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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中国崩溃的第二种可能是：发生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总是周期性发生经济危机。自由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最终是通过经济危机体现，并以其破坏性，重新达致平衡。历史上，由经济危机而导致国家及社会重大灾难，屡屡发生。例如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促成了德国的纳粹化、意大利法西斯化、日本的军国化，也激化了全球共产主义革命和运动。这场经济危机带来的恐慌，促使了民众对于极权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的认同。并且这场经济危机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伏笔。战争是解救经济危机的手段，而经济的扩张也需要战争——抢夺空间、资源、市场。
战后，各发达国家吸取了经验和教训，制定了一系列和平发展的机制和规范，以避免战争，如设立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资金组织，等等。并且，其在国家、社会两个层面建立了救助经济危机的机制，目的是将经济危机限制在一定的范畴，而不使其导致国家及社会的崩溃。如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其给各西方发达国家带来重创，但其最终也只限于经济范畴，而未导致其国家和社会的崩溃。
而后发国家，由于经济畸形发展，国家制度及社会构制的不健全，加之腐败、公正缺失、民怨久积；经济危机往往导致国家动乱、崩溃，或革命。比如2010年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直接的起因即2008年的金融危机重创突尼斯经济的支柱旅游业，致使失業率達14％，青年失業率可能高達52%。这场革命的导火索，即一名青年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只得当小贩卖水果，且遭到警察刁难，愤而自焚。再，自2014年下半年石油暴跌，导致委内瑞拉经济崩溃。2015年，其通货脹達为150%；2016年，预计将达至于720%；食品、日用品奇缺，暴力丛生，市民哄抢商店。美国发出警告，委内瑞拉经济崩溃随时可能爆发内战。尼日利亚状况与委内瑞拉类似，2015年出口暴降40%，2016年，国家石油收入下降一半以上。国家被迫实行货币管制，停止兑换美元。
共产极权国家实行国家计划经济，但却带来人为的经济灾难，只是其不将之当作经济危机，而将之作为政治问题，以暴力强制来解决。前苏联，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由于革命和内战爆发饥荒，列宁宣布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就是派出武装征粮对，到农民家抢粮，遭到农民抵抗，便武力镇压，甚至动用毒气。这场饥荒使500多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年，斯大林推行工业化，并在农村实行“集体化”征集粮食和原料，以保障工业化的推进。此导致三十年代初苏联再次爆发大饥荒，而其信息被封锁，直到苏联解体后才披露。专家们统计，在这场饥荒中，两个最严重的地区，乌克兰死亡人数在250万到480万之间；哈萨克斯坦死亡150万，占人口比例38%。
1958年，毛为赶超苏联，推行“人民公社”、“大跃进”，导致数千万农民饿死。而中共的政策是封锁消息，并以暴力阻止农民逃荒，宁可他们在原地饿死。同时欺骗国民，说是粮食紧张的原因是由于自然灾害及苏联逼债。六十年代中期，大批城市青年无法就业，这本是青年人失业的问题，而毛的办法是将数百万城市青年赶到农村或边疆去，美名曰“接受再教育”。至于他们的意愿、前途、困苦，特别是给已经极度贫困的农民增加的人口负担，毛全不考虑。极权政治的核心是领袖的意志及政权的稳定,而人民是用来为“革命”牺牲的。五十年代，毛为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鼓励生育，提倡“英雄母亲”，结果导致人口暴增；而计划经济低效，粮食、日用品奇缺，80%的人饿肚子；于是自70年代初，“党”又硬性推行计划生育，野蛮强制妇女堕胎、节育。
但是，邓后的三十年已不是毛时代，虽然中国习权力仍要操纵一切，
却早已是今昔非比。邓后，中国进入后极权时代，其标识是“人民”的改变，他们不再信奉领袖、党及其“主义”。极权政体之有效，除了依靠权力暴力之外，更需要的是民众对领袖、党及其“主义”的盲目崇拜和信从，这是极权统治的根基。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乃至金家都将之打造得登峰造极。需要再强调，极权国家的建立，需要
建立领袖或国家的神话，为全民信奉、支持、效忠，这是极权国家可否成立的决定点。然而极权政体所虚构的神话只能有一个，并且是一次性的，有如一神教，其一旦破灭，就不能再造。毛后，领袖、党及其“主义”的神话破灭，民众对之不再信奉，包括各级官员，而转向对个人利益、财富的追求。后极权政体是一个逐渐弱化，走向瓦解，并最终完结的过程，因为其失去了基础——民众及官员的效忠。
在这种状况下，一旦发生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冲击民众切身的利益，即可能发生民变。在传统的自然农业经济中，民频临饿死才会造反；然而在现代工业经济中，大规模的失业、房市及股市暴跌都会导致民变。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并非是因为人们饿肚子，而是因为经济萧条、失业攀升、物价飙升等等，导致民众普遍不满。
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一是产能过剩，主要是国家支柱产业，如钢铁、煤炭、水泥、铁路、建筑等等，这些均是大型国企，严重亏损。这些企业倒闭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再，随着中国劳动成本及原料成本的增加，以及各种税收、管理费用的增加，大批低端产品的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纷纷转往经济更落后的国家，此也将导致大规模的农民工失业。如果，大规模的失业同时发生，且到达一定程度，就可能产生民变。
三十多年来，中国一直靠大量曾印人民币刺激经济及挽救经济危机及弥补庞大的财政赤字。有人统计“我国1990年货币量是1.53万亿，现在是90万亿，增长58倍。”当然这仅是估算，增印货币是国家机密，具体数额外界难以得知。虽然如此，但人们凭生活常识就知道，国家惯性地巨额增印货币，而且规模不断扩大。美国增印货币可以将隐患转嫁全世界，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而增印人民币的祸患只能由国人承担。中国楼价没边地飙升，根本原因就是人民币超量印刷，国民对之失去信任。无限量地增印货币最终将导致人民币崩溃，货币崩溃将导致市场和社会的崩溃。当初，国民党在大陆失去政权，压垮它的最后砝码就是法币的崩溃。
至2015年，中国城镇人口已达54.77%，其中大部分有自己的住房。至2015年底统计，中国有近9.6千万开设账户的股民。无论房价暴跌，还是股票暴跌，都有可能导致经济崩溃，从而引发民众大规模骚乱；而民众骚乱一旦发生，就会引爆中国社会长久蓄积的各种怨愤；进而就是社会崩溃、暴乱。
过于迅速的经济发展未必是好事，其使社会的发展大幅度滞后于经济。社会结构与秩序的不合理、不健全，不配套，使社会及大众的心理都更为脆弱，承受力更低，也更容易崩溃。所谓“宪政”，说到底不过是为现代社会建立稳定、适变的结构与秩序。在现代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所有后发国家由于社会发展的滞后，都会不同程度地发生动荡、崩溃、以致革命。
再，中国经济已经国际化，“一带一路”显示中国经济将进一步对外扩张，中国经济得益于全球化；这也就预示中国金融业需要国际化，
融入世界金融市场。中国金融的国际化，最关键的是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经济要依靠国际市场，但国际市场以美元结算，而美国可以印刷美元；中国有3万多亿美元储备，美元只要贬值一个百分点，中国就损失几百个亿；中国经济要在国际市场维护自身利益，最终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用人民币结算。问题是，人民币一旦国际化，中国金融体系就将汇入国际市场，而中国政府也就不再能操纵人民币汇率。就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金融也需要开放，也必须开放；但是中国金融业一旦开放，能否经受住国际金融资本的冲击——打得赢与西方的金融战争吗？这将是不对称的金融之战。
中国实体经济可以依靠低廉劳动力、透支资源、不惜毁坏环境，由而取得竞争优势，这是中国三十年来经济奇迹的由来。但是金融业依靠的则是信誉、制度及高端人才；在此三方面，中国金融业较西方的落后不是一点半点。不说别的，就中国金融界的所有制、管理制度及职业操守，谁能保障中方的金融人员诚信于国家，不吃里扒外？
“一带一路”是大战略，但是一到具体实行就一塌糊涂。大把的钱撒出去，却收不回来，揽到的项目或烂尾，或赔得底儿掉。总之，钱是国家的，项目是政绩，且有利益，至于结果是以后的事。中国的经济对内行，因为可以自定规则，靠劳动力低廉，可不计资源及环境的成本；但到了外面，规则是别人的，国内那一套行不通，只能认栽。
我们看看中国近年来的海外投资项目的巨额亏损，就可想见中国金融业开放后的结果。中国经济迫切需要金融国际化，而中国金融业一旦开放，就将一溃千里。如果人民币果真被做空，那就是中国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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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的突发事件引发社会的整体崩溃。
现代文明中，民主制度有一个好处，就是将社会随时发生的矛盾、冲突，随时消化掉，即使是以发泄的方式，这是“自由”的妙用，比如个人自由；言论自由；自由地批评，乃至谩骂政府；结社；上街游行抗议；多党对立；国会中的权斗；三权之间的制约；几年全民更换一次政府——选举，等等。民主社会像码头漂动的船，随时都在晃动，但不会倾翻，随时撞击的能量，随时就释放了；而不会长久蓄积，最终一次爆炸。
马克思主义是极端的革命思想，但是欧美民主国家，其最终并没有发生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因为国家保障国民充分的权利和自由，工人可以组织起来，以合法的方式与“资本”进行斗争，维护自身权益；他们没必要进行暴力革命，颠覆国家。
传统自然农牧业社会，可以是专制体制，因为人群分散，经济、社会形态简单，是静态的，周而复始，人没有多余的权与利可争的；国家有个国王顶着，也就够了。然而现代社会高速运动；变化万千；各阶层、利益集团，不仅多元，而且高冲突；种种这些，传统的专制政体无法应付；只能设制更复杂的政体，平衡、消化种种剧烈的冲突，其所建立的是一种可容纳多元冲突、“晃动”的——争斗不断、适变的秩序。
传统专制政体并非在道义上劣于民主政体，客观地看，前者实际上比后者更道德。国王、贵族肯定比现代政客、资产阶级更高贵、更人性、更讲道德，也更有文化；那一时代的百姓也比当今的大众更重视道德，因为那是稳定的熟人社会，社会的维系主要依靠道德，而不是法律，故而人们的道德不可能很差；而现在大都是则是流动的生人社会，社会维系主要依靠法律，而不是道德，因此人们的道德需求的下降乃是自然的。人们在道义上谴责、批判传统专制制度，无非是要建立宪政民主的神话。这是可以理解的，建立任何一种政体，都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神话。但是，宪政民主体制的本质意义，并非在其道义性，而在其政治功能上，因为其与现代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的社会相匹配，是在这一现代发展进程中自然生长出来的。
极权体制是现代文明中的一种畸形政体。在现代发展进程中，其国家不能有效调整、改革社会结构与制度，却急于强国扩张，快速实现工业化，于是采以最简化的极端的方式，以达其目的，这就是极权政治，集国家全部权力于最高统帅——“领袖”，依靠国家暴力，对国家、社会与全民实行军事化的强制管理，并制造国家、主义、领袖的神话，统一全民意志。纳粹德国、日本军国、法西斯的意大利，以及斯大林、毛泽东、金家的共产主义，均属此类。极权政治是短视的，底层的，愚昧的政治，短时间内，在一定的状况下，其高度有效，甚至可快速强国，完成工业化；但是在本质上，其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并且其以摧毁精英、牺牲国民、社会、文化、传统以及民族未来为代价。极权政治是赌博、自杀性的政治，在人类文明中，其是最有破坏性最危险的政治。
后极权时代的主要特征是民众对于领袖及“主义”神话的破灭，失去对于权力的信任，此即极权政体的基础瓦解，由是极权政体就走向衰亡，虽然表面上仍然赫赫威严，但其统治已失去民意的支持，唯靠暴力及统治集团的利益来维护。有关极权政体，人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民众的效忠，即国家、领袖、“主义”已成为人民的宗教，这是极权权力的力量根本所在；没有任何一种权力仅凭暴力便可维持其统治，凡统治即需要民众的认同；权力失去民意，即进入末路。前苏联的迅速倒塌出乎人们的预料，无论是美国战略机构，还是苏共集团自身，乃至各国政府均未想到。前苏联的完结，乃是因为其“人民”愿意其完结。
邓后，中共的统治的三大法宝是：1、发展经济，鼓励人民发财致富；2、利益收买精英阶级；3、暴力弹压。
所谓“人民发财致富”是虚幻的诱惑。邓的最大成就是允许农民为自己而劳动了，这使数亿农民得以温饱。至于“人民”发财的梦想至江时期便破灭了，共产党的资本主义是少数权力者盗窃、掠夺国家及人民的财富，就此人民相对而言倒是越来越贫困了——就贫困差距而言。由此，民众对于“党”的统治由不满晋级为讥讽、愤恨了，如果政权发生危机，民众只会乘机踹上几脚。
而收买精英的结果则是导致国家及社会的全面腐败。精英阶级溃烂，其仅求个人利益，而不再能担当国家之责任，甚至其对供养他们的中共政权也不负责。如果这个政权发生危机，他们将鸟兽散，而无人会挺身相救。再而，收买精英的资源从何而来？当然，是来自中下层阶级。此无非是加重社会的分裂和冲突而已。
如果说哄骗、收买尚是辅助手段，那么中共统治根本所依靠的还是“枪把子”“刀把子”——暴力强制。“六四”弹压最典型具代表性，极权统治者，不惜以一切手段，维护其政权。如果中国再遇到类似“八九”运动的时间，当局也仍然会以同样的手段，进行暴力镇压；当然，到那时，他们未必再有那份力量，军人的枪口会指向谁则很难说。
2015年7月上旬，当局在全国范围内逮捕、拘留、传唤近300多名律师，人权律师几乎被一网打尽。这在世界法律史上都是少有的；至于异议人士，自邓后，更是一个个地被判重刑——较毛时代成批枪决“反革命”总算是进步；各种非官方宗教也被列为敌对势力；凡民间组织、团体均被禁止、取缔；国际种种NGO被当局视为对中国的渗透；民众维权、上访也被严密监控、打压，动辄入狱；各地一旦发生群体抗争事件，当局即刻镇压，并秋后算帐；虽然世界已进入网络时代，但当局仍然是操控媒体，以言治罪；对于反对党，当局的政策从来是视为大敌，坚决镇压……，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其实，所有这些被当局严厉禁止、打压之事，均是现代社会的题中之意，种种这些正是平衡、组合现代社会之必备之元素；由此多元、高冲突、速变的现代社会，方能建立起与之相应的“船泊摇晃”性的结构与稳秩序。但是极权政体则采取强压的办法，将种种社会矛盾冲突以及现代社会所产生的新元素统统压制下去，其结果它们不是消失，而是在社会内部积蓄起越来越多的反弹能量。这些反叛的能量隐藏在社会内部，表面上看不出，而一旦遇到适当的缝隙，就会砰然而出，崩溃整个社会和国家。
“八九”事件是由胡耀邦偶然之死引发的，谁也没有想到其会酿成全国的抗议运动，如果不是时代的因素——武器及军队的现代化，“中共王朝”也就灭了。中共想不明白，为什么改革开放，人民有了温饱，却反而“反了”？其实，这场运动的本质是国人四十年来对“中共”所积蓄的愤怒的总爆发。其不是针对邓改革开放的，甚至不是针对当时的“官倒”腐败的——仅是口实，其没有任何具体的原因，而是国人终于遇到这么一个机会，公开地表达他们数十年来——特别是毛时代，对中共统治所蓄积的愤怒。因此，邓说“这一天总会到来”，“我们没有退路”。
极权政体由于是强权压制，因此表面上看起来稳定，但是内里积蓄了足够充分愤怒、敌意与暴力，其一旦遇到某一缺口，就会引爆整个社会。这也就是，偶然的突发事件，有可能导致全民的反叛，以致导致社会和国家的崩溃。极权政治是无规则的政治，没有制度的保障，因此其是偶然性的。我们不能预知什么时候，什么事件，便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灾难。这也正是极权政体的危险而可怕之处。但是，如邓所说“这一天总会到来”。
2008年6月，贵州瓮安县，由于一女中学生落水死亡，导致近万民众围攻政府，愤怒的人群抛掷石块袭击警察、烧毁车辆及政府办公楼、捣毁公共设施。2009年6月，湖北石首市，一名23岁的厨师由酒店坠楼死亡，引发大规模群体事件，有数万人参与，并于武警发生流血冲突，上百人受伤；警车、酒店遭焚烧。湖北政府调遣装甲车及数千武警前往石首镇压。此类事件在中国屡屡发生。事情的引发本是偶然的民事事件，结果却导致民众大规模地围攻政府，并伴暴力。所谓群体突发事件，实质就是地方民变。民众的怨愤蓄积已久，不过是借某一适当的时机，借以发泄而已。
偌大的中国，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偶然的事件，其会引发出什么结果。但中国如此之乱，民间蓄积了如此多的愤怒与仇恨，而国家、社会又如此脆弱，说不定什么事情便会引发“抗议”的总爆发。
（未完待续）
来源：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