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在城市化初建时期的读书人不被尊重的上海,诗人们的生存境遇远不及它的周边近邻、远方知音。当北方的新诗潮风起云涌,西部的“莽汉”、“汉诗”蔚为奇观之际,即使少数十来个“诗耕地”园艺家、“实验诗社”的四大才子、东部学子的“存在主义大同盟”和西部骄子的“海上诗群”,乃至“新上院”的三个火枪手:这个酱缸文化加媚俗崇洋的集散地、市侩和利己主义胜地,只把他们当作文化街上那一小撮专奔书店三楼文史哲专柜前徘徊不去而又阮囊羞涩的书呆子、不成熟的象征、“牲口践踏的稻田”,施控机关解闷的主儿——其高贵的灾难:只使他们躲进小楼觅清正。于是格外发达的只是主体性幻想:主体诗和寓言诗。尽管主体性首先登堂入室,一度成为诗歌主流,风骚十年之久,其成果却像青春现象的延长,青春学的组成部分!

主体诗的形成与西方文明主要是观念上的抽象整形的应对、具体意识模态的显现有关,它与日常生活中人的本来情感有关,更多地属于叙述体,不是句法的完满,构像所导致的语义效果,体现那个现在存在的主体及其说话的形式是超越于一切说话意态之前的东西:它是唯语言域的模拟,有时不由自主地流露出那个精神存在的微弱主体而已。尽管反对文化人情感,非精神化和意蕴格超过体验格,然而对于中国诗性的意念实体在抒情上的抵制,间断性和模糊性呈示,反崇高感的整体性,导致意蕴本体的随意性与自发性充满:游离者形象——反对文人情操,还是在悄然造就与提高一代青年人的审美规约和情趣意向的!

隐抑派风度——在上海特色中只形成叫做寓言诗格的体验性。通过我们的存在而提供一组思考我们的精神存在之组合的构图,感性,模拟,层次深入和原在性意识,由于寓言诗格是一种开放诗:偏向歌咏体则明白通脱,诗人的心意作为一份音乐总谱的设计自然包含在形式因素的更新与变换中;偏向叙述体则非节奏:这个内部的反抗,感性深入的抽象物,语境与信码的不断运动、错位、相叠、和交叉互换有一种透明而孤立的晦涩。更有甚者的是:意念体,在我们尚未对象化之前就有许多想象力的信码在外化场合中工作、传达,诗人只不过在接受的话,就把语言背后的、情境里的东西都向外翻转了过来或置于前景了!写作动作即为抽象,语符处理即是解体过程的话:这种诗歌动作的行为复制便是反寓言诗格的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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