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连长死后七十年,古佛寺办了一场小型的展览,邀请苟南出席。苟南接到邀请时,他的养父也是他的二伯苟卫君已是食道癌晚期,他向二伯请教祖父的经历,苟卫君艰难地说:“干城之将,良吏之文。”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杆磨得发亮的烟枪,展览未对烟枪的典故作解释。一九三九年,故宫文物因战乱南迁,运抵古佛寺是在岁末的某个深夜,苟连长接令,驻守此地。袍哥头子张钊在第二天便得知了这个消息,一九四零年年初,他给军队来了个下马威,派人盗走了一件明代法器,放话让苟连长拿金条来赎。苟连长起初装作不知案犯是谁,召集乡绅、地主、堂口舵爷开会,会上苟连长先讲被盗文物来历,那是乾隆爷祭祖法器,言下之意,换作前朝,可是要诛九族的。张钊不是吃素的,他拂袖要离开,苟连长把烟枪往桌上一拍,找不出来就清乡。次日,古佛寺红门贴了一张条子:黄桷树。烟枪第二次派上用场是在一年以后,这一年城里遭到了日军毁灭性的轰炸,张钊的弟兄趁乱在古佛寺外的后山放了一把火,连队灭火及时,并转移了文物。苟连长登门拜访张钊,进张府前卸了武器,留一杆烟枪,张钊坐廊下候着他,二人没有敷衍,张钊说,老子三十多年前就敢跟赵尔丰叫板,你区区连长算啥子。苟连长挥起烟枪就往他脑壳上敲,只用了三下,张钊便倒在血泊中,连队士兵端着枪闯进来,逮捕了张府的喽啰。苟连长被乡民拥戴起来,直到一九四二年,乡里传言苟连长的弟弟在南京做了汉奸,一九四三年,苟连长吊死在古佛寺的梁上。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期间那些风波的细节,没有人记得。苟南指着那杆烟枪,问引导员,烟枪是在哪里找到的?引导员说,是一个老妇人捐赠的。参观完古佛寺的展览,苟南在文化馆馆长陪同下,去礼拜黄桷树。树心早已空去,文化馆馆长说,黄桷树是圣树,天灾前,黄桷树业已枯萎,一九六三年,有人发现它又冒出绿芽,那人像是乔达摩悉达多悟道一般,枯树新绿,恰逢仲春,村民请来佛道两派高人,各摆各的场,各有各的信徒,男女野合交媾,无纲无常,无长无幼,怀上的种便是黄桷树所赐,直至今日,树枝上还挂满了祈福的红布条。传说树心曾钻出过一个和尚,和尚以为还在康熙年间,记得师傅教他于岩石上打坐,入定出定,世上已百岁。苟南伫立半晌,随后问,祖母葬在什么地方?馆长支吾了半天,才道出实话,老辈人传下的说法是,苟连长上吊后,有个女人来过,那女人不久便疯掉了,不知下落。下山时,山风正劲,苟南捂住帽檐,有人迎上来告诉他,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男人在古佛寺招待所等他。回到古佛寺,男人在逗花猫,他也有一只像鱼钩一样的鼻子,苟南隐隐猜到这个男人为什么而来。旁人打搅了他和花猫的游戏,介绍说:“这就是你要找的苟先生。”男人打量了苟南一番,盯着他的鼻子说:“这下不会有错了。”男人继续说:“那杆烟枪是我家婆捐出来的,她守了一辈子的野寡。”男人坐到一张椅子上,花猫爬上了他的膝盖。苟南脱下帽子,问男人:“山上经常起这样的风么?”男人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接着自己的话:“我家婆守了一辈子的野寡,我娘当了一辈子的野种,你们休想再抵赖。”有人搭腔道:“他是来讨安葬费。”苟南从钱夹里取出三千元,这个数目超出了男人的预料,男人走后,文化馆馆长责备他,不该给一个陌生人这么多钱。苟南故作疲惫,打发了众人,他为一个月后将要举行的流亡文学研讨会起了一个发言题目——《身份的背叛》。

“香儿在灶房里烧火,张大爷吩咐她多煮些饭菜,府上要来客。锅底还没烧热,门外就闹起来,没一会儿,士兵走进来,问她多大年纪,在这里做什么?她说二十一,在张府打下手。士兵带她到院子,她看到张大爷躺在廊下,像是喝醉了,她想喊他,院子里绑着轿夫和长工,士兵正在搜查,她一下子哭了出来。苟连长走过去,让她抬起脑壳,副官递上一杆枪,她两腿一软,跪在苟连长脚下,她说,张大爷交代府上有客,锅都糊了,客还未到。苟连长把枪挎到肩上,戏谑地问她,是给张钊做小的吧?香儿还不敢抬头,‘军官莫乱猜,我就要嫁人了。’苟连长令副官把她放了。香儿与他的第一次照面,只在逃出大门时,匆匆瞧了他一眼。香儿回家时,遇到母亲正赶过来,母亲问她,‘张府让苟连长给捣了?’香儿惊魂未定,母亲说,‘捣了好,朱家的聘礼就要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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