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与友人在机场迎接到美国治病的陈子明

作者与友人在机场迎接到美国治病的陈子明

对“反对运动”要仔细划分,它是不一样的。有一种只叫“异议运动”:他们就是发表自己的不同政见。它不叫民主运动,因为它没有大量的民众追随、参与,他们这个“异议”也可能有很大影响,当然多半都是地下刊物,但是它不叫民主运动。民主运动,一定要把别人召集得上来,跟着你一块干,明确表示支持你,这才叫群众性的民主运动。

这种运动是非常少见的,苏联其实没有过,苏联只有不同政见的活动。中国倒发生过一些。从这个角度讲,子明他是相当成功的。共产党对他监视,那也是后来监视得紧,开头监视得并不紧。想想看,他参加西单民主墙运动,并没有妨碍他后来考研究生,他1980 年在民主墙都给封掉了以后考的研究生;然后,也并没有妨碍他去下海,干那么一大摊事。要知道要干那些个事,是很要些影响、很要些关系的—如果你是很敏感的人,根本不可能。他不是街上卖大碗茶的,本来就是个边缘分子;他搞的事不一样,那不是光靠他自己的神通,那得有一大堆社会关系。这说明体制能够容忍你,对你不是特别忌讳,如果他对你特别忌讳,你根本就搞不成。

所以,可见当时—在1989 年“六四”之前—子明能够在体制下做那么多事情,活动余地那么大,除了他个人能干,当时有这种生存空间,是很难得的。

后来,“六四”来了,大潮一卷,全军覆没,跟以前做的根本没有关系。包括知识界很多人也是,根本没怎么掺合—香港的事也是一样的,要是弄不好,那就是全部倒霉,不是就那几个最坚定分子。一旦倒过去,就是所有的人都倒霉,在那里的人都跟着倒霉。特别在中国这种情况下,那么大的翻盘,之后才会形成后来这个局面,25 年也翻不了身,民运再也发动不起来。只有维权还有个规模,那都是突发事件,都是一哄而上的,也不是商量好的,就去了。而以民主作为诉求的民主运动,在最容易发生的地方,像青年学生集中的学校里,就基本上再也没有发生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很严重的问题:学生都动不起来,别的社会阶层基本都不太可能动起来。像你签字请愿啊,零八宪章啊,那都叫异议运动,不叫群众民主运动—不就是你们这些异议人士自己吗?你并没有把别的人,一般的普通人卷入进来嘛。

“六四”以后20 多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没有民主运动了。而且都很难想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有一帮人再搞起来。

维权运动之所以能搞起来,道理很简单,因为它的诉求低,而且确实没有政治性。参加的人知道自己没有政治性,政府也知道他没有政治性,所以他才敢上去。政府也相对不是每一次来就一定要镇压,并不是一有群体事件就扼杀在萌芽中,不是这个样子的,他要看情况,看要怎么处理解决。也就是说,维权运动之所以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就在于它的那种非政治性。你现在很难想象在中国哪个地方,把自由民主这一类的东西当作他的直接诉求目标,居然可以在当地集中起成千上万的人。很难出现这种局面了。

当年我们竞选的时候,都知道,竞选人民代表本身没有一点意思,就是想证明我们的观念在学生中是占上风的。军涛不在乎,军涛年轻气盛嘛,他说选不选得上都无所谓,他本来是百分之百选得上;我就很在乎要选上,很简单,你要没选上,那边就说了,“学生中间虽然有些人鼓吹自由化,但是大多数同学,怎么怎么样”—那话就来了。你选上,他这话就说不出来了,你非得要成功,给他看,他没话可说嘛。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包括子明也是,在那种场合下,显然我们都知道,不可能把自己所有想法都说出来,全都说出来,学生中一大半就不敢投你的票了。你同时要把自由化的东西基本上都点出来,但是有些事情你又不能走太远了—你要别人投你的票嘛。不仅要吸引与你一样坚定的人,还要吸引那些犹豫不决的人、认识不那么清楚的人,只有他们也参与了,投你的票,你才可能得到足够的多数票嘛。

“六四”之前本来这些都很清楚,大家都摸索了一些经验。“六四”之后整个一个大翻盘,使得人们整个事情都看不清楚了,现在人们动不动就说(温和与激进)“都一样”,说“许志永不是很注意吗?浦志强不也抓了吗?”可见“全都一样”。当然这不一样!许志永毕竟搞了那么长时间,浦志强毕竟搞了那么多年,跟突然冒出来造成的影响力,毕竟不一样。有了一段时间的存活机会,就有了一定的可能性,把有些事情、有些思想传播出去,就可以造成影响。

我一再强调,这和你发表不同政见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觉得体制内的空间大,一辈子从体制内寻找发表空间,那你就得将就着受他的审查;但是“不同政见”,很大程度上就是你的见解和别人不一样,见解有超出他的成分—尽管你在中间也可以做很多调整,让检查官员一下子看不出来,这种可能性也有;但是如果是以发表不同政见作为你的目的的话,你并不把在一时之间能够得到多少人有形的支持,看得很重;你要在乎把问题说得好,说得尖锐,说得清楚,哪怕只有少数人懂了呢,只有少数人看了呢。那不重要,因为有这少数人看就够了,他们是起作用的人。一般街头上的人,对参加运动很重要,但是对于懂不懂你的思想,根本不重要。

但是你搞群众运动,你要造成那种风潮,那你就一定要考虑怎么能让其他人加入进来,怎么公开地表示—不是肚子里表示,不是回家跟老婆说话的时候表示,而是明确地表示要支持你。这件事情,“六四”之后始终很难办,一方面当局比过去更敏感,压制的时候更不在乎借口,而过去总需要一些借口。另外,主要是民气—少了那种声势。大家实际是处在失败主义情绪之下,觉得什么都干不成,觉得干什么都受压制一定是必然的。

失败主义就会造成自我实现:既然参与的人那么少,官方打压起来当然就很容易,到时候他就反过来证明,“我跟你说了吧,你看,搞不成吧!”其实如果他们大家都参加,就搞成了,官方就很难打压,这也是个自我实现嘛。

“六四”之后这20 多年,其实有些空间是比“六四”之前更大了。不说别的,1979 年审魏京生的时候,刘青他们不就偷偷带了录音机进去,整理了印出来,街头巷尾散发,就给抓起来了吗?现在哪儿审个什么异议人士,你看一大帮人跑了去了,门口站着,拉个条儿,把他们法庭上的答辩词到处散布……相比起来,当局的反应还不如1979 年来得更狠,来得更快。1989 年以前,几乎没有对这种具有政治含义的审判能够公开上街、扯条表示反对的。但是问题是,老百姓没有这种跃跃欲试的劲头了。其实,大多数人总是抱着一种成功的希望,他才会走出来的—少数人可以不顾这一切,多数人他一定是有这个希望在里头才会去。现在他没有这种希望了,而没有希望,他就不出来,不出来就更没有希望—成了这种恶性循环。

群众运动,说到底就是比规模。1989 年那次有什么了不起?提的口号比1979 年那时还差呢,但就是人多嘛。过去几十个几百个人,现在变成是全中国几千万人,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情嘛。像香港占中提的那个口号也很简单,而且没说反对中共专制统治,它不就靠人多嘛,就一下子成了大事情了嘛。而中国大陆现在有规模的、能真正对当局造成压力的民主运动,25 年过去了,没有出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看不出来有好的情绪冒出来,那种参与的热情,对自己力量的一种自信,都看不到。

所以我老讲,现在讲上世纪80 年代其实都没说到点子上。人家说80 年代也没什么了不起,赵紫阳没讲什么政治上了不起的话,胡耀邦也没讲什么,那时候报纸上公开发表的东西也不怎么样,还比不上现在说得狠呢,因为现在至少,意识形态上,原来那一套松动了嘛,控制比原来少一些了。但是,80 年代有那么一股劲头,我们是过来人知道,能感到一股势头在那儿,走到哪儿去,都感觉到有一股东西在往上头冒、往上头冲。你只要遭受迫害不要太深,受一定的压制,你发现你是很受欢迎的。而学生啊年轻人啊,整个地都有那么一种劲头在那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1989 年刚刚一开年,很多人就觉得中国今年肯定要出事情,普遍都这么认为。那就是你看得出来,感觉得到嘛。这个很难描述,因为它没有哪个社会学经济学的可量度的指标,根据那个指标,达到三了,达到二了……没有那个东西,你找不出什么。民众的情绪,又没有特殊的表达方式,所以你没有指标,没有量度,但谁都能感受到,那个时候和现在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就是在一种社会整体气氛上的不一样,而现在,你感受不出中国有这种气氛。这也使得很多像子明这种人,英雄就无用武之地了嘛。

在80 年代末,军涛他们开始是不打算介入的,后来介入了。这事我没有跟他细细交流,但是我推想,实际上很简单:第一,他们正是多年做这种事情的人,他们很清楚,不会低估当局那种压制的力量。他们也知道当局中有些人也比较开明,他们也知道这种开明会到什么程度。所以他们才会采取那种态度,因为他们不太相信就靠这么着,就能够让当局做出你们所要求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就会认为,和执政的、体制内比较温和的改革派的一种配合是必要的。和改革派的配合,你都不能对他要求太高,你不能动不动就问,赵紫阳怎么不能当叶利钦?你对他指望太高了嘛,先就不要那么想嘛。

如果这么一看,他当时采取的那种态度,就是挺有道理的,正是对友军、对敌军有个很清醒的分析、很明确的算计。到头来,结果就是我们看见的,一旦失败了,所有的人,不管你当时温和不温和,都受到牵连。那没怎么受到牵连的,有的是离得太远,有的赶快回去写检讨、去认错去了。

我们知道很多受迫害比较深的人并不是当时卷得很深的人,但是他不认错嘛。到后来当局也知道,参与的人那么多,叫你认个错也是假的,你糊弄一下,反正给他个面子,但他要这个就够了—你说“我参加动乱,我不小心,我错了”,那他就放你一马。有的人参与得很有限,但他始终不认错,那就是永远过不了关。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参与得并不深,但仗着他参与不深,个性又强,他就是不认错,那边看你既然不认错,那就不能让你过这个关,就一定给他一个在此范围内最严厉的打压,很多情况是这样子。很多卷得很深的人呢,摇身一变,痛哭流涕一番,也就过去了—当然当局也还要看,你真要深到那份上了,到非抓你不可的程度了,那你横竖是打击对象。官方肯定有很多很多这种分类。

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居然对他们指责,说他们是共产党派来的,去天安门是统战部派来的,“你搞统战!”又把统战想得很坏,搞统战就是坏事,于是军涛和子明成了坏人了。而从来就没有人想过,当时他们不就是主张撤嘛?主张撤,阎明复他们有这个想法,也许赵紫阳有这个想法,那以后事实证明他们是好人。当时谁最不愿看到学生撤呢?李鹏肯定最不愿看到学生撤了,那你怎么不说坚持到底的人是李鹏派来的呢?—他那种逻辑,永远是左的吃香嘛!

没有人从道义上去指责那些人有什么不对,而子明、军涛他们已经付出这么大代价了,这些已经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以自己的坚贞不屈付出了一辈子的代价,他们还要遭受名誉上的最大损害,说“你们是共产党”,这连起码的公平都没有了嘛!那些人当中,有人后来也不干民运了,闷声发大财,回到中国成了座上客,那些态度坚定的人、爱抓特务的人,谁去抓他这个“特务”了?

我们永远看到一些人在道义制高点来骂子明,反过来,对那些真正祸国殃民的人,从来是宽大,只要他调子足够高—甚至,只要你原来那么高,后来变调都没关系—对那些人有那么大的容忍度!你说,要是子明、王军涛真去发了大财了,那还不把你脑袋骂破了?因为你原来就这个表现啊,正好连到一块了!他这个逻辑是很奇怪的。

这个想法不纠正,就不会有第二次运动,不会有了。我们经历过,老百姓是怎么想的,我们该清楚啊,不是唱高调就能解决问题的嘛。20 多年过去了,老说“高潮要来”,而且说“老百姓擦亮眼睛了”,不是那么回事嘛。这个情况我们都经历过,特别经历过毛时代,都知道的嘛。毛时代过去,毛垮台了,新的人上来了,至少没以前那么权威了,很多人在那个时候才比较敢于说话,在毛时代敢于说话的人就要少得多嘛。不是压迫、不是苦难,而是人们的希望,是唤起人们站出来行动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他要看到希望。要是打压太紧张,觉得完全没有希望,他就放弃了,尤其是放弃抗争他也能过日子,甚至还能过得不错,那他干什么要站出来呀?如果他没有退路,放弃就是死路一条,那又另当别论了。人的这个情绪应该是很清楚的。

所以,从子明的去世,我觉得我们至少应该把这个问题再次提出来。这个不仅是关系到对子明个人的历史定位、对他的评价,也是对中国整个民主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检讨。而且这种检讨,不是个纯学术的问题,关键是对今后会有非常大、非常大的影响。这25 年来我们都在受到这个影响,不能再看25 年了。

如果再过10 年,那种情况还不出现的话,就永远不会出现了。将来中国可能会变化,但那是从别的角度出来的变化:上面自己打起来啦,出了戈尔巴乔夫啦……等等,但是不可能从民运推出变化了,不是我们大家原来一直以为的、期望的、来自民间的、来自体制外的、来自社会包括青年学生的,主动参与,主动推动,敲开了整个变化的第一步—这种场面就不会出现了!也就是说,随着“六四”的失败,这个就从此画上句号了。当时有多么轰轰烈烈,它的失败可能就会有,多么惨重,惨重到以至你过了多少年之后,再也不会有了,你才会知道那次的失败有多么惨、创伤会有多么深。我想借纪念子明的这种机会说说这些想法—恰恰就是子明,坐牢坐这么久,坚持扛着,就不认这个错,出来之后又一直这么受打压,居然有人还从道义上去指责他,这简直岂有此理嘛!这种毫不负责任的东西,对中国整个异议运动和民主运动有多么大、多么大的危害!我想军涛肯定和我有很多同感,我觉得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还是很有意义的。

(此文是胡平在2014年10月28日中国研究院陈子明讨论会上的发言,后收入徐晓主编的《殉道者——缅怀陈子明》一书)

——《纵览中国》October 2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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