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克坚先生《民主化变革和和利益格局》一文（发表于《民主中国》9月号），从当代民主化变革“利益计算”的角度，对当下社会有关民主问题的一般性误解作了概念性阐释，以期扩大对民主化变革的社会认同。按照我的理解，这种建立在利益计算基础上的分析，并非漠视社会公正与普世道义，相反，如果不以异议语境中对民主诉求的大量道义性阐释为基础，这样的利益计算与分析便是不完整的。民主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良性政治规则，其正当性首先不是直接来自现实利益考量，而是一种权利意识的道义性生成。
《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一文的价值在于，它突破了自清末民主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思想者中那种以道德宣示挤占利益权衡空间的美学幻想，将对民主问题的探讨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认识问题，推向经济社会中各阶层的利益互动，使民主的理念更容易被现代社会中的饮食男女所接受。
民主作为一种泊来思想，它是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人性恶的正视，原本就是其思想魅力的体现，但在很长的时间之内，深受反民主的马列主义思想影响，追求完美天国的道德绝对主义使我们对民主社会及建立民主社会的过程，投入了过多的乌托邦幻想，而在呼唤民主的八九民运被坦克车履带碾为一团血迹之后，巨大的社会分裂又使我们被迫将对民主的希望置换为一种对纯粹正义的呼唤。
六四镇压造成的社会分裂，无疑增加了中国民主化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在强权高压的政治环境下，无论高智晟式的以身试“法”，还是温克坚式的“利益博弈”，都需要承载者拿出巨大勇气和付出个人代价。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参与过六四的人权受害者来说，从“利益损益”的角度来讨论民主变革的现实前景，或许更有一种锥心刺骨的艰难。
米奇尼克有言：“我们可以谈话，没有仇恨”。面对并不久远的六四屠杀和持续的人权灾难，我们或许应该这样说：“即使我仍存恨意，我们也需要谈话。”因为，在仇恨和情感的对立之上，更有面向未来的期望，故而，我们不仅要坚守道义，也应该尊重理性。
无论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有着怎样的仇恨，我们也不得不共存于这块浸满了血泪的土地，不得不逐步抛弃“仇恨政治学”，在道义的引导下进行理性的对话。所以，异议者与执政者、受害者与加害者，有必要暂时将仇恨与情感对立暂时置于一个大括号内（这也就是温克坚所说“本文试图尽量搁置对现存秩序的道义讨伐”），而从现实出发，探求社会和解与政治民主的可能。正是在这个大括号之外，《民主化变革和和利益格局》一文概括分析了当今世界各国民主转型过程中越来越清晰的和平渐进的特点，以期最大限度地使中国未来的社会变革打破“革命——专制”、“清算——复仇”的恶性循环。
尽管专制制度下充满了扭曲与荒诞、充满了不公与腐败，但人类历史和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及其未来，不可能是完美的，社会政治转型的过程，更是充满了曲折、艰辛、灰暗。这种灰暗不仅是专制统治的制度性特征，而且即便在反专制的民间运动中，也照样逃不脱人性恶的纠缠，甚至，这样人性恶也会隐藏在我们对罪恶的独裁政权的揭露中和痛斥中。所以，面向未来的思考和行动，也就必须建立在不完美的经验与现实的基础之上，不夸大今日中国的黑暗，不要对民间同道施以道德完人的苛求。
与此同时，现存利益格局虽然不尽人意，但尊重历史形成的利益格局乃民主变革的现实基础——未来的民主变革不太可能对依靠权钱交易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大规模清算，反而需要各阶层的平等合作。在一般道德意义上，这有些令人难以接受。但清算罪恶既往的道德正义落实为现实的转型过程，必然要大打折扣，比如，清算六四大屠杀的罪恶，不可能清算到每一个参与戒严的军人身上。所以，大胆地说出这种被各国民主转型屡屡证实的现实经验，其实是降低了既得利益者对民主变革的恐惧，有利于减少民主变革的阻力。如果没有既得利益者基于利益的权衡而顺应民主化变革潮流，未来民主建设的阻力可能会大到让我们难以承受。
在利益计算和心理承受力的层面上，呼吁民主的声音和拒绝民主的力量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较量，致使在一些民主先驱的身上也会出现无奈感并因无奈而转身走开。六四十七年来，不要说参与八九运动的普通学生大都自谋生路，即便是当年的风云人物又有几人坚守到了今天！
道义讨伐无法漠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仍然是专制政治的一统天下，但当下中国已确乎算不得“最黑暗、最残暴、最无耻”的时期，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强权政治的统治之下，中国经济在以一种畸形却又快速的模式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尽管存在普遍的腐败，但一般民众仍然程度不同地享受到了发展带来的好处，这就使温克坚的“利益计算”并不局限在权贵范围之内，事实上，很多中间阶层的人士也存在着民主化变革可能导致利益受损的错误认识。因此，只有在更大的范围内条分缕析地破除御用文人制造的“民主化恐惧”，才能争取到民主化转型的最广泛的推动力量。
也就是说，在道义许可的范围内，我们有必要最大限度地搁置道义讨伐，转而从利益博弈的探讨出发，寻求民主化变革的推动力，这也就是何家栋先生在《通往公民社会》一书序言中所说“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协”之含义。通过理性的妥协达成各方共赢而不是两败俱伤的局面，或许会使得“大括号之外”的探讨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尝试。而这种尝试一旦造就民主变革的未来，便有可能在和解与沟通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大括号内的那些非正义问题，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创造必要的相互信任的和谐气氛。毕竟人死不能复生，逝去的时光也不会倒流，我们需要的不是复仇，而是正义的回归，是历史对未来的警醒。
六四屠杀及此后持续的抗争与镇压所造成的社会对立，已经使对立双方都承受了巨大的代价，一方面，在受害者一方，死亡、逮捕、动辄十年以上的监禁，毁掉了许多家庭的正常生活，另一方面，道德合法性的丧失使中共政权只能以纵容腐败的方式维持其权力基础，而腐败在伤害民众的同时，也随时可能危及政权的存在。六四后，中共一直强调稳定，但十几年过去，官员们仍然生活在不稳定的恐惧之下，特别苏东帝国顷刻解体的经验，使他们更害怕合法性极为脆弱的政权可能突然崩溃，因为他们深知政权的突然崩溃意味着什么。如果在尚未开启政治民主化之前发生社会的整体性崩溃，由于民主力量无法主导社会的变化，仇官和仇富心理作用下的社会震荡，很可能将首先危及腐败者的利益乃至生命。如果发生那样的社会震荡，也许只需要几天之间，就会让既得利益者的一切化为乌有。
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只有民主化变革才是社会综合代价最小的转型，也是个人利益在最大范围和最大程度上得到保护的不二法门。而民主化变革的其它社会收益至少还包括：国际环境的彻底改善、台海问题有望解决、支持民主改革的官员们重新赢得广泛的社会尊重等。更重要的是，民主化变革将剔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那些制度性恶疾，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得到平衡，政府权力逐渐被驯服，公民社会逐渐成熟，从而使中国走向长治久安和高效率的坦途。
《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一文，从利益损益的角度对民主化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做的分析，较为系统地探讨了各阶层在民主化变革中的互动可能，可以说是异议者及民间社会的一种思考结晶。这种言说符合当下的社会需要，值得社会各界关注并继续讨论，以使“妖魔化民主”的愚民政策逐渐失去信众，促使各阶层人士从个体利益的角度出发，萌生出追求民主的欲望，而不是怀着对少数民运人士的敬佩与躲避的矛盾心态，走向一种完全不问政治的犬儒生活。这种利益分析式的启蒙对于拓展民主力量的活动空间来说，显然是利大于弊。
但民主化变革从一种理论探讨走向实际运作，不可能是诞生在书斋中的沙盘推演。观念改变历史的力量，端赖于思想启蒙所唤醒的行动。中国当代民主化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特权既得利益群体是否有足够的理解能力和悟性听懂类似《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一文的理性言说，这样的劝戒是否会成为一种自说自话的对牛弹琴呢？
或许，只要还有大块的国有资产尚未被瓜分，就很难对此寄予厚望。利用独裁制度给予特权、以侵占和掠夺的方式来完成资本积累，对某些官员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由于每个人的利益权衡都建立在具体情势之上，对有些人来说，直接瓜分国有资产比依靠个人能力的诚实致富所带来的利润更具诱惑性，毕竟，在开启民主化进程之后，从事掠夺式瓜分的难度和风险会大大增加。
面对一种几乎是公开的分赃体制，当一个单位的领导几乎可以象使用私人财产一样无限制地使用公产时，我怀疑他们是否愿意听取《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一文中的理性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说，那种道义讨伐的力量和民间反抗的勇气是同样重要的。即便今日中国民间存在着口号式的道义讨伐泛滥而有深度的理性声音匮乏的弊端，但这并不能贬损义正辞严的力量。毕竟，道义在民间仍然是我们推动民主化变革的重要资源。如果忽略道义批判而一味强调利益计算，这种基于利益博弈的理性劝戒就很可能成为一厢情愿的与虎谋皮。
我们需要妥协，但无须乞求，现实压力加在我们身上的同时，也加诸权贵身上，理性与现实压力终将同时在他们身上产生作用。在一种历史的非正义面前，诉诸道义和诉诸理性都是迫切之需。道义反抗和利益博弈的综合作用将为权贵阶层提供一种选择：是无限制地掠夺和瓜分下去，直至社会崩溃？还是适时收手，换一种良性的利益竞争规则，与其它社会阶层一起分享改革的成果、共同融入现代文明？
由于现代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利益博奕场，各阶层的利益共同点和矛盾冲突相互交织，尤其是在急剧的社会转型当中，利益冲突几乎随处可见，社会矛盾也十分尖锐，非理性的政治打压往往又在激化这些矛盾和冲突，这就使我们被迫面对一种十分复杂的局面。但是，在保护个人利益与尊严的前提下，尽可能冷静、平和地寻求与对立一方的妥协，是现代社会中最理性的人际交往之道。在推进民主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具备与狼共舞的勇气和技巧，尽量尊重每个个体用自己的方式发挥作用，尽量争取扩大民主阵营的覆盖面。
无论如何，正如温克坚所说，一直以来，我们对民主化的道义性阐发较多而对民主化的利益博弈的分析太少，这与现实社会的真实状况是不相称的，我们有必要突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桎梏，更多地从现实层面探讨和传播民主思想。诗人海子《祖国（或以梦为马）》中的诗句——“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对民主浪漫主义来说，或许是一句非常有益的提示。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免不了有人受迫害，在这些迫害面前，悲壮美学是一种伟大的心理支撑。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保持一颗平常心，理解并接受一般民众对民主追求主要是基于利益计算，理解在风险仍然很大的情况下普通人不可能全力投入民主活动的心理，在此基础上，少一些慷慨激昂的鼓动，而多一些从利益博弈出发的启蒙工作。
《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一文对当前十个社会阶层在民主化变革中的利益损益已有精当的分析，我们是否应该有更多的言论，针对被御用学者们混淆了的基本概念，在社会各阶层中多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梳理工作呢？
2006年10月8日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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