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王怡、李柏光一起赴白宫会见美国总统小布什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时,当面向小布什总统提出这样的吁求:“里根总统因为埋葬了苏联东欧的共产制度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帮助中国发生这种变化,也许是上帝给总统先生的历史使命。”小布什总统没有直接回应我的吁求——在这样的外交场合,他也不可能作出直率的回应。但我相信,他乐于听到这样的建议。因为他的诸位顾问多次提出类似的战略建议,他本人也是里根总统的热情的崇拜者。无论率真的性格还是基本的政治倾向,两人都极其相似。二零零四年春,里根去世的时候,小布什总统发布了热情洋溢的唁电,称之为“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的世纪伟人”。里根的诸部著作和传记,都被小布什长期放置于床头阅读。

我的这句话,是此次会谈中最受诟病的言辞之一。然而,即便受到诸多批评乃至辱骂,至今我仍坚持此观点。中国由一党独裁走向自由民主,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必然来自中国人民自己对民主的渴求与争取,但也离不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世界的支持与帮助。那种拒绝所有外力、关起门来孤立地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想法,在全球化背景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傲慢与偏见。

一位曾参与哈维尔著作翻译的大陆学者激愤地批评我的这一建议,将我称之为“卖国贼”;香港建道神学院院长梁家麟博士亦表示:“我的民族感情,使我不能原谅这句话”,并断然下了这样的结论:“证诸近代与当代历史,经美国‘协助’而拆毁与建立的国家,几乎都只有悲剧下场。”由此可见,某些学富五车的教授和博士们,一旦陷入民族主义的魔咒之中,其思维能力便与三岁小儿毫无差别。我从来没有说过请求美军来占领中国,只是希望美国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我所期望的是,国内外的所有倾向于民主和自由的力量,共同埋葬戕害了数千万同胞的专制制度。长期以来,中共一直以中国的“代表”自居,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久而久之,许多自以为聪明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接受了此观点。其实,中共根本不能“代表”中国,中共是使得中国长期处于野蛮与不义状态的罪魁祸首。中共亡,则中国兴。

我想回应那位大陆学者的是:我不是“卖国贼”——我哪里有资格和能力“卖国”呢?我仅仅是一介书生,我的手头并没有一寸可以出卖的国土,连我自己购买的房屋,也只有“使用权”而已。真正参与卖国行径的,是历届的中共统治者们。他们与苏俄当局签订了多份边界划分的密约,先后割让了大片的中国土地,这些国土的面积早已超过了几个台湾。那么,这位开口哈维尔闭口哈维尔的教授,为什么不敢斥责此种卖国行为呢?显然,骂武装到牙齿的中共卖国是有风险的,骂手无寸铁的我“卖国”是没有风险的。所以,捏软柿子的行为,何乐而不为呢?

我想回应梁家麟博士的是:你不必拿出“民族感情”的杀手锏来——因为一提起“民族感情”,任何中国人也不能对其“纠错”。但是,让我迷惑不解的是,既然梁博士有如此深厚的“民族感情”,九七之前为何愿意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生活半辈子?为何不偷渡回大陆“为祖国服务”?也许梁院长清楚地知道,作为一名神学博士,在中共治下的大陆根本没有用武之地,反倒很容易被划入“反革命”及“封建会道门”的行列。院长大人哪里会冒这样的风险呢?梁博士忍辱负重留在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心里完全知道香港拥有起码的学术自由、信仰自由、新闻自由,可以发表神学著作、开办神学院,更可以过上安全的、有序的、有尊严的生活。这一切,在富于“民族感情”的大陆是一无所有的。因此,梁博士宁愿在殖民地的香港做“二等公民”,也不愿回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大陆,“民族感情”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不接受那种虚幻的、自欺欺人的“民族感情”,我更不接受那种将“爱国”与“忠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思路。如果硬要说反对共产党就是卖国的话,我宁愿戴上“卖国贼”的帽子招摇过市。我承认我是“亲美派”,虽然此立场属于“政治不正确”,但我看到了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在全球推广民主自由的累累硕果:很难想象,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法西斯主义将肆虐全球,人类将陷入何等黑暗的未来;很难想象,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中,如果没有美国充当中流砥柱,共产主义将席卷欧亚,数以亿计的人民将成为古拉格群岛中的囚徒;很难想象,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民主化的“第三波”中,如果没有美国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民主国家的数量焉能成倍增长,民主焉能成为压倒性的政治制度和普世价值?

梁家麟博士的专业是历史,其论断却违背了连学习过简单的历史教科书的中学生都知道的常识。我想反问梁博士的是:日本和德国难道不正是经过美国的拆毁与建立,而迅速成为民主而富裕的现代化强国的吗?我想,大概没有几个德国人和日本会认为自己的国家经过美国的去法西斯化的政治改造和得到美国经济援助乃是“悲剧”。如今的日本和德国分别是世界第二和第三经济强国,其民主制度也稳定有序,堪称典范。稍有良知者,无不对美国充满感恩之心。没有战后美国的占领与改造,谁能想象这两个曾经陷入疯狂之中的法西斯国家,会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战后的日本,美军统帅麦克阿瑟下令解除这个国家的武装,使其非军事化,发展民主制度,建立一种能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经济。美国占领军剥夺了日本天皇身上的神性,使日本真正成为君主立宪国家。一九四七年,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颁布了一部将天皇的统治权转交给人民、保障个人权利、允许妇女与男人享有同等地位的民主主义宪法。在经济领域,最重要的举措是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

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西德,非法西斯化政策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昔日盛行的种族主义理论声名狼藉,民主和自由的观念迅速深入人心。凭借着德国人自身的聪明与勤奋,以及美国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援助,德国迅速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了活力,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便成为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美国也是德国统一的重要推手。当时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斯考克罗夫特指出:“在政府中布什总统是第一个毫不含糊地支持德国统一的,这在西方领导人中也是第一位。……他的领导和他个人的外交态度,成为德国统一进程中的关键因素。”老布什认为,人们已经不必担心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死灰复燃了:“当然我深知德国的侵略历史,但我也知道这个国家已做了大量的努力来洗刷其纳粹的丑恶历史,来补偿给犹太人和欧洲其他人民带来的可怕的灾难。我觉得德国已经脱胎换骨,而且他们就如欧洲其他国家一样痛恨自己历史上的残暴岁月。我不认为所有现代德国人必须世代来偿还他们的同胞在过去所犯下的罪行。”可以说,没有美国的支持与斡旋,德国的统一不会如此迅速地完成。

日本和德国经美国之手“变废为宝”,点石成金的便是美国移植而去的民主制度。二战之后,美国一直不遗余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民主自由价值。在昔日苏联东欧的民主化过程中,美国始终是最重要的外力;今日中国的变革,同样需要美国提供的援助和范本。对此,东欧异议知识分子中最杰出的哈维尔从来不予掩饰,他多次公开对美国长期的、或明或暗的支持表示感谢。如果没有美国创建的自由欧洲电台,苏联东欧异议知识分子的声音不会被广大民众所知晓;如果没有美国提供的经费和经验,波兰的团结工会不会迅速成长为能与当局抗衡的力量;如果没有美国对苏联施加足够的压力,一九八九年东欧的民主运动很可能再次遭到苏联军队的镇压。

在苏联东欧剧变前夕,老布什总统访问了这一地区,他的访问可以说是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里根时代播下的种子终于破土而出。老布什在回忆录中写道:“东欧人民世代相求、甚至屡次冒着生命危险追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了——它就是自由。我觉得我们有节制的、主张渐进的立场取得了成功。”老布什访问波兰的时候,与瓦文萨一起前往莱宁造船厂,在团结工会的劳动者纪念碑前,向广场上黑压压的朝气蓬勃的人们发表演说。老布什回忆当时的场面说:“那激动人心的场面真是难以言状。成千上万的人们在大街两旁一直排到城里,而在广场上的人群,估计有二十五万人。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处是成年男女的欢呼声。所有的标语旗帜都表达着对美国的喜爱:旗帜上写着欢迎我的标语,显示了美国和波兰的友好关系。”在演说中,老布什叙述了波兰在二战中的奋战历史,鼓励他们继续为自由而战:“你们的时刻来到了!这是展现波兰未来的时刻,也是决定波兰命运的时刻,这也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刻。”他承诺说,当波兰人发现一个新的大陆,一个他们自己创造的新世界——强大和自豪的波兰时,美国将和他们站在一起。老布什后来说,他永远也忘不了这场演说:“我在演说时,我完全沉浸在激动不已的激情中:我想起波兰过去的惨痛历史,想到瓦文萨的勇气和波兰的骄傲。”

正如斯考克罗夫特所描述的那样:当时,苏联东欧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与美国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美国因素”即使不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至少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不同的人民将走着不同的改革道路,一些事情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我开始坚信这些变革将不可阻挡。今天的改革不再是迟疑的,而是深思熟虑的,并且不再有报复的苦难,而这种报复,有可能引发新的压迫。”

昔日东欧诸国的异议人士们不是忘恩负义之徒。在卸下总统的重任之后,哈维尔首先选择赴美国国会图书馆担任访问学者,在反恐、伊拉克战争等重大问题上,哈维尔不顾欧美知识界“政治正确”的压力,均明确表示支持美国政府的决策。哈维尔对欧洲根深蒂固的绥靖主义传统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尖锐批评欧洲在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中共以及古巴、北韩等极权主义政权等问题上的暧昧立场。他高扬“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建议民主国家建立一个比联合国更为有效的、维护和捍卫民主自由的国际组织。为什么哈维尔的这些言论在中国成了空谷回音?为什么某些号称哈维尔专家的学者要故意回避一个“亲美”的哈维尔的形象呢?

吁请布什总统关注、参与和推动中国的变革,是一个热爱中国、关怀中国未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权利和选项,这不是“卖国贼”的行径,也与“民族感情”无关。最后,我想提醒那些学识渊博的批评者们的是:因为反美而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因为反美而罔顾正常的逻辑思维,这不是学者应有的态度。停留在网络愤青的层面上反美,对美国毫无伤害。美国从来都不是中国的敌人,抗战时期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中国早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美国仅仅是中共的敌人,因为民主与独裁两种意识形态确实是不可调和的。我相信,一个实现了民主化的中国,必将是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一位亲密盟友。

2006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