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内有好几篇文字值得一读。例如,波兰米奇尼克和中国公民的对话,谈论的是如何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民主转型这个最重大的问题,意义自是非凡。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内容不必说了,重要的是,这样一场演讲竟然能在北大这样的地方顺利进行。另外,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将军在《凤凰周刊》上的采访,声称“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还有招商局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用普世价值批评中国模式。不消说,刘亚洲和秦晓的讲话之所以引起重视,那是和他们都出自高干家庭,在体制内有相当地位这一因素有关。这并不说明体制内已经有了民主派。事实上,正因为体制内居高位者能说出这种话的人还太少太少,所以他们的声音才如此引人关注。

上述几个讲话能在今日中国出现,说明了什么呢?众说纷纭。我认为我们不宜对其背景做过度的猜测。我过去在国内的时候,并不那么关心上层的小道消息。我觉得关键是要对大势有把握,该做什么做什么。在上边收紧的时候也要相信,有些事还是可以做的,可以坚持的,不要放弃。在上边看上去开明宽松的时候也不要一味朝前冲,要注意自己的根基稳不稳。

应该说,现在的中国,一定的异议空间是存在的,而且确实比21年前更大。导致异议空间扩展的因素很多,其中之一是异议人士前赴后继。一个人抢劫商店,被抓住后判5年刑,如果他出狱后又去抢劫商店,那就会理所当然地又判他5年刑。可是,一个人喊结束共产党专制,被抓住判5年刑,他出狱后不改初衷继续喊结束共产党专制,你政府是不是又要把他抓起来又判5年刑呢?为了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你政府已经整过别人了,你怎么好再整呢?可要是你政府不再整,岂不是等于默许别人喊“反动口号”?可见,单单从技术上讲,惩罚思想,惩罚信仰就有它的难处,是很难达到禁止思想禁止信仰的作用的。六四抓了很多人,整了很多人,可是不少人依然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立场,政府可以又抓又整,但是它总不好把大家统统再抓进去再整一遍,于是异议的空间就被活生生地撑大了。在经历了狂热与恐怖的时期后,共产党整人,不可能采取斩草除根的极端方式,只能采取杀一儆百的方式,在杀了一之后,固然有很多人害怕了,沉默了,但仍然有些人不害怕,继续发声,儆百的作用不可能完全达到。异议的空间就撑大了。

如今中国的问题是,有一定的异议空间,但是参加进来的人太少。非暴力抗争能取得多大效果,取决于有多大的规模。砒霜能毒死人,但只有达到一定剂量才能毒死人,剂量太少了毒不死人。有些人不明此理,反而去怪非暴力抗争没有用,看到一小粒砒霜进入人口,那人却没毒死,于是就说那是假砒霜,或者就说那个人不是常人,对砒霜也有免疫力。

为什么参加到异议空间的人那么少呢?按说参加到异议空间的风险也不算很大了,一般人也承受得起了,为什么还不参加呢?我想,原因之一是八九民运功败垂成,很多人错误地吸取教训,成了失败主义,也就成了取消主义,放弃主义。俗话说,杀头的买卖有人做,赔本的买卖无人做。如果能看到成功的希望,不少人都敢冒很大的险,但如果看不到成功的希望,那就连很小的险也不肯去冒了。

八九民运之初,《人民日报》发表了杀气腾腾的426社论,第二天早上,还是有很多大学生要冲出校门游行。很多老师亲友苦苦劝阻。他们是怎样劝阻的呢?他们是说共产党伟光正,因此上街游行是严重错误吗?他们是说安定局面得来不易,因此上街游行是搞动乱吗?不是不是。他们是说你们学生太年轻,不了解共产党,不知道共产党有多厉害,你们这一游行会被抓会流血的啊,因此万万去不得。但是学生们偏偏听不进去,因为学生们少年气盛,不怕牺牲,更重要的是,学生们不相信共产党会那么凶残,不相信共产党能下得了手。当然,为了减少风险,学生们特地加上了“拥护党的正确领导”的横幅(这和波兰团结工会为争取合法地位,在格但斯克协议上要写下承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不脱离华沙条约这两条如出一辙),勇敢地冲出校门,成功地举行了427大游行。

427大游行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使得人民认识到那个本性专制的共产党也完全可能在人民的巨大压力下退让妥协,它使得人民克服了对专制政权的恐惧心理,建立起对自身力量的宝贵信心。正如西方学者指出的那样,民主是由多次重复的有正面心理效应的策略逐步建立起来的制度和习惯。可惜的是,八九民运未能见好就收,致使民运反胜为败,到头来反而使得更多的人又回复到当初那种无力感和悲观心态,这种负面的心态一直持续到今天。这就是为什么“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

有人说,如果没有大规模的街头运动,民运就很难取得突破。此话有理(但也未必尽然,波兰团结工会就没有采取街头运动的方式,而是采取了大罢工,占领厂区的方式)。但是怎样才可能爆发大规模的街头运动呢?很简单的一条是,除非人们相信,只要他们提出的诉求是恰当的,采取的策略是恰当的,专制政府就没法镇压它们,否则他们就不会走上街头。就算因缘际会,发生了大规模的街头运动,如果当局发一篇426社论式的文章,散播散播“不惜流血”的狠话,人们还会坚持吗?会不会马上就如鸟兽散呢?更不用说如果当局声称要戒严,甚至又派出坦克车了。

有句成语“惊弓之鸟”,说的是一个射手对着空中的一只飞雁,只用空弓虚射一下,那只雁就掉下来了。在旁观看的国王觉得很奇怪。射手解释说,这是受过箭伤的雁,它所以掉下来是因为“故疮未息,而惊心未去也”。假如民众是惊弓之鸟,当局用不着来真格的,一篇社论一篇讲话就可以“平息动乱”。很多人纳闷,八九民运之初,学生无非是悼念胡耀邦,当局干嘛要发表杀气腾腾的426社论?邓小平干嘛要放出“不惜流血”的狠话?其实那就是期待惊弓之鸟效应。我们知道,连赵紫阳也在426社论上签了字。可见,一般说来,只有在“空硬”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当局被迫在“实硬”和“软”两者之间选择,有人不肯背杀人的罪名,或者是害怕军警不执行杀人命令而引发兵变或政变,所以他们会选择“软”。这样上层才可能出现分裂,出现妥协退让的机会。如果空弓虚射,民众就都吓跑了,上层也就不容易分裂,突破也就很难发生了。

这就是说,民间的抗争要取得成功,有赖于民众对非暴力抗争抱有信心。他们要相信,只要他们采取正确的战略策略,当局就没法镇压,只要他们坚持,就能促使上层分裂,迫使其让步。如果没有这种信心,就不可能会有大规模的抗争。而如果没有来自民间的巨大压力,专制统治就可以长期维持。我们就只有等待戈尔巴乔夫了。

问题是在今天的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比21年前更小。因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可能会面临更强大的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无法推行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因为今日中共统治集团大面积腐败,他们害怕政治开放后会由于经济腐败而遭到清算,所以他们更不肯主动启动民主转型。当然,上层由于权力斗争,有心栽花或是无意插柳,碰撞出一个开放的局面也是有可能的,不过这种机会对我们是可遇不可求。身为民间人士,我们应该做的是加强我们自己。

如何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以说是21世纪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付出多少心血和努力都是值得的。

北京之春2010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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