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的诗歌理想是“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大诗”在印度乃史诗之谓;关于“诗和真理合一”,可以参考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中国的行动”、“和人类的结合”云云,基本是转述黑格尔的史诗观(西川在《怀念》一文中回忆他跟海子的初识:“当时他只有19岁,即将毕业,那次谈话的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还记得他提到过黑格尔……”)。黑格尔的《美学》第三卷中有这样两段话:“一个特殊的民族不能凭民族个性中的静止的一般情况提供真正史诗的题材并把它独立地描绘出来。这种一般情况只能是一种基础,要有一件自然发展的事件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着……”;“如果一部民族史诗要使其他民族和其它时代也长久地感到兴趣,它所描绘的世界就不能专属某一特殊民族,而是要使这一特殊民族和它的英雄的品质和事迹能深刻地反映出一般人类的东西。”[1]至于海子具体写作上“和人类的结合”的情况,骆一禾在《海子生涯》中已有精辟论述,譬如,《太阳·七部书》的结构“借镜了《圣经》的经验,包括伟大的主体史诗诗人如但丁和歌德、莎士比亚的经验”;“他要建设的史诗结构因此有神魔合一的实质……这是他移向对印度大诗《摩诃婆罗多》及《罗摩衍那》经验的内在根源”;以及“海子……决然走上了一条‘赤道’:从浪漫主义诗人自传和激情的因素直取梵高、尼采、荷尔德林的境地而突入背景诗歌——史诗”。[2]对于海子的诗歌理想,反倒是其中的“民族”,因似乎不证自明而未被深究。这种认识不足包括两方面:一是海子诗歌体现出的“民族性”,是仅指汉文化?还是笼统的56个民族?还是另有其内涵?二是海子的“民族诗歌”观念的构造及其来源。好像还没人论述过海子在《诗学·一份提纲》中提到的那些民族诗人,如普希金、惠特曼等,对于海子“民族诗歌”写作的具体影响。

作为新时期以来被评论最多的一位诗人,海子身上的各种标签加起来何止“十个海子”,众说纷纭中有一点却被忽视(至少被低估)了,那就是“草原”、“马”绝非仅仅具有题材意义的意象,被旅行途中的海子信手捡拾。事实上,这些意象关涉的游牧/胡文化对于海子诗歌的构成意义,绝不亚于农耕/汉文化。这两种文明的辩证统一,才是海子诗歌的“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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