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
八九以来，国际上有两种理论最流行，一个是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一个是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历史终结论大受奚落，文明冲突论倍加重视。最近一期《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Dec，2001）登出一篇长文介绍亨廷顿学术生涯和政治思想，将亨廷顿誉为“先知”。
不过，亨廷顿本人的反应比较谨慎。他并没有直接说911事件就是文明的冲突，他只是说本拉登力图挑起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冲突，美国政府必须要防止这种冲突发生。
福山则发表文章为历史终结论辩护。他提醒读者，他所谓的“历史”指的是人类长期以来迈向现代化的进程，其特征是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等体制的建立。福山宣称，现代化是一部强有力的货物列车，不会因为近来发生的事件而出轨，无论这些事件多么痛苦或者无先例可循，民主与自由市场还会继续发展扩张。911事件反映出激进的伊斯兰教派对伊斯兰国家在当代世界的衰败和西方国家的兴盛而产生的失落与仇恨，但是，它们没有、也不可能成为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之外的另一种可行的选择。这意味著自由民主理念必将在包括伊斯兰国家在内的全世界取得最终的胜利。
严格说来，把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加以比较并不十分合适，因为前者属于历史哲学领域，后者属于国际关系领域。撇开这点不谈，福山理论与亨廷顿理论的基本分歧在于，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这套源于西方的价值和制度究竟是不是普遍适用的，抑或它们只适用于西方？
按照亨廷顿，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都只是西方的特产，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因此，在西方文明和那些非西方文明——譬如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之间就可能发生冲突。然而我们要进一步探询的是，这种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吗？它最终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对此，亨廷顿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他只是告诉西方人不要指望别人也会接受西方珍视的那套价值与制度，他强调西方必须加强自身团结，壮大自身力量，以便应对不同文明继续共存的现实。
亨廷顿谈到文明的冲突时提到中国，这使人联想起所谓中国威胁论；不过，亨廷顿把中国算成儒家文明，这未免令人啼笑皆非：今日中国，儒家文化究竟还保留了多少？众所周知，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大特色莫过于共产党一党专政，而这个最大的特色恰恰最不“中国”。
如果我们接受亨廷顿的观点，认定今后的世界将是多种文明继续共存的世界，那么，避免不同的文明间发生冲突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各种文明严守自己的边界，井水不犯河水。假如我们把严守边界定义为不搞军事扩张和不搞殖民统治，那自然很好办。事实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可是，可不可以有经济往来呢？可不可以有文化交流呢？问题是，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不同的国家或社会是可以彼此隔绝的吗？
■（2）“相遇的创伤”
早在写于一九六八年的《工电时代的美国》一文里，布热津斯基就专门讨论到“相遇的创伤”。布热津斯基指出：“由于传播系统的革命，世界不断在缩小，但新的工电社会的出现，却会使这逐渐缩小的世界成为更多分别的世界，这真是一个悖论。”
不错，在过去，社会与社会之间也存在著很大的区别；但是唯有在今日，区别才如此巨大。一方面有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另一方面，有些国家的生活环境几乎和一两千年没有多大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在以往，人与人或社会与社会的不同是可以‘过得下去的’，因为时间与空间把人分开了。今天，工电仪器消除了时间与空间的分隔实际上却把分别加深了”。“由此产生的创伤几乎可以制造出各式各样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人会变得没有安全感，嫉妒和怀著敌意”。不同的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彼此间的鸿沟越来越触目惊心，这就“使得业已困难的全球性谅解更为困难，助长了潜在的或现实的冲突”。
布热津斯基讲到美国。按照他的观点，“美国在这个时代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是第一个经历到未来的社会”。“不论是好是坏，世界的其他部分都可以看美国今天发生的事情而预料到自己的未来”。“美国是除此一家别无分号的‘创造性’社会，其他国家，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是跟美国‘相比’的社会。”“结果是人民大众通过在最落后的地区都可以买到的晶体管收音机（不久将是电视）而越来越强烈地察觉到自己相形之下的贫困和被剥夺”。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这样，“落后国家很可能产生另一种意识形态，那便是对已开发世界的排斥，种族仇恨可以提供必要的情感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被浪漫主义而憎恨外国人的领袖们所利用”。“这种排斥的意识形态跟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混合在一起，将会更为消灭有意义的地区合作”。
布热津斯基引用肯尼斯。波丁的预言：“电子传播系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种世界性的超级文化，而在这超级文化和往日留下来的传统的、民族的和地区性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将是日后五十年间的大问题。”不难看出，这种观点已经为尔后的文明冲突论埋下伏笔。
■（3）撒旦的本质是诱惑
回到伊斯兰世界的问题上来。
我们知道，在结束了塔利班政权五年多的统治后，如今的阿富汗人又可以看电视了。
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塔利班政府不准自己的老百姓看电视呢？因为根据他们对伊斯兰教义的解释，禁止一切有形象的事物，因此电视也在被禁之列。不过，这就和塔利班炸毁佛像一样，借口是反对偶像崇拜，实际上是为了废黜百家，独尊伊斯兰教；塔利班政府禁止人们看电视，实际上反映出他们对现代大众传播媒体的敌视与恐惧，反映出他们对其他文明——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敌视与恐惧。
塔利班政府的做法当然是走极端，就连其他的伊斯兰原教旨教派也很少有效仿的，但是，那种对西方大众传播媒体的敌视与恐惧却在伊斯兰世界却比较普遍。
国际知名的伊斯兰学者阿克巴。阿赫梅德（Akbar S.Ahmed）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西方媒体大军兵临城下”。在作者看来，西方文明对伊斯兰文明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政治，不是来自军事，而是来自媒体，来自大众文化。“美国政治势力做不到的事，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体做到了：美国已经可以支配全世界了。五角大楼没办成的，好莱坞办到了”。
阿赫梅德声称，当今世界，西方文化席卷天下，唯有伊斯兰文化可以与之抗衡。西方文明是世俗的，重物质；伊斯兰文明是精神的，重信仰。在过去，当穆斯林遭到西方帝国主义炮火的轰击而抵挡不住的时候，他们还可以退避到辽阔的沙漠和山区，沙漠和山区是可以避开西方势力的地方，在那里，穆斯林们可以继续生活在过去，就当现在并不存在。传统在那里保持著实力，风俗在那里保持著威信。俗话说得好：“眼不见，心不烦。”
可是今天的情况就不同了。阿赫梅德说，现代大众传播媒体已经渗透到穷乡僻壤，使人无可逃避。在有电的地方就有电视机。在穷得连电都不通的地方，因为有了柴油发电机和录放影机这两件奇妙的东西，人们也能看到最新出品的外国电影。一九八五年，阿赫梅德曾以特派员身份前往巴基斯坦最偏远的地区——俾路支省的马克兰，发现那里最偏僻村落的居民都有这两样设备。于是，西方大众传播媒体，凭著它的快速、多变、新奇、发达，凭著它的无休止的喧哗、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和跳动不安的画面，构成了极大的引诱和骚扰，使得传统宗教所主张的静默、含蓄和冥想等美德受到极大的冲击。西方传媒展现出的富裕奢华的生活，使得那些生活在贫穷封闭下的人们可望而不可及，它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却刺激起人们的羡慕和欲望，把传统的忍耐知足的平静心态彻底打破，从而使得整个传统的生活方式难以继续保持下去，再也回不到西方媒体进入之前的完整。
霍梅尼把美国称为撒旦（魔鬼）。这一称谓不但表明了霍梅尼仇恨美国，而且也表明了在霍梅尼心目中美国为什么可恨。按照可兰经，撒旦被描绘为“蛊惑人心者”。这正是撒旦的本质：他既不是征服者，也不是掠夺者。总的说来，他是一个诱惑者。
这就是说，美国之所以可恨，不是——或主要不是——美国的作为，而是美国的存在。因为美国的强大、富裕、自由、开放，因为美国的生活方式，借助于现代媒体，以理念的形式和音象的形式，无孔不入，无远弗届，渗透到伊斯兰世界的每个角落，使得那里的人民心猿意马，使得传统的生活方式难以为继，对伊斯兰世界构成了强烈的冲击。
■（4）对比与联想
顺便一提，阿赫梅德认为，“共产主义衰亡与极权统治崩溃乃是西方媒体的最大胜仗。西方媒体以持续不断的宣称攻势，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侵蚀到共产世界的深处，早在戈尔巴乔夫未上台以前就宣告共产主义必亡的命运了”。这话当然讲得不对，因为在共产国家著手改革开放以前，西方媒体根本不可能深入共产世界的内部。例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广大民众哪里能接触到西方媒体？电视电影、录音带录像带自不必说，就连书籍（甚至包括学术性书籍）也是严格控制，“只限内部发行”；美国之音的广播则受到强烈干扰，而收听美国之音就是犯了“偷听敌台”罪，要挨批要判刑的。在这方面，伊斯兰世界倒比共产世界更开放些。
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共产世界，西方媒体被铁幕阻隔，但是极权统治者仍然坚持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视为头号敌人。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煽动反美，固然也指控美国的侵略剥削，但主要是指控美国要搞“和平演变”，指控美国宣扬反动虚伪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贪图享受追逐名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用以腐蚀人心，引诱人们走上万恶的资本主义道路，沦为西方的附庸。在这里，美国的可恨也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存在，由于它的诱惑力。这和霍梅尼把美国视为撒旦的观点异曲同工。我们中国人很可以从我们当年对美国的仇恨而理解到今日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仇恨。
不少人说，产生恐怖主义的社会根源是贫困与愚昧。若泛泛而论，此话自然不为错，滋生恐怖主义的国家大都是经济很不发展，教育很不普及。但是，绝大部分恐怖分子却并非贫困和愚昧之人。资料显示，大部分恐怖分子出身中产家庭，受过一定教育，有的还曾经在西方留学和工作（譬如911主犯阿塔）。美国新闻周刊的查卡瑞亚（Fareed Zakaria）告诉我们，那些强烈反西方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并不是诉诸最穷苦的人，因为对这些人来说，西方化有巨大的诱惑力（它意味著食品和医疗）。他们诉诸那些受过半吊子教育，进入中东城市或到西方寻求教育和工作的人。
这又使人联想到中国的文革。你当然可以说中国发生文革也是因为国人的贫穷愚昧，但是，对毛泽东发动文革作出热烈响应的却是在相对富裕的城市和受到教育的大中学生。
■（5）原教旨主义是对现代化受挫的反动
查卡瑞亚提醒道，阿拉伯人对美国的怨恨只是晚近才发生的现象。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要说美国和阿拉伯世界将会爆发文化的冲突，那简直是不可想像的。直到七十年代初期，查卡瑞亚到中东游历，那时候阿拉伯人对美国的印象仍然是正面的。
我们知道，在七十年代初期，以色列已经和周边的阿拉伯人打过好几仗，占领了不少巴勒斯坦的地盘；中东地区丰饶的石油资源已经被发现被开采。如今一讲到美国和阿拉伯人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无不强调以色列问题和石油问题；可是这两个问题当年就已经存在，且未必比今日不尖锐，为什么当年没有出现今日的反美仇美情绪和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呢？应该说，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勃兴于七十年代后期的反美仇美情绪，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紧密相关。
简言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对伊斯兰世界现代化受挫的反动。
二战结束，阿拉伯国家先后赢得独立。起初，它们也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积极追求现代化；曾经一度，也取得了若干成就。但是到后来却接连遭受挫折。它们尝试过多种道路——社会主义，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可是都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便应运而生。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宣称，当今阿拉伯世界的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社会不公与道德失序，都是受西化毒害的结果；唯有回归真正的伊斯兰教教义，才能建成一个更美好，更高尚，更和谐的伟大社会。可以想见，在充满著挫折、混乱、困惑和迷茫的阿拉伯国家，这种诉诸自身光荣传统并唤起往昔辉煌记忆的呼吁会产生不可低估的感召力。尽管在众多的阿拉伯国家里，伊斯兰原教旨派赢得政权或占据社会主导的还很少，但其思想影响却相当大。一句“你是真正的穆斯林吗”的咄咄逼人的质问，使得许多具有现代观念，因而不喜欢极端和偏执的人士们也不敢正面反对。
查卡瑞亚讲到十年前他和一位阿拉伯知识分子的对话。查卡瑞亚对中东的政府们未能象东亚国家那样推动改革与发展深感失望：“看看人家新加坡、香港和汉城吧”。然而这位温文尔雅的阿拉伯学者却尖锐地反驳道：“就看看它们吧，它们只不过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它们的城市无非是休斯顿和达拉斯的廉价翻版。这对于那些原先的渔村或许还算不错。可是，我们是世界上伟大文明之一的后裔。我们不能变成西方的附属品。”
就这样，许多阿拉伯的穆斯林对现代化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原先的热烈拥抱到后来的激烈拒绝。这其实是人在追求遇挫后并不少见的一种反应，吃不著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并宣称自己别有更高的追求。
■（6）目标转移与价值替代
人总免不了要和别人作比较。当他发现自己在某些自己本来也看重的项目上比不过别人，他就会产生自卑感。如果他很自大很虚荣，为了避免自卑感，他就可能学阿Q，竭力贬低这些项目的价值（“孙子才画得圆呢”），并努力找出别的什么项目，赋予这些项目更高的价值，而在这些更有价值的项目上，自己比别人更具优势——至少是自己以为自己更具优势。“你们重物质，我们重精神，而精神当然比物质更重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最大功用就是，它给一个有著古老文明和辉煌过去的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饱经挫折而深受自卑之苦的时刻，提供了一个最方便的目标转移和价值替代，从而由自卑一跃变为自傲。
前面提到的伊斯兰学者阿赫梅德并非原教旨主义者，然而就连他也要重弹“西方文明重物质，伊斯兰世界重精神”的陈词老调。在阿赫梅德看来，举世滔滔，“唯有一种文化——伊斯兰——仍旧屹立不摇”。发达工业国文明的问题在于，“该有‘心’的地方只有一个洞。它的内在是空的，少了一套道德哲学”。
话讲到这里，还只算讲了一半。因为几乎所有的宗教或精神信仰都有类似的功用。它们都可以为在世俗生活中感到挫折，感到失败的人提供一种精神的慰藉与优越感。所以毫不奇怪，就在现代化凯旋进军的当今世界，形形色色的宗教也在复兴。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特殊问题在于，它坚持政教合一，不满足于个人的灵魂得救或修身养性；它还要对异教展开圣战，重建穆斯林神权帝国。有人说这是伊斯兰教的本性使然，因为伊斯兰教本来就迫害异己，政教不分。不过这种说法似乎也有问题，因为有些伊斯兰教派（例如苏菲教派）就不是这样；另外，就连历史上的穆斯林帝国也比今天的原教旨主义更为大度宽容。这或许和原教旨主义产生的特殊背景有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在和西方现代文明相遭遇，先是被西方现代文明所压倒，继而向西方现代文明学习，然后又画虎不成，于是又回归传统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因此，这就造成了其扭曲的性格：格外的暴烈，苛刻，不宽容，对西方现代文明不仅仅是拒绝，而且敌视仇恨。我们确实不应把它看作伊斯兰教的嫡传正宗。
出于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敌视仇恨，作为其象征的美国就成了原教旨主义心目中的首要敌人。如前所说，在这里，美国的可恨主要是因为它的存在，而不是因为它的作为；然而，一旦连美国的存在都被赋予反面的意义，那么，美国的那些被视为不正义的作为（例如支持以色列和获取中东石油）也就加倍放大，上纲上线为更可恨的罪行。911恐怖袭击就体现了这种极端的敌视仇恨。
■（7）中国的“原教旨主义”
我们中国人可以从自身的经历中更好地理解伊斯兰世界的原教旨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晚期的某些思想，就好比中国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二十七年。其中，从六一、六二年到六五、六六年这一段最值得研究。“大跃进”惨败，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为大饥荒，暴君昏君的毛泽东不因此而垮台已经够不可思议的了，殊不知三、五年后，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不降反升，竟然还增至最高点，岂非咄咄怪事？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我认为关键的一点是，毛泽东巧妙地完成了一次目标转移和价值替代。
中共赢得政权后，本来是打定主意从事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似乎取得圆满成功，毛泽东心急意切，说“我们不能走各国经济发展的老路”，遂发明“大跃进”。当时对钢铁、煤炭、粮食和棉花等主要生产项目都提出了产量加番的具体指标，把年产多少钢多少粮看得比天还重。象“十五年赶上英国”“超英赶美”这类口号，今人只知道去批评它的不切实际，很少注意去考察它背后的价值标准。所谓赶上英国和超英赶美，无非是指在短时期内使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达到英美的水平，其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是把物质生产的发达程度视为衡量社会先进与否的标准。中共“八大”决议声称，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既然生产关系的先进性就体现在它能解放生产力，因此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生产力的先进或发达上。
可是，大跃进遭到惨败。如果继续遵循生产力标准，中国的情况简直是令人沮丧，令人绝望的。就在这时，毛泽东转移了目标，提出了另外的价值标准。“超英赶美”的口号悄悄收起，“反帝反修”的口号取而代之。“向科学进军”变成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经济讲得少了，革命讲得多了，而且主要是讲思想的革命化。物质的指标变成了精神的指标，革命不是为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服务，革命本身就成了目的，成了标准，成了先进的同义词。革命也成了人生的目的与意义，那时候人们评判一个人的唯一标准就是“你是不是革命的”（就像问“你是不是真正的穆斯林”）。资本主义早就是垂死腐朽；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要如何追赶西方（那意味著我们不如西方先进），而是我们要怎样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那意味著我们才是最先进）。苏联堕落变“修”，丧失了革命精神，不再是我们追随的榜样。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历史地移到了中国，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还不算发达，但那都是先人的错，洋人的错。经济不发达并没有多大的重要性。列宁不是早就讲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吗？林彪更进一步宣布，北美和欧洲好比“世界的城市”，以中国为首的亚、非、拉广大地区则好比“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胜利属于我们不属于他们。在这种“原教旨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对内部更加严厉苛刻，对一切旧文化旧观念彻底否定，毫不宽容，说是维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比老祖宗还要左上三分；对外部世界则充满敌意（几乎一切境外电台都被视为“敌台”），富于攻击性——虽然多半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口头上，美其名曰“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在那时，最为这套思想疯魔的，是城市里的大中学生。在那时，有多少狂热的青少年，只恨碰不上机会亲手杀死阶级敌人，为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等等，等等。
当然，所谓中国的原教旨主义只是一种比喻。在很多方面，它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很不相同。不过，作为同样的对现代化受挫的反动，同样的目标转移和价值替代，以及同样的扭曲性格，我们可以从中获取较深的理解和有益的教训。
■（8）现代化观念具有普适性
伊朗是原教旨派最早赢得权力的国家。意味深长的是，在原教旨派掌权二十三年后，伊朗在变得温和，尤其是伊朗的年青一代，明显地表现出对正常的世俗生活的向往，对宽容与自由的向往。如同中国在经历了文革后再度转向开放，转向现代化。原教旨主义似乎有这样一个特点，它越是成功就越是失败。反动引起对反动的反动。可是，我们又不能为了让它自败就由任它成功。所以，要克服极端主义的狂热并非易事。
我们可以把反恐怖主义之战看成一场文化战。要打赢这场战争，我们需要帮助那些社会走向开放，学会宽容。这也就意味著我们相信诸如人权、自由一类观念具有普遍适用性。亨廷顿是不相信这些观念有普遍适用性的，所以我们并不赞成文明冲突论。
2001年12月
原载《北京之春》2002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