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冯崇义先生讲,互联网出现了第三域空间,或者叫“虚拟的公民社会”。现在看习近平的态势,我觉得他不仅是要争夺回刚才崇义讲的“社政一体的权力”,不仅是要重树那个preference(偏好),他还要建立一种更高的权力,那就是“对现实的界定”。
什麽叫“现实”?什麽叫Reality?习近平对“现实”的界定,就是说:你看到的东西都是假的,只有我包装的、塞进你的脑子里的东西才是真实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为什麽这样说?因为在中国做实地研究时,我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着名中国通沈大伟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沈大伟到中国去,他谈的任何东西,只要官方不喜欢,就会对他说,“你不了解中国国情,你不了解中国的现实”。还有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当他一比较中国跟印度,发现了中国的一些问题以後,中方主人或学者就会说,小黄呀,你真的还不懂中国,你还需要了解中国的现实。
那麽我每次回中国(我已经七年没法回去了),以前每次回去,总是有很重要的一些各级领导呀,学校的那些干部呀,做官的同学学生呀,就请我吃饭,请我吃饭就是要给我讲中国的“现实”:千方百计告诉你中国是什麽样的,是你应该理解的。我们2008年到四川灾区去拍电影《劫後天府泪纵横》,跑到真正的现实去看了,然後与这些官员朋友交流,他们就说:你看到的,不是真实的现实!
这就是我说的:中共掌握了现实的定义权:第一,他们不相信常识,对我们的常识判断,他们要否定;第二,他们不相信我们个人的经验,连经验他们也要否定。只有官方公共媒体进行界定的、认可的事物,才是真实的,才是正确的,才是人们应该相信的,才是人们应该消化的,才是应该植入到我们脑海里面的!“现实”只存在於“我们的认知和官方的认可相一致的区域”。这就是中国目前极权主义发展的一个非常突出的态势。
崇义兄讲到他那本书《中国宪政转型》,我也刚在明镜出了一本书,《红太阳帝国》,刚刚拿到,我很高兴、很激动,要感谢何频、感谢陈小平。那麽我在书里也提到一个问题:中国目前宪政真的倒退了,倒退是全方位的。不仅从宪政层面上,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挫折,中国真的会有可能进入到一种黑暗的状态;里面还有不同的层次,第一就是我们发现权力意志──权力意志在起作用。
显然习近平的权力意志很强,习近平的权力意志是什麽?他跟邓小平的权力意志是完全不一样的。邓小平的权力意志是通过分权、通过让利,通过个人和集体两头的积极性,通过对外开放进入到国际空间,是这样来行使的权力;但是习近平不一样,习近平是通过集权,通过使用政治权力想去掌控整个社会、掌控整个经济,他甚至认为他可以去“命令经济”来为他的政治服务。与邓小平相比,他的脑子里的权力意志有很大的不同。
习近平“三种主义”统治中国
习近平的权力意志的转变,跟社会形成了一种二元互动,这是中国社会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在权力还没有搞定的时候,有一种权力均衡。宾州大学的金骏远教授(Avery Goldstein)在他的着作《从跟风到权力均衡政治》(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一书中,把他的老师沃尔兹的一个模式拿来:中国如果一旦权力平衡了,就会出现派系山头各划地盘、和谐而不折腾;但经常平衡会被打破,大家一旦发现谁是占据主宰地位的霸主以後,就立即出现了bandwagoning──爬上战车、爬上宣传车,或者叫“跟风”。
中国在胡温下面原来是“九龙治水”、权力平衡,到了习近平接班後进到一个“跟风政治”(bandwagon politics)。因为习近平的强势和他权力意志的走向,使得中国目前出现的现象,就是全部人都爬上他的战车去了,造波助势,让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刚才崇义兄讲的,意识形态的一种重建,包括某种复活: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来没有消灭过,只不过後来领导人把它隐性化了、搁置在旁边不用了;今天又把它捡起来了,而且捡起来後是用更极端主义的、更原教旨主义的方式在挥舞。
习近平说中国面对的威胁是“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我觉得习近平自己就正巧在用这“三种主义”统治中国:他的极端主义,就是从原教旨主义这种意识形态而来;他的恐怖主义,就是国家犯罪、国家恐怖主义;他的分裂主义不正把中国弄得四分五裂嘛,香港好不容易回归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又想独立出去了,台湾现在渐行渐远,西藏、新疆现在闹得不可开交,独立的可能性是在增加而不是在降低──习近平现在真的走向这“三种主义”意识形态的重建回归了。
但是习近平意识形态的重建和中国学术大趋势的变化又有关系。我在我的书里面概括为:“从卡尔·波普尔走向卡尔·施密特”。卡尔?波普尔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曾读他的书,在80年代初,卡尔·波普尔着作在中国风行,他想要提倡的是:猜想、反驳、证伪、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然後就是“自由主义剃刀”原则,开放社会,反对封闭社会,等等。这是我们在80年代初期的主流思潮。但是到了今天呢,刘小枫、甘阳他们这些人都在推崇另外一个卡尔,那就是卡尔·施密特;几乎所有卡尔·施密特的着作都翻译成中文了。最近我搜集卡尔·施密特的书,一共收到了13本书,我还没读完,读了大概五六本。
卡尔·施密特的论述帮助和暗合习近平,主要有下列几点:第一,卡尔·施密特说,我们所谓的“政治”,就是要搞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政治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坚决不让敌人掌权,把权力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卡尔·施密特的The Political,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是习近平现在做的一个根本事情:敌我关系。
卡尔·施密特讲的另一点,是国家主权,国家主权的核心利益就是决定者(decider)、决策者(decisionmaker)。他说西方的议会民主、自由宪政之所以走不通,是因为个人主义跟宪政主义、自由主义跟民主,都是有内在矛盾冲突的,它们不可能并列存在下去。
他说只有主权者(最高的定夺人decider)才能把民主宪政保护起来,因为民主宪政如果陷入困境,宪政是没有办法自己解决这个困境的,只有靠人──就是靠领袖,decider,也就是靠习近平,保证中国走向“共产党的宪政”。所以我们说,施密特的思想是在影响习近平的许多决策。
施密特理论早已破産
刚才崇义兄讲,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在短期内非常悲观,但是相信,再有十个习近平也不可能阻挡历史的发展。我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卡尔·施密特今日在中国这麽红,但是其实在政治上,他在二战中就已经破产。
为什麽?因为他研究魏玛共和国的危机,并认定魏玛共和国展示出的问题,就是西方宪政的一个危机。第一他的推断是错的,为什麽这麽说?西方宪政是有危机,但西方宪政有几种不同的组织形式。魏玛危机展示的就是议会制加多党制这样的一个宪政危机。但是二战以後,你们发现吗?二战以前实行总统制的,或者是议会制两党制的,就没有发生这种危机:像英国就是两党制议会制,没有这种危机;美国是两党制总统制,也没有这种危机;但是,因为多党议会制的缘故,德国、法国就发生了这种危机。
但我们看到二战以後,马上就出现了一个新宪政运动,法国建立了第五共和国,就把多党议会制变成了多党总统制,第五共和国就很稳健了;德国就把原来的多党议会制变成了所谓“首相集权制”(chancellor democracy),尤其加入了两个很重要的宪法条款,一个是关於5%的最低门槛限制,就是政党只有获得5%的全国选票才能够进入议会、获得议席;第二个就是对总理弹劾的建设性投票,也就是说,没有达成共识找到新总理之前,不得倒阁。所以德国也把这个“魏玛危机”问题解决了。
我们看到,其实日本也解决了,日本是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再跟多党议会制配合,形成稳定的政府决策机制。所以我认为,卡尔·施密特在二战以後,其实已经被证明在理论上破产了,因为他所谓的“领袖论”已经被击败了,他嘲弄的所谓“西方民主没有领袖”也被证明错了:罗斯福、丘吉尔和戴高乐等人,都是在西方民主中产生的领袖,最後把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通通给击败了。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现在还在把卡尔·施密特的破烂货拿出来用!
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什麽地方呢?我在书里也提到的,就是中国政权的“杂种化”,因为它杂种化了,就什麽东西、病毒都吸在身上,它把好的变成坏的、坏的变成邪恶的,为己所用,泛滥猖狂的时候,甚至危及世界。但是总的来说,因为它就是个“杂种”,就没办法往下延续,就像骡子,看起来很强壮,但它没有生育能力。我相信,中国政权目前显得很有强健活力,但是它没有繁殖力,没法延续下去。(未完待续。 选自明镜出版社 《中国再入险境》)
来源:明镜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