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阐述过中国将走向崩溃，因为构建国家的基础因素已经全然破坏，当今中国国家之维持，一是靠中共统治集团的共同利益；二是靠国家暴力机器的强制。中共统治集团早已丧失其“主义”和信念，而成为利益集团。“党”以权力和利益收买笼络各级精英，以贯彻其统治；而对任何不利于其统治的各种因素，则以国家暴力强力干涉及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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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提到，国家的构建需要三大要素：
一、自治社会。任何国家，其基础均在自治社会之稳固。国家是人为的，是在一定的地域内，以暴力为保障，硬性规范的政体。而社会是自然生成的，是族群共生体，其基础是成员间共生的人性关系，非硬性规范的政体。因此，其是自治的，非国家所能构建的。自治社会是国家稳定的基础，有稳固的自治社会，方可能有稳定的国家。
二、共同的文化形态及传统。包括，共同的语言、身份认同、价值取向、伦理规范、思想意识、文化传统，历史绵延，等等。一般而言，共同的文化形态及传统越强，国家便越有凝聚力，越稳定；反之，国家便越有分解的可能。历史上，国家大多是民族国家，即使多民族国家，也以一主要民族为主体。以色列亡国两千多年，最终得以复国，乃在犹太人的民族认同及共同的文化形态和传统——以《旧约》为代表。作为有上亿人口的大国，日本乃是当今世界管理最好最稳定的国家，根源也在单一民族、共同的文化形态和传统。
三、负责任的精英集团。任何国家都需要一个负责任的有能力的精英集团领导，这个领导国家的精英集团，首先是对国与民的责任感——承担国家之重任，忠于职守，其道德律高于一般国民；再，他们是国家之历史与文明的承继者；继而，他们应具有开放的世界性的视野，积极进取，汲当今世界之所长；再，他们是有能力的，即有领导之能力，亦精于职业。一个国家的命运，取决于其精英集团的质量与担当。
此是立国之三大基础，非此无以立国；其强，则国强；其衰，则国衰；其毁，则国毁。
当今，中国之悲哀乃在以上立国基础已被摧毁。固然，三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这是国人长期贫困，骤然开放，少数权贵抢掠发财，多数人付之血汗之结果；而并非是立国。而社会不公，贫富悬殊，怨愤蓄积，社会分裂，乃是国家走向崩溃之内因。
有关中共摧毁中国自治社会、中国人文传统及精英阶级，在前已有论述。这里就重点重提一下。
自土改，中共即以国家暴力有目的地全面摧毁中国自治社会，其目的是以共产党组织取代社会。在农村，中共实行土改，消灭乡绅阶级，建立“党”在农村的基层政权，进而“公社化”。自此，中国国家之基础，有数千年传统的乡村自治社会被彻底摧毁。在城市，则没收私营企业，取缔民间社团，党政权进入企业、学校、社团、文化单位，乃至宗教、街道，“党”控制到个人，严禁建立民间组织。中国民间社会全面摧毁，而毛后，中共信誉丧尽，加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民心已散。虽然中共凭借强大的财力和国家暴力，仍具有控制社会的能力，但是已经没有组织社会和动员民众的能力了。一方面，中国原有的自治社会被摧毁，另一方面中共组织社会的能力瓦解，中国社会实处于非组织状态。这乃是中国最大的危险所在，其意味中共政权的强力控制一旦失控，将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大崩溃，因为社会处于非组织状态，无以自救。
我们讲过，共产主义运动乃是一场现代宗教化的政治运动，其意识形态及组织方式都具有宗教性。唯有宗教化，共产党才有如此巨大的社会组织和动员力，这是共产主义运动之席卷全球，并得以统治半个世界的原因。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宗教化的意识形态，全然排它，苏共也好，中共也好，在其取得政权之后，便以国家暴力，消灭非共产主义意识，无论是传统思想文化，还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或其它，均属于被消灭的对象。因为其要于全天下建立共产主义意识的绝对权威。毛的文革可谓将之推到极处，不同的是，毛最终是以毛思想取代马列主义。
由此，自1949，中共发动一系列的政治及文化运动，以国家暴力，有意识地摧毁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清除所谓“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建立全民对共产主义及毛思想的崇拜。这一过程，毛持续了三十年，其遗患之深之大，国人远远未能意识到。
毛后，邓实际是放弃了共产主义的革命路线及意识形态，但是为了稳固中共政权，仍然坚持四个基本原则，包括马列主义、毛思想。此是邓在政治上的实用，因为一旦对之否定，中共政权即丧失合法性。因此邓只能是挂羊头卖狗肉。一方面，正面的思想文化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另一方面，党为维护其政权的合法性，虚伪而强力地坚持红色意识形态，即使其知道已无人对之相信，包括他们自己。其结果是，除唯利是图之外，全民无价值、道德、意识，乃至国家、社会的共同认定，故而无以建立共生的信约与规范。利益与国家暴力是国家立存的保障，但并不是国家立存的基础。当一个国家的国民已经丧失价值、道德、意识之共认，共生的信约与规范解体，那么这个国家在其内里已经解体，所等待的仅是国家形式的崩溃。
中共自“新中国”建政，即全面清洗“旧中国”的各界精英——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等领域，因为其不可靠。毛的三十年将中国的精英阶级可谓是斩尽杀绝，而其所提拔的则是“效忠”党的工农兵。这是毛的干部路线，逆向遴选，逆向淘汰，以劣逐良；毛的政治路线是继续革命，不在乎国家建设与民生，人才能对之效忠卖命即可，总之革命不需要建设，仅需要造反、破坏、杀人。
毛后，邓抛弃毛的革命路线，转向“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因此中共的干部遴选转向精英路线，重新重视受教育的程度。但前提是，你得“入伙”，得维护中共政权及其统治。当然，中共也清楚，“入伙”新精英不可能像毛时代的草根干部效忠党了，他们入伙是为了个人权力和利益；中共投其所好，以权力和利益对之收买；他们与党的关系是利益关系。特别是“六四”之后，“党”虽然是恶名昭着，但是其掌握利益资源，新精英入伙唯求利益。作为个人，这可理解，但是一个领导国家的精英集团，唯有个人之利益，而无对国家、民生之责任，甚为可怕。其意味，国家一旦有难，他们将鸟兽散。
而作为极权政党，绝对垄断权力，对民间任何可生长的政治力量，均消灭于萌芽之中。当今中国，除了太子党一小撮竭力维护红色江山之外，再无任何阶层、集团、势力承担国家之责任了，中共本身也只是利益集团。一个国家到了这种地步，即到了末日。我们看到，各界精英以各种方式，纷纷向海外转移资产，为家小办理移民。他们如地震前的鼠类，预感大难将临，忙于安排家族逃生的退路。可怜大多无路可逃的百姓，一旦崩溃来临，他们或沦为暴民，或引颈受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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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中国崩溃的第一种诱因是高层权力斗争。
极权政治是非正常政治。其建立的手段：1、残酷杀戮，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民间，对普通人大规模地清洗、杀戮，建立普遍的恐惧感，确立领袖的权威，令民效忠。二是在权力集团内部，残酷杀戮竞争的对手，以保障领袖的个人绝对权力。2、神化其统治，将“主义”变为宗教，使民众对之膜拜。3、黑幕政治。极权政治不同于传统专制政治，后者是常规政治，有原则有规范；而极权政治则无原则无规范。极权政治的核心是保障最高权力的绝对性，而一旦有了原则、规范就对最高权力有了制约。因此，极权政治，是黑社会老大式的操作。为维护统治，面上冠冕堂皇，暗下则处处是权谋，残忍而血腥。
由于在极权政治中，没有正当而稳定的规则与规范，因此对最高权力及路线之争便极为黑暗、血腥，或是老大说了算，包括指派下届领袖；或是幕后阴谋；或是残酷杀戮。斯大林残暴清洗其对手，这里就不说了。赫鲁晓夫上台是政变——赫氏可谓苏共极权政治的改革者；其下台也是政变；1991年，前苏“八一九事件”是政变；戈尔巴乔夫被叶利钦取代也还是政变。中共1921-1945这段历史，其内部的清洗和屠戮是非常残酷的，3年内战，面临与国民党的大规模战争，中共内斗算是消停了几年。1949年后，党内高层权斗重开锣鼓。清洗“高饶集团”、“彭黄集团”；毛发动文革，清洗“刘邓集团”是政变——成立“文革小组”是另立中央；“林彪事件”是双方遂与未遂的政变；逮捕“四人帮”是政变；拿下华国锋是政变；逼退胡耀邦是政变；“六四”镇压，软禁赵紫阳还是是政变。极权政治是无规则的政治，本质上是垄断暴力，依靠权术阴谋的政治。
极权政治在短时间内有效，甚至高效，但是其不能长久。因为其无规则、无制约、无公认，其间有太多的偶然性随意性，故无法在时间中延续。极权政治的前一、两代人，由于“领袖”是极权政治的强人，是在残酷斗争中厮杀出来的，其性格与能力是在残酷斗争中遴选出来的，而且他们积累了极权政治的经验，也积累了政治势力，同时在极权政治的神话中，他们也建立了个人威望，故此他们能够掌控住最高权力。比如毛，虽然闹出大跃进、反右、文革天大的乱子，但是依靠他对军队的掌控及其个人的神话，仍得以控制局面，保住最高权力。
但是，极权政治的短板是如何将最高权力，移交给后人。北韩金家的办法倒是简单，父位子承，但是在共产意识中，此无合法性，传到三代金正恩就很勉强了，金正恩最终的结局肯定将很悲惨。古巴是兄传弟，但是其后呢？也还是无解。毛的办法是指定，但是极权政治需要政治强人——政治强人是厮杀出来的，而被指定者必是平庸之辈，因为枭雄不会遵循前任的遗志。毛死前，挑选了中性、平庸的华国锋，结果被邓派政变下去。邓先后挑选了胡、赵，但都被其废掉。“六四”后，邓又选择了江，而邓在后面坐镇9年，并隔代指定了胡。胡是弱主，他的十年很是窝囊，后又江系的掣肘，前有太子党的重压，大致算是看摊的，人们称其是“政令不出中南海”。薄熙来纠结“红二代”，在西南另搞一套，明目张胆挑战胡温，而胡只能假装看不见。如果不是王立军事件，薄最终会闹出什么乱子，结果很难预料。
习上台乃是“红二代”收回最高权力，其宗旨是扞卫老一代传下来的“党”和红色江山。习重拳反腐，因为腐败威胁到“党”和红色江山，同时反腐也是对高层政治权力进行清洗，保障高层权力集团姓习。
政治本身就是有关权力与施政方针之争，无可避免。而极权政治中恰恰没有正当的平台与渠道，进行权力及施政方针之争。对于极权政体的最高统治者，凡违背其意志，威胁其权力，均属“非法”，是被消灭的对象。因此，在极权政体中，有关权力与施政方针之争，只能是幕后的阴谋，最终靠暴力解决，或清洗，或政变。如果此黑暗、血腥之争仅限于小范围的高层权力集团之内，倒也罢了，但是在某些状况下，则导致整个国家之乱。比如，毛对刘官僚集团的斗争。毛私自建立中央文革小组，另立中央，并依靠毛的个人神话，发动民众造反，结果导致国家大乱，甚至有些地区发生武装内战。毛见国家大乱，于是便动用军队翻手镇压民众造反,对全国实行军管。毛为平定这场大乱，砸上了他的老本，其一生的政治资源及威望。
当下，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但是国家的之构制却极为脆弱。极权政体需要强大的中央权力。中央权力脆弱，而又要强行极权统治，国家就面临崩溃的危险；因为其所做的，乃是它所不能承负的。“红二代”怒斥胡锦涛“没有血性”、“不作为”、“击鼓传花”，其实这是胡明智的地方，其自知是“弱主”，因此“不为”，放任属下及地方，这使其安全耗过十年。习上台，效法毛，重新收拢中央权力，欲大有作为，扞卫红色江山。但是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早已不是毛时代；而作为指定的大位继承者，习没有毛的政治实力，也没有毛的能力；弱而逞强，其果必殃。
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是习核心集团与庞大的官僚集团的冲突。习要反腐，清洗官僚队伍，回收权力；而官僚集团则要维护自身权力与利益。此斗争可谓是你死我活，其是权力之争、路线之争，却涉及个人利益、身家性命。此双方，前者是为保“党”的红色江山；后者乃是维护个人权力与利益；二者均不是为中国之国家。要害是，他们乃是中国的全部政治力量，除此中国再无其它政治力量——都被消灭及抑制了，这是中国国家之不幸，也是其脆弱之根源。
作为正常国家，高层权力的斗争，一般不导致国家乃至社会的崩溃，顶多是更换政府。但是当今极权政体的中国，只有“党”之单一权力，而社会又无组织，精英集团亦不能担当国家责任，加之中央权力脆弱，因此一旦高层权力斗争发生问题，如政变、中心权力分裂或崩溃，即可导致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崩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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