果没有学术的独立、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对真理和学问的求索和坚守,合并再多的学校也不可能让大学真正成其为“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越“大”,学术水准越低。

如火如荼的“大学合并”充分说明:中国人很难改变好大喜功的毛病——三个和尚凑成的庙宇,所造成的结果便是大家都没有水吃。

二十八

不幸的人们,幸福起来吧,幸福能够让你更长久的强大,更宽容的善良,更慈悲的睿智。

从不幸到幸福,有时候往往是一步之遥。

二十九

俄国作家索洛乌欣说过:“纸张只能容忍一定程度的坦率。”

没有一个作家能够永远欺骗他的读者。

三十

鲁迅的命运。

一九四九年以后,密密麻麻的苍蝇和蚊子黑压压地扑向鲁迅的坟墓。对于它们来说,这是一处财宝。

在血腥的“文化大革命”当中,鲁迅的文集与“红宝书”一起广泛流传,并被当作“红宝书”的附庸。

这一现象的悲剧性大大超过了鲁迅先生的估计。这是比挖掘先生的坟墓还要恶毒无数倍的行径。

现在,有的学者名流还在说,鲁迅的心与伟大领袖相通。

三十一

《中国新闻报》曾经发表过一篇署名“祝明”的文章。这篇题为《足协,收起你的架子来》的文章,对中国足协对奥运会预选赛上海赛区假新闻事件的处理进行了批评,同时对足协是否有权处罚媒体和记者、记者的采访权如何体现和保障等问题提出疑问。

当时,中国足协新闻办公室主任冯剑明看到这篇文章后,傲慢地表示:记者采访比赛,要向中国足协申请办证,这是联赛开始以来一直沿袭的规矩,也是每个新闻单位一直在遵守的规定,中国足协对足球比赛的管理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这种说法,它的理论支持显然来自于老黑格尔的“存在就是合理”。当然,在一个没有新闻法的国家里,他怎么说都不算错——他的话就是法律。他和他所代表的足协,是一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只要他们维持一天的垄断地位,你们就只能老老实实接受他们的“规定”。

其实,足协的潜台词是:如果我们诚惶诚恐地接受你们的批评,那么我们还算是“特权”吗?如果我们老老实实地接受你们的监督,那么我们那些没有边际的、幕后的红利从何而来?

近年来的若干事实表明:该机构的腐败令人发指,该机构的专横令人愤怒,该机构的愚昧让人感到好笑,该机构的低能让人叹息。老实说,体育官员们是我最不喜欢的一群官员,中外皆是如此。与他们相比,中国男足的球员们虽然也很无能,但至少还能够装模作样地踢几个臭球。

在目前这样的管理体制下,产生中国足协这样的“怪胎”中的“怪胎”,简直就是理所当然的。与邮电、铁路等行业一样,这也是一个垄断程度几乎为百分之百的行业。

对于可怜的老百姓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全都不看球赛。我们不看球赛,他们没钱可赚了,自然就无法腐败、无法专横了,他们的愚昧和低能也就会有所改观了。

可惜没有几个人会同意我的这个妙计。

于是,足协依然腐败、依然专横、依然愚昧和依然低能。

三十二

没有多少人观看中国足球了。中国足球的“悲惨”命运是它自找的,它配不上中国人民对它“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同时,这又是一种全球的病症:人们不敢直面生活的悲苦,便把足球当着精神的鸦片。为了足球而笑,为了足球而哭。

世界杯从来都与我没有关系。

三十三

我在小区里散步,那么多人牵着小狗散步。

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人们对狗的爱远远超过了他们对其他人的爱。

三十四

我们为什么必须相信?相信是活着的前提。正如匈牙利作家凯尔泰姆·伊姆莱所说:“不管你相信什么,你都会死掉;但是,假如你什么都不相信的话,那么对活人来说,你已经死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完全全的虚无主义者。其实,虚无主义也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一根救命稻草。

三十五

秦始皇与长城。

秦始皇不曾为长城增添过一块砖头,长城却成为秦始皇的私有财产。

成千上万修建长城的人以及他们当中数量巨大的、为修建长城付出生命代价的人,在秦始皇心中完全无足轻重。

所以,拒绝为长城的“伟大”——也就是秦始皇的“伟大”——添砖加瓦吧。

不能拒绝,至少也要消极怠工。

三十六

长城是秦始皇的骄傲,而不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兵马俑也是如此,紫禁城更是如此。今天我们洋洋得意引以为傲的大部分“文化遗产”都是如此。

三十七

圆明园与百姓无关。

圆明园被烧掉,并不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而仅仅是统治者自身的耻辱。统治者没有能力战胜敌人,却善于把自身的耻辱转嫁到全体百姓身上。

即使圆明园没有被烧掉,它也决非老百姓的天堂——哪个老百姓一不小心走进去了,他的脑袋立刻就落地了。

这样,老百姓为了一个跟自己毫无关系的园子的毁灭难受得不得了,而统治者却让自己依然保持百分之百的尊严。

三十八

历代为君王流血流汗的“积极分子”们,最后都成了陵墓中陪葬的白骨——有哪个陵墓的设计师,最后不是被杀掉灭口的呢?

听听他们受骗后在地狱中无穷无尽的忏悔吧。

三十九

我如此热爱自由,因此不惜以失去自由为代价去捍卫自由。

这是一个多大的悖论啊。

四十

在任何时代,诗都是应当被禁锢的,如“深水鱼”一般。

所以,诗人理应是寂寞的,如一棵旷野中“孤独的枞树”。

今天的诗人却与争先恐后地明星们争宠,像是贵妇怀里的巴儿狗——诗人们的诗歌朗诵会选择在房地产商的豪华会所里举行。

首发民主中国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