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函往来中,思之先生称我“小弟”,我叫他“先生”。

先生是公认的杰出人权律师,虽然他常常自嘲没打赢过几桩官司。

和先生结识,缘起我所在城市成都的两起案件;之后,由于相似的关切和相近的观念,兼以人与人之间不可思议的缘分,先生对我信任、开放,我得以近看一个丰富、灵动的生命; 好的关系都是双向平等的,我对先生也同样信任、敞开。先生和我的友谊超越了年龄、性别、身份这些我们文化中惯常的人际交往壁垒,彼此的交往基于自由心灵的相互认同、悦纳。据我的观察,先生与很多朋友的交往都遵循这个模式。他有很多亲密的朋友,世界各地,男女老少,各行各业。

林语堂说苏东坡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乞小儿。这些话用在先生身上,也很贴切;如果说苏夫子是古代的现代人,那么,先生是有古君子之风的现代人,是拥有现代人际交往观念与西方社交礼仪的中国人。

他和苏夫子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当然,也都有一肚皮的不合时宜。

最初知道先生,经由我和先生一位共同好友的口述。这位有大侠美誉的朋友称道先生在人权捍卫方面的努力,绘声绘色形容他的风采、神韵。那会儿,我就是听一个精彩而遥远传说的心情,想不到有什么机缘同这样一个人发生联系; 2009年初秋,对先生以“老爷子”相称的浦志强、夏霖、夏楠、李瑾四位律师来到成都,为我的好朋友、环保人士、512地震死亡学生名单调查者及校舍安全责任追问者谭作人先生担任辩护律师。先生以不在场的方式,参与了案件的讨论,贡献了他的战略战术思想。经此,我在心理上感觉与先生近了一层;也是这一次,浦君以先生的《我的辩词与梦想》相赠。透过书中一个个的案件及辩词,我对先生的认知得到极大的深化。我叹服作者缜密的逻辑思辨能力与分析、说理能力,论证张弛有度,语言收放自如,而最吸引和感召我的,则是序言呈现的作者昂扬的理想主义精神。我感到那些言辞背后是一个热情、灵动、年轻、富有朝气、百折不回的心灵。他自况是一朵带刺的玫瑰。我不禁忍俊,进而觉得恰切、美丽。

与先生真身相遇,是2011年盛夏八月。先生当时八十五岁,戏称85后。他在夏霖、夏楠、李瑾的陪同下,来到第二故乡的成都。这不是成都最舒适的季节,先生甘冒酷暑,是为他刚出看守所的当事人R君。

R君身陷看守所时,某讲三国、得钱百万歌颂成都模式的教授专程到先生府上,诋毁其清誉,意欲阻止先生为之作辩;有关方面则同步打击处于信息隔绝状态的R君,说他不够资格、先生不可能接受做他的律师。真相大白以后,先生很是愤懑,此来,既为表达对R君的安慰,也有以行动回击造谣者的不言自明。

夏霖团队难得一次没有公务,浮生得闲,我们陪着先生会朋友、品茗、饭醉,古今中外、前三皇后五帝,亦庄亦谐,打趣斗嘴,不亦乐乎。

先生是那种在人群中会自然而然“跳出来”的人,我想“鹤立鸡群”就是说的他这种人;一交谈,他的性情、识见、趣味,马上能够抓住人心。

我与先生一见如故,没有序曲和中间过程。

第一次与先生见面,是在他下榻的酒店。我一进屋,先生随夏霖起身相迎。夏霖为我和先生做介绍,先生微笑着,微微躬身,我迎着他柔和、笑意盈盈的眼睛。握手寒暄毕,我们随即进入了交谈。我们分享共同的语境,谈论着熟悉的人和事,视角、观念、思想、认识自然在知人论事中呈现。我感觉我们分明是陌生的熟人。先生也把之前听说的故事与具体的人联系起来,他嗔怪夏霖不早些介绍我们。夏霖不辩解,笑。

不会不注意到先生的外观、仪表之美,以及他对服饰的讲究与审美趣味。他面色红润,雪白的头发梳理得一如他个性的潇洒; 他是四季君子,大夏天也总是穿着深色下装,配白色、红色、淡蓝色衬衫。他天天换衣服,庄重而不沉重,典雅而又活泼。他是一个好看的人。

在人际交往中,平等,包括人与人之间及性别之间的平等,是我衡量一个人现代、文明程度的标准。

在人际关系和性别关系上,我们的社会很大程度上还处于前现代的等级制状态。如果说在主流社会,地位、金钱决定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关系,在体制外、自由知识界,一些在政治哲学上主张自由、民主、平等的人,在人际关系上则未必践行,只不过,人与人之间的等级由名望决定,形成偶像-粉丝的不平等关系,算是江湖版的等级制;在性别关系上,平等、超越对象化方式对待女性的人,并不多见。

在人际平等、性别平等这两个方面,先生的言行都堪称楷模,也因此,我觉得他体现了难得的价值观和言行的真诚、同一。

与女性相处中,他体现出绅士而非长者、尊者的姿态。他给女士们让座、扶门,进出电梯,一定站在门侧,请女士先行。大多数女性不习惯这种待遇,慢慢才学会愉快地享受他的礼遇。他对女性的尊重不停留在形式上、礼仪上,而是发自内心。席间,他站起来给当时仍在狱中的作人兄夫人庆华姐敬酒,他说男人们当然不容易,但是,他心疼夫人们付出更多,觉得她们更伟大,表示由衷的敬佩。

看到有男士以不礼貌的方式对待同桌、同行的女性,或者对女士开不得体的玩笑,出于礼貌,他不便说什么,心里则大不以为然。我几次见他轻轻离席。他私下里告诉我,他觉得那样的言行很不合适、很不舒服。

先生拥有众多的女性朋友,对他来说,不同性别之间存在着纯粹的、真正的友谊。他跟我常常提及的女性朋友,总在十个以上。

他的朋友来自不同行业、不同社会领域。除了律界的大小朋友,他的朋友中,学者、作家、艺术家、企业家不少,平民百姓很多。他交朋友没有身份、地位的考虑。他以同样的热情和亲切感谈起每一位。

他去餐馆吃个饭、去市场买个菜、寄个邮件,都能跟服务员、小贩、快递小哥聊得热火朝天。他常常在他住家楼上的烤鸭餐馆请客,跟那里的服务员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一去,服务员们都眉开眼笑,跟着他,朋友们也得到特别热情的照顾。

他有很淘气、调皮的一面。有一次他来成都,我邀约了他和我的十多位朋友吃饭。饭局终了,我拿出银行卡准备买单。他说你这个卡看起来好高级,给我看一眼喃。哪知我一递给他,他立刻揣进衣兜里,引得朋友们会心大笑。他不想让我破费。以后跟他多次吃饭,发现他是抢单高手,方法之古灵精怪出人意表,无人能出其右。

他是至情至性、感情外露的人。高兴了,手舞足蹈,他汪洋恣肆的笑极富感染力;他用三台话“安逸”、“安得儿逸”、“安得儿麻子甩”形容美景美事美酒美食; 他也很容易流泪,因为别人的苦难、痛苦,因为不公不义。

他拒绝被供上神坛。因为他的德行、贡献、年龄,走到哪里,都备受尊崇。当人们捧着他时,他会以诙谐、自嘲的方式自我解构,冰消距离。有一次我和他见一位学者朋友,主人表示蓬荜生辉。他幽默地说:啥子辉哟,灰尘的灰还差不多!当别人赞颂他的成就,他的招牌式回答是:“你算了!别笑话我了!”(四川话)

先生以平等、好朋友的方式待我。我以为,好朋友的一个标志是分享好朋友。先生先后介绍了十多个朋友给我认识,他为朋友们互通信息,看我和他的朋友愉快交往,他是特别高兴的那一个。我也介绍我在成都和北京的好朋友给先生认识,他们和先生也都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我的好朋友的另一个标志是分享阅读。先生是赠我书籍最多的一个人。他先后赠我齐邦媛的《巨流河》、王力雄的《你的西域,我的东土》、王小妮的《上学记》,张怡和的《刘氏女》、《杨氏女》、张充和的《古色今香》,等等等等;因为他的原因,我获赠《律师文摘》、《汉箴》。先生的赠书丰富了我的阅读和思考。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寄送文章、书籍给先生。先生读后都会同我讨论。

好朋友当然要分享思想和看法。我和他对于问题的认识,庶几相近。在国际关系、民族问题的认识上,先生体现了难得的人道主义立场,超越了狭隘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先生遇事愿意征求、倾听朋友的看法。他为吴英案给最高法院一级大法官张军先生起草了公开信以后,把原稿快递给我,希望我发表意见。我不揣冒昧,就先生对大法官先生的称谓和先生自己的署名表达了看法。我致电说,你是律界前辈、张大法官是你朋友的学生,建议直称大法官先生的官方身份; 署名上,草民之说多少有些自轻自贱,是否直署姓名。先生觉得有道理,果然在最后的定稿中做了相应的调整。先生不固执己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他经常倾听和采纳朋友们的意见。我自己有什么碍难的大事小情,也会告诉先生。他是安全、有同理心的听者,既能同情、出主意,也能保守秘密。

在人群中、人际交往中,先生不居高临下,而以平等、平视的态度说话,对行业外的学者,他格外谦虚、客气,无论年龄大小,概以“老师”相称; 朋友们相聚,大家把他当作中心,但是他并不自说自话,而是创造一种自由、平等、宽松的气氛,天南地北,看大家各抒己见;他不高谈阔论,也不插话,或者批评、纠正别人,高度尊重每个人的言论自由。

他是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真人,真正看得见眼前的活生生的人。他关心对方的疾苦、愿意了解和体会对方、以真心对对方,跟人建立真正的链接,形成双向互动、有意义的沟通。我和先生一起认识了北京的自由编辑陈玲。后来陈玲患了脑癌。先生非常悬念,为她联系医生、医院,我去北京,他专门邀约我和陈玲吃饭,还请来其他几位朋友作陪。他就是想创造机会,让陈玲出来散散心。他欣赏一位默默无闻的优秀摄影师朋友,鼓励他出版画册,并通过我,资助了出版经费;他还通过我,资助了另一个朋友的出版项目。我知道先生不是有钱的人。他有千金散尽的豪情与侠义。

每次从成都回北京,他都要大包小包给同事、小朋友们带特产零嘴儿; 我也收到他不辞麻烦寄给我的咖啡、特色点心、巧克力。

先生是大律师,是真人、妙人,与他为友,悦目、醒脑、赏心。人生的旅途有他,幸甚、美甚、乐甚。

先生是重信守诺的君子。他答应我要活到一百二十岁,我希望他言而有信。

恭喜先生进阶90后!

愿天佑先生!

注1、此文为祝贺大律师张思之先生九十岁生日而作。

注2、作者系《最好的告别》译者。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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