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的宪法学教授周叶中，在他的《共和主义的宪政解读》一书中，对自由主义学者们阐述的共和主义理论，一面剽窃，一面强奸。把中共建立在阶级分别和阶级神圣性之上的一党专政，及对“和谐社会”的标榜，称之为古典共和主义的混合政体。阶级之间的共和，也就是贵族与平民阶级对公共权力的分享，的确是古希腊共和主义的特征。但古典共和与一党专政的区别在哪里呢？用朱学勤先生的一句话来解释，最好不过了。朱先生大概是说：
前三十年，他们消灭了贵族，然后冒充是贵族。这二十年，他们又消灭平民，然后冒充是平民。
消灭和冒充，就是区别。古典共和是在奴隶社会对阶级分别的一种缓和，而中共的建政，却是对阶级的消灭和冒充。是在现代社会对阶级分别的强化，从而制造现代极权主义之下的奴隶制。所以中共从1949年开始维护的，就是一种政治贱民制度，或政治上的种族制度。中国有没有种族制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中说得很清楚，“种族歧视”的界定，不仅包括基于人们肤色和种族的不同而给予制度性的歧视，也包括基于人们的社会身份（阶级、地域、职业或出身）的差别，而给予剥夺基本人权的制度歧视。
这样的定义，很显然把中国城乡分别的户籍制度包括在内了，也把各种基于政治表现而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做法都包括在内。甚至，也把中共的宪法包括在内了。当一部宪法明确表示“阶级”是政治权力的一个来源和判断标准时，这部宪法实际上就是一部“种族宪法”。你读过中国的宪法就知道，这部宪法的合法性基础就是另一类的种族歧视。所以中国政府在签署《人权公约》时，坚持对“种族歧视”的定义条款作了保留。这说明中国政府比那些热爱它的中国人，更清楚自己是什么玩意儿。而周叶中教授和听他讲宪法课的政治局常委们，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忽悠谁？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群体，要么是你，要么是我，在某一天就可能被这个政权视为政治贱民。这一次是廖亦武。廖亦武自从1994年出狱之后，长达12年的时间，前后申请了8次护照。警方都以《出入境管理法》第8条禁止出境的5种情形的第5款（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或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为理由，拒绝给他颁发护照。就像拒绝给农民上城市户口一样。廖亦武为什么就这么贱呢？
极权主义的种族制度笼罩着中国人的一生。你要么根本不准被生出来，生出来也上不了户口，上了户口也分不到土地，分了土地也读不成书，读了书也进不了城，进了城也拿不到户口，有了户口也没有社会保险，有了保险你也出不了国，出去了也回不来，回来了也当不成公务员，当了公务员也升不了官——除非你是城里人，并且是共产党员，你妈是共产党，你爹是共产党员，你们全家都是共产党员。
不想入党和入不了党的，就是等级不一的政治贱民。你的生活和思想离共产党越远，你就越贱。廖亦武的问题就是离共产党太远。最远是多远呢？最远的地方是监狱，最远的人就是政治犯。廖亦武是一个前政治犯，“前政治犯”的意思就是政治犯的一种，就像“摘帽右派”的意思就是一种特别的右派。种族制度的意思就是，你一旦曾经是政治犯，除非共产党不是共产党，否则你就永远都是政治犯。种族的意思是不但统治是种族的，被统治也是种族的。既然毛主席永远都是毛主席，廖亦武也就永远都是廖亦武。这就是把政权建立在种族歧视之上的连带风险，如果廖亦武不是政治犯，那毛主席怎么办？廖亦武必须永远是一个政治犯，就算他政治上已经无能，胸无大志，只想当个写字的，吹箫的，甚至一天的追求只剩下几碗牛肉面。他仍然会被视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危害的人。因为国家需要他，需要他的这种身份。就像鱼如果不是鱼了，渔夫也就不是渔夫。种族制度的意思是，如果人家要当渔夫，你就必须继续是鱼。
尽管这个社会表面上很开放，但骨子里的种族政治仍然绑架着每一个人，包括拒绝给廖亦武发放护照的警察。警察们并不是不愿意，而是不敢。除了赫鲁晓夫，谁敢把廖亦武的名字从黑名单上拿掉呢。谁知道会不会惊动中南海，和八宝山公墓里面的人呢。参与过“64”的人，被迫一辈子都要参与。廖亦武如此，邓小平、杨尚昆和温家宝也如此。谁敢说廖亦武不是政治犯，这个政权马上就要闹鬼。
这个案件的供求关系，就是廖亦武需要出国，但极权政治需要贱民。而我们需要什么呢？昆德拉说，专制社会永远都是刽子手和诗人共同统治的年代。廖亦武参加不了美国的作家会议，其实他不但是涪陵市公安局的牺牲品，也是譬如周叶中教授的宪法理论的牺牲品。一个共和国需要祭坛，就像需要忠烈祠。胡温新政需要廖亦武，就像需要八宝山。有些人舍不得放出去，有些人恨不能踢出去。我的朋友廖亦武，就和无数有着“64”背景的人一样，是公安局舍不得的那种人。
有时候囚犯会爱上衙役，有时候衙役也会爱上囚犯。当共和国爱上廖亦武，廖亦武就惨了。所以他的朋友冉云飞说，听见国家就逃跑。廖亦武以前都是撒腿就跑，这一次他站住了，转个身来要讨个说法，要和公安局打一场离婚官司。他写的文章，叫做《我要出国权》，意思是刽子手啊，我们好聚好散。警察啊，这一次我是贱民，下一次也许就是你。把老百姓当政治贱民的并不是你们，把老百姓当政治贱民的，也一样把你们当贱民。因为这个体制使你我同受捆绑，你们权利被侵犯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警察。就像我也不好意思说，其实我并不是政治犯。我是一个公民。
2006-7-6于成都大学。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