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咫尺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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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时奋著作

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按:文化名家周时奋先生(1949.5.3—2012.10.1),集画家、作家、学者于一身,曾任浙江宁波市文化局局长。在黄兴国任宁波市委书记期间,周时奋被以受贿罪终审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后黄兴国调任天津任市长、市委代理书记,并于2016年9月落马。至此,这部尘封十多年的书稿才得以面世。书稿讲述了其被“双规”、判刑、服刑的传奇经历。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从接近周时奋亲属的人士处获得书稿,予以连载。

▍文 周时奋
▍来源 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

欲望是人最本质的东西。
——斯宾诺莎《伦理学》
生存就是共处。
——《存在与永恒》

笼中的规矩和日常情景

“笼子”这一个名字实在起得太形象了。六面四方的监室,所有的门、窗、出气孔都用强钢筋的栅栏隔断,放风场的上空所用的铁栅网与动物园的老虎笼几乎一模一样。在这8米长、3米宽的小房子里,将渡过一个被羁押嫌犯投入监狱或者释放前的全部日子。真正的“坐”牢,是在看守所笼子里的这一段,清坐;而监狱则是劳动改造。长期来民众一直习惯简称为“劳改”,这两个字与“牢监”谐音,糊里糊涂地就把二者混淆了。

这是一个复杂的小社会,它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完全是以铺位的顺序来排定的。进门的一号位是“笼头”的位置,然后是二号、三号依次排下去,就像党政机关领导的车号。每往上提升一号,就意味着他在这个笼子里的地位提高了一个层次。比如开饭的时候,如果排在前面号码的人不动筷,后面号码的就不能动筷,这是规矩。谁违反了,就会有突然飞来的一个巴掌让你记住这个教训。一般情况下,如果笼头起解了,那么由二号位的上来取代。新入监的一般肯定排到最后,然后慢慢地往上挪,就像干部的提拔,候着缺额。当然如果是警察或者笼头的熟人朋友,也可以“插队”,警察会来打招呼:“让他睡在三号位吧”,这就意味着这个囚犯一到监室就成为“第三把手”,就像外地派进来的干部。我当时一到监室,张海明就让我睡三号位,张苗管教第二天就告诉我:“他们对你很客气。”据说另有一种形式将重新安排秩序,那就是新来的一个囚犯武功高强,他从最后一号一路打上来,打到哪能个位置输了,他就在那个位置,他一直可以打翻笼头取而代之。当然这只是听说,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有意思的是,当笼头的往往都是一些重刑犯甚至死刑犯,那些小偷小摸的可能不大气,不是当头的料。总之,这些规矩不知是哪朝哪代传承下来,形成世代囚犯们的共识和铁律。

张海明对我的客气在第三天就被老胡戮穿。老胡说:“笼头一听到你要来,当时就高兴地喊着,弟兄们,钱来了。”

这一原理一说就明白。监室里的日常用品,比如牙刷、牙膏、毛巾、肥皂、手纸、塑料盆之类,都是囚犯自己出钱买的,这笔开销不可小看。那些关进来的人,有许多都是外地的盲流,手无寸铁,身无分文,有些人进来的时候甚至是赤膊光背的。笼头就要负责他的日用品和衣服。冬天进来的囚犯往往没有被子,看守所备了一部分薄被借到务监室,但常常一次性借完了,笼头还是要解决他们的被子。笼头当久了有些便利条件,那些起解投牢的已决犯常常并不带走全部东西,因为监狱里用统一的衣物,所以会将被子、衣服之类留下来。像张海明这样已经关了近两年的笼头,手头上就掌握了一批物资,成了他调控的资源。但是日用品是需要不断地购买的,这就得需要花钱。

囚犯在羁押期内除了自己的管教是不能会见任何人的,但是他的亲朋家属可以将钱打入看守所大门外的出纳处,每个囚犯都有一个账号,然后会将一个记账卡发到监室里。囚犯们看到入账的通知单上写的谁谁送来多少钱,就知道谁正在关心自己。比如市展览馆的一位退休的老同志潘行正老师,在我的羁押期间,每个月发了工资后,就会准时给我存进五百元钱,这使我非常的感动。看守所小买部每星期会到各个监室来订货,然后用记账卡划账,就像使用信用卡。像我这样的人被尊称为“经济犯”,经济犯往往都是有钱的,他们的卡上常常会有上千元的存款。于是笼头就动他们的脑筋,让他们出钱来购置监室的日常用品。因此经济犯不但不会在监室里吃亏,而且看守警察也会非常热情地争取经济犯到自己管辖的笼子里来,一个经济犯的到来,等于注入了一笔钱。所以在我到来时,张海明就兴奋得欢呼起来。

一个人被关进监室之后,一天到晚没有任何事情。监规规定不能下棋打牌、不能唱歌跳舞、不能看当地报刊、不能交流案情、总之有非常多的“不准”让你无所适从。人越到没事的时候,就越想有所作为,于是常常一言不合就开打。警察一发现打架,参与者每人一副脚镣以示惩罚。最重的脚镣有四十八斤重,戴在脚上,连穿裤都十分困难。警察治监的妙招之一,就是让两个对打的人共戴一副脚镣,这样,这两个人在一星期到半个月内就成了“连体人”,一个大便另一个必须在一旁陪着,睡觉的时候也必须共睡一条被子,据说这样共同的生活起止,有利于培养感情增进团结。有时候,囚犯们也希望这样做。因为当一个人被提审时,共镣的伙伴也必须随同而去,人在咫尺天地里关得太久了,对外面的一切都感到新鲜。能出一次监门对于里面的人来说,就像参与了一次豪华旅游。我们把出去与管教谈心叫作“旅游”一次,能到外岗的审讯室,则是“名胜景点旅游”,而出去开庭、宣判、公判、游街之类,更叫作“出国旅游”。

无事生非,这是一条规律。于是看守所就想到弄些事情来做,这么多人闲着也是闲着。宁波市看守所一共有66只笼子,最多时可以关1300个至1500个人,这是多么巨大的劳动大军呀。于是就让囚犯们做产品,一种不需要任何工具徒手可做的产品。我在的时候,是做一种打火机的发火装置。方法很简单,先把一个“小弹簧”装到一个“小头”,再把一个铜片用圆珠笔心装到一个“大头”里,然后再塞进一个“大弹簧”,再把“小头”塞到“大头”里,最后再安上“套子”,这就算是完事了。一般的囚犯每天必须做完六百只,但是由于笼头和二、三号位的基本不做,他们是名正言须的管理、统计和检验员,这样,到了后面的铺号,就要做八百到一千个不等。检验员可以找荐子给下面人颜色看,比如把不合格的产品混到哪个不顺眼的囚犯的产品里,他就有得“小苦”吃了。因此中午休息或者夜里,还常常有人在继续干活。

按规定,一个囚犯政府每人每月补贴一百元钱,包括水、电、食、宿,这样算下来,能用于吃饭的每天可能只有两元钱左右。监室里的三餐基本食谱几乎常年不变:

早餐:米饭,酱菜;

中餐:米饭,白菜汤或者咸菜汤,有若干肥肉漂在上面;

晚餐:米饭,白菜汤或者咸菜汤,有若干肥肉漂在上面。

米饭是一种很糙的早稻米烧成的,硬而糙。这也难怪看守所,因为犯人们的胃口一般很大,越是没有油水饭量就越大,因此首先得保证吃饱。菜就只能将就。这种吃法,从云南、贵州、四川、江西来的“外国人”表示十分兴奋,他们说:“我们家里一天只有一干一稀,这里一天三餐干饭,正是太好了。”但对于江浙地区的人来说,真是忆苦思甜。

好在有钱的人还是能从小卖部买到一些软包装的食品,如榨菜、咸菜心、火腿肠、方便面、咸鸭蛋之类,虽然价格比外面贵得多,但是人到这种地步,钱还有什么用?

看守所的人道主义最重要的体现是在节日。一般在元旦、春节、五一、中秋、国庆这五个节日,看守所都会改善伙食,但是这些改善的费用还是从平时每天的伙食费中节约下来,有时也会加进一些生产劳动的收益。因为每装配一个打火机的发火器,就能赚到两厘半到三厘的钱,也就是说,一个囚犯一天如果做六百个产品,他最多就创造了一元八毛钱的价值。

节日的伙食,一般会有猪肉,红烧牛肉、炒蛋或者海鱼,还有油豆腐粉丝汤。中秋节会有月饼,每个人两个,国庆节会有苹果之类,每个人两个。这些钱听说是从小卖部的利润里出的,取之于囚,用之于囚。

其实对于看守所而言,他们不能参与案子的调查和处理,全部的工作是把那些人养着,直到诉讼结束。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全部工作只是平息情绪,看好守住,也就是警察们常常说的“不逃走,不死掉”。仔细一想他们的工作,其实就是动物饲养员。人的动物性在看守所里完全被强调了,所有事情的核心就是关于吃,吃得怎么样。呵,当人用一只“笼子”关起来,有人会一天三餐地来喂食,这与动物有何本质区别?

我是看守所某特殊待遇的惠及者之一,这个待遇就是能够吃到小食堂的剩菜。囚犯们吃的是大食堂,以煮熟为基本要求,这种饭菜警察们是决吃不下的。警察们另有小食堂。每天晚上,小食堂会把警察们吃剩的菜买到笼子里来,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买,他必须要有与看守的特殊关系,由警察专门托付过的。在这数千人中,也就是不到十个人能够享受这一待遇。我大概是看守所的领导关照的,也没有请哪一个警察专门托付。但是并不是天天都有这样的好事,这得看小食堂吃剩的食物有多少。但是小食堂的几个师傅都很善良,有时候他们会偷偷地专门炒几个菜送进来,对于“久旱”的囚犯们,那无疑就是甘露。

我之所以至今都津津乐道于那种特殊的“吃文化”,那是因为在当时,这实在是太重要了,甚至重于你所经受的案子的前途。因为这可是天天面临的现实问题呀,民以食为天。当你的基本物质需求极其贫乏的时候,任何稍稍可口的东西都会使人眼睛发绿。

你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岁月吗?你就能理解笼子里的人们物质主义的立场了。

监室里有两项文化生活,据说这是宁波市看守所的先进之处。

监室里并不是不能看一切报刊,而是只能看一种报,《浙江工人报》。不能看报是因为当地的报纸会有一些案情的报导,涉案者就可能从中看到警方目前对案情掌握的程度,或者同案人是不是被抓之类,以此可以判断他该不该彻底坦白交待,而《浙江工人报》是杭州的报纸,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消息。那报纸也不是每天都有,可能是三个笼子拼两份,而且每次都有警察审查,如果内容中有不利于监押人的内容,就会被扣住不发。我在一段时间里,因为太寂寞,不但把每次拿到的报纸中所有的内容反复地看了好几遍,而且用做产品的圆珠笔心抄下来,就抄在报纸的边上空白处,以此消磨时间。

监室里的第二大文化生活是每星期六和星期日晚上的八点到十点能看电视,每个监室的墙角上方高高地挂一个电视机,但只在这两个时间里放映。不是什么频道都能看,只放央视六频道的电影,不放新闻。如果哪一个笼子纪律不好,就关掉电视以示处罚。此外还有广播,每天早上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那广播喇叭的某一点上有一个绿豆大的小孔,实际上是一个监视的摄像探头,监室里的一切在控制室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当众表演。

压抑中的幽默

这个小世界可是人的创造力发挥到极至的地方。有一句老话叫做,“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把这句话用到监室里正合适。

监室里的第一需要是缝缝补补。你想想,好多抓进来的人,首先遇到的常常是被见义勇为者或者警方的一顿扭打撕拉,进来后衣服大多都已经破了,再加上入监搜身的时候又被胡乱撕拉,总要修理一下。但是监室里是不能有针线的,正如张海明所说,针可以吞下去自杀,线拧起来就是上吊的绳。但是,几乎所有的监室都有“创造条件”的针线。

看到过“铁杵磨成针”吗?在这里可不是神话了。小卖部到监室的铁栅门外来卖货,隔着铁窗往里塞货的时候总是手忙脚乱的,于是就有人伸出手去从货物的包装箱上拔下一枚铁梢钉,这就成了制造针的基本材料。于是就有人拿着这枚铁梢钉在水泥地上慢慢地磨呀磨呀,你磨累了我接上,如此前赴后继,大约用两到三天的时间,一枚针的形状大致地出来了。然后是挖孔,把做打火机发火器的小弹簧的一头拉直了,那是钢丝的弹簧,很硬,就这样慢慢地在针的屁股上又磨又挖,大约一整天的功夫,就可以挖出一个穿线的孔来,坐牢的人有的是时间,他们不讲效率只求成功。线就比较简单了。从新的毛巾上小心的抽下几条纱来,慢慢地捻,就会捻成线。我看到过的另一种做法是用竹签制作竹针,最好是谈心的时候到管教那里偷一根牙签来,或者剖开竹筷也成,其他的制作方法与铁针类似,而且加工起来省事。

至于用饭票画扑克牌那是雕虫小技了,但是用饭粒来制作象棋倒是一项发明。先将饭团揉好,做成小小的象棋般大小的棋模,在通风处阴干。为了色泽的区别,一种是白饭做的,另一种是先将饭团在皮鞋面上揉呀揉呀,最后揉成了黑色饭团,再做成棋模。等阴干坚硬后,用小弹簧一点点地把将士相车马炮慢慢地雕出来,成为十分精致的黑白象棋。也有做陆军棋的,把两个打火机的发火器的“大头”迭起来正好一个军棋的大小,然后把报纸边切成同样大小的纸片,谈心的时候向管教要一卷透明胶带,两个发火器“大头”加一片写了军长师长的小纸,用透明胶带一粘,军棋就成了。

我第一天进来的时候,监室里的人就倒水给我喝,那水是温的,可是后来我一直没有发现暖水瓶,我知道玻璃暖水瓶是不能带进监室的,那么他们是怎样使开水保暖呢?方法十分简单,小卖部可以买到可乐,喝完后那塑料瓶就成了暖水瓶胆,大食堂每天上下午都会来灌开水,冲在可乐瓶中,然后用破棉絮包裹起来放到一个装产品的编丝袋里,这就成了暖瓶。

也有人在监室里种花。这里根本就没有泥土,他们就自制花泥。将装咸鸭蛋的马粪纸盒用水泡开,放到放风场的露天里腐烂一两个星期,这就成了花泥。监室里为了预防感冒,时不时会发大蒜头,于是就在人造花泥里种下大蒜头,不久就发芽生长,一个月后长得郁郁葱葱。人啊,在最不自由、最寂寞的时候,会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倍加珍视,引为生命为同类,以此丰富自己单调的生活。

最离奇的事是“钻木取火”。监室里禁止吸烟,在押人员也不准抽烟。可是在押的这个阶段正是最烦心的时候,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搞到烟。如果有人提审,同监室的人就托付他:“千万设法拣几个烟头回来”,以至有人提审回来时问他办案人员提审了一些什么,他怎么也想不起来,只是绘声绘色地告诉你是如何把远处的一个烟头用脚尖慢慢拨过来,又如何如何地弄到手。烟的另一种来源是谈心的时候,有人会故意弄翻管教桌上的烟缸,然后趁打扫清理的时候,把那些烟蒂悄悄地放到口袋里。有了烟丝就可以用报纸包裹成香烟,那么没有火怎么办?这就有了“钻木取火”。一种方法是数个人前赴后继地用一根小木棍在水泥地上钻,慢慢钻出火星来;另一种方法是用墙上敲击下来的水泥屑包裹在破棉花里,然后用鞋底把棉花团用力地在地上搓,不久棉花就会燃出火星。还有的办法是用老花眼镜的镜片聚焦太阳光,监室里虽然不能带进玻璃眼镜,但可以带进聚脂片的眼镜。我的近视镜常常被他们觊觎,害得我每每要向他们讲述凹透镜与凸透镜的原理,而且摘下眼镜让他们在太阳光下实验后方才罢休。

“监室文化”的丰富创造常常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由此可见人的创造潜力是何等的伟大。比如说监室里没有纸,像我这样需要写写画画的,也难不到。

有一次,老胡突然问我:“老周,你要不要纸,整张的?”

我喜出望外,忙问:“好的,好的,在哪里?”

老胡说:“你把那个装咸鸭蛋的纸盒拿过来”。

我很奇怪。老胡说:“这种纸盒子,可以剥开三张纸来。”

他就很耐心地开始了剥纸的工作。大约整整花了一个多小时,果然剥下两层薄纸来,连底纸一共就有三纸。

老胡说:“心细的人,可以剥成四张”。

但是我再无缘看到如此的高人,剥三层是最高的纪录了。

按理说,监室里的这类东西是越积越多的,不然。看守所规定每个月要有一次例行的“抄笼”。一般不会事先通知,所以一切违禁品都必须设法藏好。警察进来的时候,就像日本鬼子进村扫荡,一阵乱抄乱翻,顿时满室狼籍。抄笼的时候,所有的囚犯都集中到放风场里,先抄身上的,看看有没有放违禁品,甚至要扒下裤子把你的肛门都细细检查。如果发现香烟什么的,那就会立刻带到科办公室严加审讯。在这样的时候,那些死刑犯就会挺身而出,把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因为死刑犯一般不会去奈何他,但求他在执行前能太平无事。要他们太平的一个好办法就是让他们偷偷的有烟抽,有时管教也会偷偷塞给他几支,这是公开的秘密。就这么一个斗室,犯人藏东西的地方警察一般都知道,哪怕是厕所的坑洞里也会去摸。但是有些警察也就眼开眼闭,只要你们不太出格,也不会如何地大做文章。来抄笼的都不是自己监室的管教,如果抄到什么违禁物品,本监室的管教也有责任,所以抄笼的后果不单是犯人们的难堪,也是管教的难堪。有时候,管教事先得知下午或第二天抄笼,他就会来通知,并且将那些违禁品收去代为保管。

自从老胡向我传授了制作纸张的办法后,我就很快地掌握了这门技术。于是就用做产品的圆珠笔心可以在上面写一些小文章了。纸的来源十分有限,我感到就像古代人用竹简写文章时一样要十分珍惜地用,也因此体会到古文的简洁可能与用竹简有关。

我感到监狱里的那些事儿十分好笑而有意思,于是我就想把它记录下来,但不能长篇累牍,就想到了古文中的“赋”。

监室里的灯是彻夜不熄的,我就在昏黄的灯光下,这样用笔心在自制纸上

写成了我的第一篇监室作品《铁窗赋》。想来还有些意思,我就直录于下:

铁窗赋
新世纪初,以为莺歌燕舞,不料余竟遭莫名冤狱,身陷囹圄,恍如梦境。然所见所闻,大开眼界,权作体验生活,千载难逢,真不枉来世上一趟。狱中无聊,在马粪纸盒剥成的黄草纸上信手涂鸦,遂作小赋,以志滑稽。读书人手不能缚鸡,惟发悲声耳。

纵两丈,横十尺,钢筋铁衬,混凝绕铸。淡淡然,日影斜漏横垣;森森兮,月华冷照竖栅,时不辩子丑寅卯,季无分春夏秋冬。苍天在上,鸟雀不得飞入;坚板作穹,虫蟊不可掘进。盗贼淫徒,同处一室;恶棍杀手,比肩谐鼾。锒铛之声渗入牙骨,訇隆之响共鸣铁扉。有巨锁直阖,门虽设而常关;无细语柔扶,卒唯立而无情。二八人物,济济一堂,三教九流,坐以待毙。一语不合,群徒拔拳相向;十恶难赦,死囚眦目称王。斯文扫地,孔孟不入;冤气冲天,佛陀难度。此囹圄也,自古禁幽之地,缧绁刑徒,汉月秦风不改旧俗。

至若刁斗一声,三餐传食,糙米蒸饭,隔墙而递。黄菜卤汤,三月不改旧谱;浮油漂汁,半年全无新意。围铺圈食,苦涩难咽,扶今思昔,五谷皆甘。是狱也,人无腰带,室无铁器,绳不盈尺,鞋无系扣。拉练除锁,徒余雌雄搭攀;近视卸镜,堪称鼠目寸光。败絮包裹可乐之瓶聊存温水,纸箱暂寄春秋之衣以充皮箧。蛋盒剥纸,写无可邮寄之家书;茶叶裹烟,引钻木取焰之星火。铁钉磨针,毛巾抽丝,小作缝缝补补;杵饭作棋,菜票画牌,聊解闲空光阴。浸揉马粪纸作成花泥,种一盆大蒜;余洒饼干屑引为诱饵,养数只老鼠。人类之创造发明,至此登峰造极。

时当警铃一声,万籁俱寂,正襟危坐,纹丝不动。此所谓静坐反省者也。寒气割趾而知冬严,汗滴爬颊乃领暑酷。忍咳咽痰,憋气提肛,目空一切,神驰八荒。稍作移步伸腰,隔窗有呵斥之责;略有走形散神,当头即倾盆怒骂。此实为练内功之时,昼夜之中最为精彩者也。《监规》须七天背会,《规范》要逐条记清。面壁抽查,随点随背,无须理解领会,只求滚瓜烂熟。若张口结舌,轻则斥责,重则镣铐。难煞文盲郎,东拉西扯;苦了老糊涂,屙里拌糟。

若夫正规训练,日复一日,晨昏点卯,老生常谈。螺壳放风场,还作立正稍息;咫尺小天井,尚操四面转法。“美好前程”,高歌如嚎;“一二三四”,声嘶力竭。拣同脚同手出列,当众出丑;拉结巴口吃登台,专练呼号。巴掌打慢郎中,皮鞋踢糊涂蛋。犯人互虐,正好发挥而解闷;能者称王,权作耍猴而取乐。

至于昼夜监控,电子窥察隐私;月末抄笼,大兵挺进牢房。翻箱掀被,满床狼藉;摔碗倒杯,无可名状。赤条条搜身,恩及肛门;光秃秃削发,小心辫梢。上探天花板,下揿垃圾桶。敏锐目光,窥及厕孔;轻舒玉臂,深入风道。若有烟丝火梗,必追根究底;锐铁片刀,须正本清源。处罚决不姑息,或扒裤打屁股,可怜白肉;或仰面铐门板,蚊叮虫咬。杀鸡儆猴,在劫难逃。

昼苦日高悬,陈典老故作无聊之聊;夜临且孤独,胡忖乱想成不思之思。咫尺铺板,人相枕席。杀猪屠搂住七品官,总经理压倒破烂王。疥疮癞痢,交头接耳;赤淋梅毒,同铺共眠。或鼻鼾如雷,梦呓互答;或转辗反侧,情思难托。长灯不灭,永夜怎消。既无钟漏,听车喧渐歇而知更深,闻晨鸟散鸣乃测将晓。恍恍惚惚,度日如年;浑浑噩噩,老之将至。

呜呼,均贫富,等贵贱,大同世界竟在今朝。

因为纸贵,我真是字字斟酌,想好了再写,即使这样,也用去了一个红心咸鸭蛋的盒盖。

升官了,当上了“笼头”

在我到监室后不久,张海明就起解了,但是我没有被平地升官,而是委以重任。

一天,张苗管教对我说,有一个笼子一直没有管好,现在“倒笼”了,一分为二,有一半交给了他来管教。“倒笼”相当于部队撤消番号进行改编,一半的人经过充实后组建新的笼子,让我去当“笼头”。

我碍于张苗管教的面子,接受了这个任务。任何监室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规矩,大家都习惯了,但是新组建就不一样,水性不熟,人心叵测,再说这样的新笼没有经济和物质积累,笼头肯定要出钱的。

我就对张苗说:“能不能让我带几个人去?”

他说:“可以。这样吧,老胡,张杰,周则夫,三个人跟你过去,怎么样?”

张苗出了一个绝招。这三个人,每个人手中一条人命,让人感到个个都是亡命之徒。真是够威风的。

我说:“好,这三个人,在监室里都跟我不错。”

跟我不错的原因,说起来又是一段笑话。当初我刚进入监室时,一听有三个杀人犯,心里就发毛,也不敢与他们搭话。有一天,他们三个一起找我,说:“周师傅,你放心,我们就是再杀人也不会杀你。因为我们都是要判死刑的人,判了死刑就要上诉,我们要留着你给我们写上诉状的。”

这笑话,说得人毛骨悚然。

果然不出所料,我们去接手的那个笼子,老笼头已经把一切可用的东西洗劫一空,留下的十来个人目光呆滞地望着我们的到来,然后一言不发地坐在一边。我让老胡管生产,让张杰搞检验,叫周则夫保管物资。然后我开了一个监室会议。

我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议,一时不知道怎样的称呼大家。

我说:“各位歹徒,大家坐到一起,我们开个会吧。”

这些人楞了一下,突然笑了起来。为那个新的称呼发笑。

我说:“不然我能叫你们什么呢?叫同志吗,你们偷摸抢掠各干各的,我们不是同志;叫同犯吗?我们也不是同案犯。外面的人看来,这里面的个个都是歹徒,我只能这么叫了。”

大家都赞成我的叫法。

我说:“从现在起,我们算是一个监室的朋友了。我们好比上了录取分数线的高考生,在这里等通知,然后到各自的大学去。在这里的时间肯定是短暂的,能在一起,怎么说也算是一种缘分吧?我们立一条规矩,在我们的这个监室里,从此不准打人,有话好好说。如果谁要打人,我们现在就可以试试,我的这三位兄弟,一人手中有一条人命,看看谁能狠过他们?”

那些人都很惊谔,然后大家都表示拥护。

我又说:“至于那些物质上的东西,我会负责解决的,你们只要安分守纪,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保证平等地对待你们。如果谁调皮捣蛋,我也明人不做暗事,我会汇报管教的,让他来治你们,但是这样做大家的面子上就不好看,还是好自为之吧。”

老胡也很配合,老胡说:“周师傅是个文化人,他是说话算数的。但是如果有人欺侮他文气,我可是个武人,老子在大西北坐了十四年大牢,没减过一天刑,治人的方法,我还是一套套的。”

监室里的治人方法,有人统计过说是有八十多种。比如“兔子跳”,让他抱着头在地上蹦几百下;比如“看报纸”,让你金鸡独立地看自己摊开的两只手;又比如“坐茶坊”、“看电视”、“坐公共汽车”、“鸭子过江”,种种名目,相互虐待。

我说:“老胡,我们也不治人,大家总是明道理的,有理就说,谁有理就服从谁。如果谁不讲理,那么我也有办法,就叫所有的人不理睬你,让你一个人孤独无援,你吃得消吗?”

监室里最可怕的是没有人交流,我以为这是一手煞着。

大家都说好。

我们这个监室从此就不再打人。后果是从此人满为患,凡是外面亲朋托进来要安排一个好的监室,就往往安排到我们这里,十二号笼不会打人,后来一直很出名。

跟我一起来的周则夫,是个高中毕业生,就是因为脾气太躁,打架伤了人。他是戴着脚镣手铐进监室的,因为到了看守所,还跟警察打架。

他的案子很简单,朋友被人打了,他去劝架,却被人打破了头,于是勃然大怒,从地上捡了一条青柴棍就掠了过去,把对方打倒了,出了人命。所以定他的罪不是故意杀人,而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这一进一出差别大了,不致于判死刑。

这是一个十分孤僻的人,一想到以后漫长的服刑生活,就茫然若失。

我很想帮助他。我就对他说:“你不要绝望,你还年轻,我想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地学一些东西。你的性格太燥,需要修养,学习是最好的修养。”

他看看我,想了想,说:“那我怎样学习呢?”

我说:“我想你可以选择一个专业,来学习大学的课程。我不太可能与你在一起,但是,我们何不利用这一段时间,让我来教你一些学习的方法。你说行不行?”

他的眼睛里放出了热切的光芒。他说:“好,我愿意听你的话。”

于是我们就在每天的晚饭后,抽一个小时的时间,由我分别向他讲述哲学、文学、古典诗词、以及一些文科类的相关学科常识,或者说属于概论一类的内容。他的字就像他的性格,很草,不规正,于是,我布置他每天必须利用旧报纸来练习写字,一定要写一个小时。

他很认真地照我的布置去做了,一直坚持到我与他分别为止。

很显然,他的某种希望被激活了,学习得很努力,经过两个月的习字,他原先蟹爬一样的字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而且周围的那些小知识分子们也开始弃武从文,附庸风雅了。这使我很高兴,我觉得在极为无聊的时候找到了一份能体现自己价值的工作,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我记得与周则夫分别的那天,他突然说:“我能向你叫一声老师吗?”

我向他笑笑。我说:“记着,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你有求知之心,到处都能找到你的老师。”

开始我的著作生涯

说实话,在看守所的笼子里,我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心理没有多大的压力,我没有负罪感,只有宿命感。一个能力卑微的人,他无法抗御某种巨大的社会意志,他能做的,就是沿着早已被决定了的行为轨迹一步步地走下去。这就像上进入某种魔力使然的谜宫,每一个节点上都仿佛有一条明路,结果则越陷越深。

我已经进入了这样的一个魔幻之宫。

就像是武侠小说里写的,凡是进入那样的魔宫的人,起先是惧怕,是挣扎后退,当他确实感觉到无法退出的时候,一般说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谜惑而胡冲乱突,另一种是因循着这些仿佛是明路的关节点步步深入,看它到底是什么货色,然后伺机而动。

我自以为是比较早地转入到后一种状态,现在正在步步深入。我已经摆脱了惧怕,只有警惕和好奇。一种仿佛职业化的思维开始活跃起来:“呵,这是些多么好的素材。也许正是上苍的安排,让我了解那些本不可能知晓的一切。”

是的,即使一个带着体验意识而深入监狱的作家,他的体验还是外在的,他缺少我这样的切肤的感受。

从这时候起,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准备把我所经历的一切写出来,分两步走,先是绝对纪实,就是我现在在写的,然后以更文艺的形态。

我很兴奋。

但是在当时,我还无法动笔,只能作一些片断性的思考。因为毕竟是如此巨大的悲愤,我的心境和情感还不能一下承受它。我开始做日记,出于环境因素,我只能用最简单的记号和文字把每日的流水账记下来,作为以后回忆时思想的路标。因为我已经有能力制作纸张,也解决了笔的问题了。

每天晚上,当更深人静的时候,我开始半卧在铺上做这些工作。监室里没有计时器,无法知道时间的流逝,但是日子久了,我就大概能凭借一些外部的音响来判断时间。夜里,休息铃声响是八点半,半小时后基本安静了,这时候我就开始工作。十点半,警察的脚步声表示上半夜的一次巡查,这时候,我得钻进被洞里装作睡眠;十二点左右,外面值班的劳动犯吃夜宵,有些动响;仿佛万籁俱寂,只有远处的马路上偶而有汽车开动的隐约响声,那大概是深夜两点;这以后,值勤的武警会在监室的楼道走廊上巡逻,有脚步声;四点钟左右,有许多囚犯纷纷起来小便,监室有一次小小的骚动;再一会,铁窗外的天色有些像皮蛋般的微微透光了,这大概到了四点半;五点钟的天空有些宝石蓝,墙外的麻雀开始叽叽喳喳的鸣叫了,这时候,警察有一次夜间的最后巡逻;不久,也就是六点,起床的钟声响了。

也就是说,我的许多夜晚因为思考这些问题的兴奋,使我彻夜没有睡意。我反复记忆那些细节,不是把他们写到纸上,而是记忆在大脑里。只有记忆在大脑里的资料才是最安全的。

我的这篇纪实文章的腹稿,实际上在那时候已经基本完成。

判短刑后在看守所服役的,在这里被称为劳动犯。为监室服务的许多粗活都是由劳动犯来完成的,比如收发产品、送茶水之类。一个分发报纸的劳动犯,也有五十几岁的光景,看上去挺斯文的,戴一副眼镜。我发现自从他分发《浙江工人报》以后,每次都专门地分给我一份。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说是很奢侈的待遇。大家都叫他老陈。

出于感谢,也出于好奇,我开始很想接近他,但是他总是在铁窗前匆匆一闪就远去了。

这是看守所的规定,劳动犯不能与监室里的在押犯说话,恐怕他们通风报讯,搞串供。

但是慢慢地,我开始与他有了一些短暂的交谈。我知道了他叫陈伟达,原来是宁波“老三进”皮鞋店的总经理兼支部书记,也算是一个官儿。他犯的是“挪用公款”的罪名,判了三年,在监室里呆了一年八个月。之所以这样长久的审讯,是那个罪犯得十分的离奇。我看过他的判决书,指控他把一百多万元的钱,未经过董事会的授权,擅自借给了“老三进”的一个下属企业,结果经营亏损。这种事情在当时的经营中是经常发生的,许多企业可以说比比皆是。
我就悄悄的问他:“这里面到底有什么蹊跷?”

老陈才说了实情:“我们是国有公司,在旧城改造时店铺说拆就拆,工人在改制后被迁散了。我感到这样做工人十分吃亏,就一次次向上反映,为工人说话,工人因此上访反映。市里认为‘老三进’成了拆迁的钉子户,根源在于我在起到支持作用,这样就查我的经济问题,想通过经济问题来解决拆迁问题,可怎么查也查不出什么可以上纲上线的事情来。后来发现这笔借款可以做文章,就这么算是把我的这颗钉子给拔掉了。”

我听了后十分感慨。我说:“老陈你也算是个老党员了,政治是什么你也应该明白。政治就是一种手段,完成某种意志的手段。阶级斗争年代,还有反右派、反右倾、拔白旗、下放改造、四类分子,现在还有什么手段,只有通过‘经济犯罪’的名义。你仔细想想,现在已经没有政治问题了,但是有一大批经济问题实际上就是政治问题”。

发现了一个老陈,我感觉到有了可以偶尔交流思想的对象了。

快到夏天的时候,有一天夜里,老陈忽然递进来一包杨梅。呵,这可是稀罕之物,这种产于慈溪上林湖一带的山果,在我的心里突然激活了许多记忆,我很兴奋。当天夜里,我写了一首小诗:

陈君赠杨梅有感
辛巳榴月初二,吾五十三岁生日之前夕,陈君伟达接见,惠赠鲜杨梅一包,缧绁之人见之犹如方外之物。实属不易。想平日甚得元康、伟达诸君照应,人情炽热,感入脏腑,借题发挥,偶成一绝。

品若珊瑚滴血红,清香犹带上林风。
杨梅今是方外物,劳君殷勤惠相送。

这首小诗成了我的“铁窗诗歌”的首篇。

也许是文化人的特殊癖好,我发现了一种渲泄心曲的方法。这真是太好了,寂寞的铁窗生活,真正缺乏的是一种情感的交流与渲泄,一种由于文化寂寞而产生的深深痛苦,始终折磨着我。有时候,我真羡慕那些还能有所追悔的人,他们的痛苦是明白的,而我,甚至连后悔的权利也没有,思想一片空白。

好了,现在我已经找到了一种文化人的真正生态,何况我已经能够解决纸和笔的问题,我不想再在无聊消磨时间,我决定在这铁窗生活中开始我作为一个作家的真实生态。

我现在所能够做到的,是利用我脑子里的那些资源来开始我的著作。因为我没有任何资料和工具书,不可能再去查阅和采风,我只能凭着我的见闻与知识来进行这项工作。我开始考虑选题。

我想到了一个选题:风俗,宁波的风俗。这虽然不是一个文学的选题,但是是一个社会学的选题。我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关注过这方面的现象,在我的思维中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叙述的框架。

我就开始立提纲。我把风俗作为一种文化学的概念来考察,作为一种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来认识,于是我决定跳出民俗学的窠臼,把宁波的风俗文化分解为习俗、礼俗、居俗、喜俗、乐俗、神俗、食俗、语俗这八个方面,并有一个绪言来分析它的发生、发展、衍化、消长的历史与地域的原因。

我十分自信我的这部著作它所具有的学术高度和独特性,我可以这么说,在中国还没有人这样地剖析过一个地域的风俗文化。

我在具体的写作中会遇到一些社会上活生生的民俗现象的细节描述,有些东西我以前确实没有十分深入地考察过,但是仿佛就是天意,在这个小小的监室中,我居然毫不费力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我想不到王绪杰就是一个民俗文化方面的热情者,他居然对宁波习俗的了解和理解常常有出人意外的地方。比如在婚嫁方面,他说出了宁波各地的奇异习俗比我原先掌握的还要多,我简直怀疑这里是否有天意的安排。

在我写到食俗的时候,要牵涉到许多宁波地方菜的烹饪方法,监室里的一个因为斗殴而被刑事拘留的余姚人,他的职业就是厨师。我们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细细地分析了宁波菜的构成与特点,给了我非常多的启发。

我当时对王绪杰说:“文王拘而演周易,监狱里出过许多著名著作和学说。我现在似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在这样的环境里,人的思想会被高度的激活,只要他是个愿意思想的人。啊,这里的条件正是太好了,我感谢上苍。”

我就用红心咸鸭蛋盒子剥撕下来的纸,开始一章章地写作我的那本《宁波风俗文化》,这一阶段,我的心情已经完全从那无聊的案子上解脱了,我已经没有了监室那咫尺困顿的感觉,我的思想是自由的,我能够心鹜八极,在想象的天空里自由飞翔。我已经不是一个罪犯,我是一个思想者和著述者,我相信我的这部著作由于它的特有的价值,必然流传于后世。

呵,这是多么奇妙的境界呀。

在监禁的条件下,意想不到的事情常常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

有一次,警察抄笼的时候,发现了我已经装订起来的部分文稿。这是我自己的疏忽。以前每一个抄笼,一有风吹草动,我首先做的事情是把我的文稿巧妙地隐藏起来,比如塞到产品袋的底下,然后用产品盖起来,或者用塑料袋包裹起来,塞到厕所小便器边上的一条暗槽中,那些地方,都是我或者其他人事先找到并经过我反复实验的安全之处。可是这一次的抄笼实在是太突然了。

在这条走廊上共有七间监室,第一间监室是11号笼,我们是第二间,最西边是17号笼,一般抄笼要么从11号开始,要么从17号开始。可是这一次,突然从我们的12号开始,警察一开铁门,大吼一声:“抄笼,统统到放风场去。”于是没有任何时间来处理这一件事情。

我的文稿很快被警察发现了。

一个叫钱勇的警察很用心地在那里一页页地翻阅着,很显然,他看不懂。

看不懂那是肯定的,但是他仔细查看的动机,可能是想检查是不是有什么串供案情的情况。

最后,我听到他怒吼了一声:“写的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邓小平理论不学,写这种谁也看不懂的东西!”

说着,随手一扬,就把我的文稿扔到了监室外面的走廊上。

我眼看着自己的心血在走廊的上空像彩蝶一样飞起来,又落下去,它落到地上的时候,发出了“啪”的一声。

那一声直直地打在我的心上,我的心隐隐地作痛。

下面发生的事情真是不幸中的大幸。看守所的警察都是只动口不动手的人,他们不需要动手,所有该动手的活儿都是劳动犯的事。所以抄完笼子,铁栅门一销,警察们扬长而去,那本文稿还是留在走廊上。

我就对老胡说:“有什么办法,把我的那些纸给弄过来?”

老胡说:“这得要竹竿或者木棍。”

显然没有竹竿木棍。

老胡说:“等到过一会等劳动犯过来时,叫他们捡回来。”

“万一他们不敢冒这个风险呢?”我很担忧。

这时候,张杰忽然说:“我来试试。”

张杰用五条毛巾,角对角在接起来,然后弄湿了,使它有一些份量。

张杰把毛巾接成的“绳”一次次地投向文稿。毛巾受水以后,可以扔得远,终于有一次压住了稿纸,他就慢慢地拉,把文稿拉到了铁门边上。

文稿总算失而复得。

张杰很得意,他说:“我们以前看到走廊上有警察扔下的烟头,也是用这个方法把它搞到的。”

这以后,当我开庭宣判的时候,我在衣襟里掖着那些稿子,最后总算交给了家人。

有一个细节说来十分奇怪。我在《乐俗》一章里写到宁波的一种博奕叫“挖花”,那是一种一边打牌、一边吟唱的游戏,叫唱花牌。唱花牌是一种古风盎然的活动,可是现在几乎快失传了。我在监室中,逢人都问:“你们会唱花牌吗?”把每一个新关进来的人都问遍了,结果大家都不会唱。

这个段落一直是空着的。

后来我离开了12号笼,与他们不再生活在一起。

几个月后,张杰被判了死刑,执行的那天,看守所要我帮助清理遗物。我发现张杰留下的那堆衣物上有一个纸订的本子,随手一翻,第一页竟整整齐齐地抄了一套花牌。

我猜想他在与我分别后,不断地向他的那些新的同室囚犯们继续着我的工作,也许有一次他遇到了一个能唱花牌的人,得到了这套花牌,他无法与我联系,就把他记录下来,并进行了整理。

那套花牌,他一定是留给我的。

从《宁波风俗文化》起,我在以后的监狱生活中,利用点滴时间,在一年八个月的时间里,秘密地写作,一共完成了十一种、十三本书,计有《中国历史十一讲》(上、下册)、《文艺复兴三杰》、《凡高画传》、《毕加索画传》、《徐渭画传》、《八大山人画传》、《石涛画传》、《扬州八怪画传》、《市井》、《重读中国历史》(少儿版上、下册)等。其中《文艺复兴三杰》在台湾再出版时改名为《天才的交锋》、四本中国画家的画传,韩国的出版机构也收购了版权,正在翻译成韩国文字,而《凡高画传》和《市井》已经再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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