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1911——1966),中国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诗人。曾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一起被目为“新月诗派四大诗人”。著有《梦家诗集》《梦家诗存》及考古学术研究等多种专著。今年9月3日,是陈梦家先生离世50周年,整整半个世纪。】

我很喜欢他,因为他对小孩子尊重

我和陈梦家先生的接触是机缘巧合,在1957年至1961年这四五年的时间接触最多,那时我也就是十来岁年纪,但是对他的印象很深刻,很多方面也受到他的影响。

来往多是因为这期间我们两家住得很近,我家在东四二条,他家在钱粮胡同,过条马路不远就到。另外,陈先生对我父亲很赏识,虽然两个人年龄相差十几岁,但是很谈得来。

那时候陈梦家先生经常来我家,多则每周,少则一个月一两次。他是个喜欢朋友、爱串门的人,其他朋友家他也常去。他每次来都会和我父亲聊很多,我经常就在旁边,有时候听不太懂,但是喜欢听。

陈先生喜欢和各种人接触,老一辈的,比如容庚、商承祚等,同龄的朋友就更多了,例如比他小三岁的王世襄,年轻人、小孩子他也很喜欢。记得我小时候喜欢看小人书,看完就照着画。最常画的是小人骑马打仗,画了很多张。每次陈先生来,我都愿意把画拿给他看。为什么最爱给他看呢?因为别人看了仅是敷衍说“不错不错”就完了,他却是认真地一张张点评:“这个不错”,“这个不大对,手这么拿刀的话根本使不上劲儿啊”。他会认真地指出我很多错误,一一纠正。他还告诉我:“画画,人的比例要站七坐五盘三,怎么讲?人站着的比例是七个头颅高矮,坐着是五个头颅高矮,盘腿是三个头颅高矮”,我听得很服气。所以我那时候很喜欢他来,因为他对小孩子尊重。

陈先生喜欢跟我开玩笑。我曾经在一篇散文《凌霄花下》中写到过关于陈梦家名字的问题:有一年我家的凌霄花开得很茂盛,陈梦家在凌霄花下跟我父亲聊天,后来父亲有事暂时离开,他就和我聊了起来。聊着聊着突然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叫梦家吗?”我说:“不知道啊,你是不是做梦见家了?”他说:“不是。是我母亲生我之前梦见一头猪,但是我总不能叫梦猪吧?所以就把猪上面加了一个宝盖。”到底是他逗小孩子还是真的如此?我不敢说,可是我知道他弟弟叫梦熊。

他的夫人赵萝蕤先生也偶尔到我家来,但很少和陈先生一起来。她来主要是找我母亲,因为都搞翻译工作,所以和我母亲聊得来。1959年的夏天,赵萝蕤和我的母亲同去北戴河住了两周避暑,陈梦家几乎天天来我家。1961年我的父母搬到西郊翠微路二号大院,距离远了,来往也就少了。

20岁的新月诗人

陈梦家先生是浙江上虞人,1911年出生在南京,父亲是一名牧师,他哥哥、弟弟、姐姐都有,是一个多子女家庭。他父亲因教职工作,生活比较颠沛,主要往来于宁沪之间,所以陈梦家先是在南京上学,后来又到上海就读。

他小时候就很喜欢中国古典诗词,后来受到新月派的影响。早期新月的健将主要是闻一多、徐志摩,还有朱湘,他们主张新诗也应该有一定的格律和体意,陈梦家正是闻一多和徐志摩的学生。后来新月派受到批判,也是因为他们主张诗应该表现美。

陈梦家先生是新月派的后起之秀,同时期还有方玮德、卞之琳等等。因为陈梦家的父亲是神职人员,所以他从小有机会接触很多西洋文学。他的英文非常好,再加上古典文学功底深厚,使他能把西洋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美融为一体。1931年,陈梦家在20岁的时候出版了《梦家诗集》。他的《一朵野花》、《燕子》、《白俄老人》、《铁马》等名篇都收在这本集子里,当时影响很大。

那时我一直不知道陈梦家是诗人,他也没有和我说过。后来从我父亲那里才知道他是诗人,还觉得他和我想象中的诗人对不上号。我读到陈梦家的诗是在“文革”以后了,在那个时代,陈梦家早已消失在中国的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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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行,从诗人到考古学家

1932年,陈梦家考入燕京大学,到了北京。他先是在燕京大学学宗教学,后来转到文学院成为了闻一多的学生。后来他和赵紫宸的女儿赵萝蕤相识。赵萝蕤先生是学西洋语言文学的,也是一位才女。他们在1932年左右结婚,婚后生活很不错,两个人住在燕京大学里面。很多人说陈、赵二人真是郎才女貌,但是我见到赵萝蕤时没觉得她有多么漂亮,严肃的让我甚至有点怕她。

我见到赵萝蕤先生时她已经有些发胖,个子在当时女性中算高的,戴一副白边眼镜,不爱说话。我小时候对戴眼镜的人都有点抵触,而且赵萝蕤没怎么跟我说过话,她来都是找我母亲聊天。

陈梦家年轻时非常漂亮,眼睛很大,个子中等偏高,估计有1.75米左右,肩膀宽宽的,风度翩翩,我见他时他已经有眼袋了,但依然能看出年轻时的风采。他那时略略有了些白发,但身体很好。他很少穿西装,总是很朴素的布质中山装。偶尔穿一件西服上身,也不打领带。我觉得他是我见过的最洒脱的人,当时非常崇拜他。

他真正从诗人转行为考古学家,严格来说是在国外的一段时间。1944年,他由当时在燕京执教的费正清和金岳霖介绍,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去教中国古文字学。1944年至1947年他在美国,从1947年开始他到欧洲四处游历。我觉得陈梦家是一个极其爱国的人,因为这个时期他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就是把中国流落在美国和欧洲的青铜器逐一做了著录。他到各个国家的博物馆去看,也到许多外国的收藏家的家里去看,见到我国的青铜器就将器物的器形、年代、流散国外的时间、由谁收藏等等都记录下来。这是非常大的工作量,没有特别的爱国热情,是不可能做那样的事情的。后来他做的著录都结了集。诗人陈梦家变成了考古学家陈梦家,这是他人生中极大的转折。

不久后,陈梦家回到国内,在燕京大学执教。1952年院校调整以后,他就到了社科院——当时叫哲学社会科学部考古所,从此从事文物考古工作。

他对考古学有浓厚的兴趣,也包括青铜器、甲骨文等文字学。他的《殷墟卜辞综述》就非常有名。对殷商和西周,他也做了一些纪年上的纠正。他非常推崇《竹书纪年》的可靠性,并与万斯年先生一起修订了万国鼎的《中国历史纪年表》,1955年出版后,大家都觉得非常好用,他曾送给我一本,虽然那本早就不在了,但我从小到今天都在使用,不知道用坏了多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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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虚卜辞综述;作者:陈梦家

被打成右派,心情不愉快,依然做事情

1957年,由于某位人品很坏、且混迹于文化界的大人物的授意,陈梦家受到冲击,从学术批判到人身攻击,主要罪状只因他曾说过“外行不宜领导内行”和“文字改革应该慎重”这样的话,后被说成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和“反对文字改革”,从此,右派分子的帽子便扣在了他头上。其实,“外行不宜领导内行”,他仅是针对考古所讲的,并没有针对全社会;关于文字改革,他也只是说过“应该慎重”而已。

他被打成右派,处理得算轻的,没有发配到边远地区劳动改造,但是他的心情非常不愉快。在这种不愉快的心情下,他做了好多事情。他最重要的几部著作包括《西周青铜器》和修订的《西周年代考》《六国纪年》等等,都是这一时段完成的,这些都是考古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可以说他是当时考古学界的领军人物,也是在考古学领域有建树的大家。当时作为右派是不能在著作上署名的,只能署成考古所编,或者考古所著,他并不太在意署名的问题,只要自己的研究能够完成,他就很高兴了。今天很多著作已经恢复了陈梦家的署名。

但是,他被打成右派却对赵萝蕤的冲击很大,因此患上了神经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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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家与夫人赵萝蕤

兴趣广博,精力充沛

他的精力非常充沛。除了做他的研究工作还有很多爱好,是一个兴趣非常广博的人。王世襄先生曾经一说起明清家具收藏,必提到陈梦家。王世襄说:“今天拿我当成了明代家具专家,其实我跟陈梦家没法比,他的收藏、研究深度比我强多了。”而且王先生对陈梦家的诗也很佩服,曾经和我说起过。我不懂家具收藏这一门,但我记得我去陈梦家家里见过不少红木家具,而且都是正在使用的,而不是作为收藏品。记得他有一个脸盆架,是明代的,平时也用,我印象很深。

他也很好吃,曾带我去过好多次隆福寺,别看他是浙江上虞人,生长在南京、上海,对北方的东西也很喜欢。我家那时搬到东四不久,对这些不太了解,他就介绍了一家小馆子,专门吃面食,是从切面铺发展起来的,叫灶温,最有名的是小碗干炸,还有一窝丝,是一种油酥饼。

他也特别喜欢看戏,尤其喜欢地方戏。实际上我看戏的历史也很长,从五岁就开始了,但我们家主要是看京剧,不看地方戏。我父母看地方戏都是陈梦家带去的。印象最深的是他请我父母带我去看川剧。他对川剧演员也很熟悉,比如名小生曾荣华、名丑周企何,还有当时比较年轻的一生一旦,一生是袁玉堃,一旦就是陈书舫。

不光是川剧,小地方的戏他也看,像陕西秦腔《火焰驹》,甘肃陇剧《枫洛池》,这些戏后来我再也没看过。

当时人民市场的最后面有一个小剧场叫东四剧场,他也经常去,现在早已经拆了。东四剧场不在街面上,窝在里面,生意很不好。记得有一次来了个邯郸地区的曲周豫剧团,当时叫河南梆子,后来叫豫剧。这个剧团挑班的是在邯郸地区非常出名的一位旦角,名叫肖素卿。邯郸地区曾经有这样的谚语:不打油,不点灯,不吃饭,不买葱,攒钱要看肖素卿。

这个剧团属于民营公助,当时东四剧场在节假日才能上四五成座,平时也就是两三成。戏班在那里演出两个多月,不敢住旅社,全班人马都住在剧场后台。当时是冬季三九天,腊月严寒,后台连取暖的设备都没有,生活条件很艰苦。但这个肖素卿真有本事,一个月戏码不翻头(注:不重复的意思)。陈梦家能够一个月看十几二十场,也带我看了很多,比如《三上轿》、《金水桥》、《对花枪》、《梵王宫》、《大祭桩》等,文戏武戏都有。

肖素卿当时三十出头,是一个有点乡土气的女演员,长得很周正,白白净净的,一口河南话,穿着非常朴素,就是一身蓝色的棉袄棉裤。陈梦家很喜欢她,很捧她。之前陈梦家没听说过肖素卿,一听她的戏就觉得好。那时候票价便宜,马连良的戏不过也就一块钱一张,如果张、马、谭、裘合作,能够卖一块五或者两块钱,二流演员卖八角六角,肖素卿那时的最高票价大概是三四毛钱。

小剧场卖不上座,陈梦家就买了很多票送认识的人。他有时候还写点戏曲评论,发表在报纸上,也写过捧肖素卿的文章。他也请肖素卿吃过饭,我也曾跟着去过。吃饭就在东四附近的小馆子,白魁或者灶温,一块多钱就吃得很好了。现在想找一张肖素卿的剧照都很难,有一张模糊不清的,是上妆照,便装照没有。那个时候陈梦家在他的朋友间掀起了一股肖素卿热,我在他的影响下,也喜欢上了地方戏。

陈梦家很懂戏。有几位特别棒的川剧演员,他们有什么好处,他都分析得头头是道,也经常讲给我听。比如曾荣华当时有一出戏叫《铁笼山》,这和京剧《铁笼山》是两回事,是演元代铁木儿的事。曾荣华在其中是小生的扮相,篡位下毒时打油脸。油脸就是演员在粉底后画黑眼圈,再抹很多油。我就问陈梦家为什么脸上要抹很多油?他说这是人物心里面想坏事呢,表现他很惊恐。后来我发现很多戏里都有这样的扮相,例如《乌龙院》《伐子都》都在表现宋江、子都内心惶恐时打油脸。

他还讲过地方戏的一些特点,很多是我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比如演员穿的褶子(注:袍子,传统戏装中的一种便服),川剧和京剧就不一样。川剧中的褶子开气很高,能开到腰,一踢腿,会露出鞋子和彩裤;京剧中褶子开气低,走路时是不能露出里面穿的彩裤的。

陈梦家是一个南方人,在南京长大,在上海写新诗,又从小学英美文学,后来成为考古学家,他对戏曲能那么喜欢,真是很难得的事情。但是赵萝蕤先生对此就没什么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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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家、赵萝蕤、陈梦家之弟

以死抗争人身侮辱

这样兴趣广博、为人洒脱的人,在50年前的9月3日,自缢身亡。

陈梦家23日那一天也受到了批斗,应该是在考古所,被打得遍体鳞伤。8月24日,陈梦家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被送到隆福医院抢救,没有死成。赵萝蕤那天也在自家院子里遭批斗和毒打,夫妻不能见面。陈梦熊去医院看望哥哥,不允许见,于是转去看嫂子,嫂子正在挨批斗,陈梦熊来了正好一块斗。

陈梦家身体不错,打断几根肋骨对他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他不堪其辱,他说:“我不能那样被别人当猴耍!”9月3日,他再次自杀,是以自缢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同一天,傅雷在上海的寓所自杀。

这些情况我们都是过了一两个月才知道的,惊魂甫定之后,才互相打听一些消息,那时候每一个人都惴惴不安,自顾不暇,首先考虑的是自保。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时既不是多么难过惋惜,也没有因为活下来而庆幸,因为听得太多了,有时候同时会有几个人类似的遭遇灌到你耳朵里,听的人完全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

慢慢的,对于陈梦家去世的惋惜之情升起。可是当时这样去世的何止陈梦家一人?9月3日这一天,北京自缢了陈梦家,上海自杀了傅雷。无论傅雷也好,陈梦家也好,我相信他们都是带着对中华民族的热爱,也带着对世事的绝望而远行的,他们是用死做了一种他们仅能做到的的抗争。他们对谁都没有仇恨,只是不堪其辱。有人说陈梦家那天晚上或许看到了新月,这轮新月是为他送行的吗?

陈梦家不是一个灰暗的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有愤恨的情绪,他都是用自我解脱的方式来面对残酷的现实。1957年他是这样过来的,但是1966年他没有过去。那一年,很多人都没有过去。

陈梦家和赵萝蕤没有子女。他去世后,我们家和赵萝蕤先生也就没什么来往了,她还继续搞一些翻译或英美文学的研究。她比较避讳提陈梦家,我想她是把她最美好的记忆停留在了几十年前,当时,他们是令很多人羡慕的一对。

去世12年后,等到平反昭雪

1978年,陈梦家去世12年后,等到了平反昭雪。那段时间平反昭雪的大会几乎天天有,从彭德怀这些政治人物到文化界的精英,接踵而至。

大会是在八宝山举行,我是一定要去的。好像坐的是社科院的大轿车,上车后我和历史学家马雍坐在一起。他对陈梦家也非常崇拜,而更多是在学术方面。马雍先生是马宗霍先生的哲嗣,幼承家学,他不仅是历史学者,涉猎面也很广泛。一路他跟我聊了很多陈梦家的往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搞学术研究应该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比别人具有更高的见识;第二,应该有触类旁通的广博知识;第三,更应该有才情。他说陈梦家是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学者。

陈梦家绝对是天资聪慧,作为诗人,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作为考古学家,他是一个全身心投入的学者。这两个行当实际上距离很远,他能够都做到很好,真是了不起。他一个真正的学者,也是深具才情的人。

那天去的人很多,大概有五六百人。我记得灵堂门两侧的挽联是由梅兰芳次子梅绍武先生和夫人屠珍两个人写的,一副长联,写得非常感人,可惜我已经记不清具体词句了。梅绍武夫妇是赵萝蕤先生的弟子,也是学西洋语言文学的。

陈梦家不是有多少政治见解的人,他喜欢一切美的事物,他的诗都是很唯美的,但是唯美却不空洞,是由心而发的。其实,我一直不太赞成“诗言志”的提法,我认为诗是言情的。没有情,就谈不到志,没有情的“志”是苍白的,所以我认为陈梦家先生是喜欢世界上一切美好事物的人,他从不招惹别人,只想做好自己。他这样一个人,在那样一个时代是无法忍受的,所以愤然离世,我觉得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他用死维护了人格尊严。

陈梦家先生的死是个悲剧,但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有些东西不能忘却,有些伤疤也不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抚平。我们记住这些伤疤,是为了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不再遭受这样的创伤。

五十年过去了,陈先生的为人,我对他的感情,一直永驻。

——原载:北青天天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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