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正在整理哥大“九大思潮”这门课的讲课提纲，其中很多内容涉及宪政，形成一本新书，刚刚整完，不久就会在香港出版。在整理的过程中，至少有那麽两三点思考，跟这次讨论的话题是有直接关系的。
其中一个是张木生的东西。张木生的观点大家都知道，《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回到新民主主义”。原来也只是一般性了解，为了写这本书，我把他这本厚厚的东西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还真有些新的感受。
张木生在他的书里反覆引证他的铁哥们李零。李零是北大的，是古文字、考古、古文献“三古”专家，但是也写过很多杂文。他们“文革”前就下乡，据说那时还是自己主动要求下去的──至少张木生是那个时候下去的，李零可能晚一点。下去以後他们就读书，读了大量60年代内部出版的灰皮书，也读了很多延安版本的马列。
张木生的另外一个哥们叫陈晓农，陈伯达的儿子，他们一起读什麽《论联合政府》啊，《新民主主义论》啊，都是延安版本的，和1949年後出的《毛选》有很多不同，他们读了不少这种东西。我整理他们这些玩意时发现，他们对年青时代所建立起来的那套价值观，那套观察问题的方法，仍然深信不疑，可谓根深蒂固，到了60岁、70岁也没变。
都是什麽观点呢？一个是“帝国主义就是王八蛋”，无论是过去两千年以来，还是过去五百年以来，帝国主义就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毒瘤”，这算是一条。当然他们做了很多讨论分析。再一条，是“革命”，苏联革命也好，中国革命也好，有历史的合理性。两次世界大战逼出了两次革命，革命就是帝国主义逼的，从这里面引申出了共产党革命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这些东西在张木生的书里反反覆覆地强调，他心里是不是真这麽想的？──人们可能会问。这些年大家知道，中国社会的“面具行为”、“剧场行为”越来越厉害。毛泽东那个年代，不管是愚昧也好，是原教旨主义的那种信仰状态也好，你可以说那个社会相对还是一个真实的社会。
80年代以後，“文革”破产了，过去意识形态那套东西也破产了，但是口头上你还是要讲“党国”的那一套语言。所以邓後的江时期、胡时期，中国基本上是个“面具社会”，官场上讲一套，私下里是另一套，嘴上是一套，心里是一套。
但是习上台以後呢？就是刚才他们两位提到的，新极权主义时代有这麽一个特点：似乎原教旨主义的东西在恢复，而且这种恢复，在某种意义上还不是假的。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这就回到刚才我说的张木生那本书，他跟李零等人二十来岁时建构的那套玩意，当时相信那个东西，到现在仍然相信，仍然在不知疲倦地反反覆覆讲这些玩意。
这套东西是不是构成了今天习的新政权认知上的某种基础，或者至少提供了某种可以参考、可以吸取的资源？习固然并没有全盘接受张木生重返新民主主义的建议，对此张木生、刘源可能还有些失落感，但仍然抱着“帝国主义是万恶之源”之类的观点，用这个东西来观察世界，却是此类“红二代”的某种共同认知、共同心态，所以要反宪政，批普世价值，要用“东风”压倒“西风”。我在看张这本书的时候就在想，这真是惊人的历史反覆！尽管这次反覆，历史笑剧的成分更多。这是一类。
有人帮习提供新极权论证
我列举的当代中国九大思潮里还有另一种类型，刚才两位也提到，像甘阳和刘小枫这样的人。刚才夏明讲了很多卡尔·施密特，刘小枫那篇东西，前两年引起巨大争议的“国父论”，他引证的理论基础就是卡尔·施密特。刘说，我们中国走了一百多年了，现在面临一个什麽问题呢？这一百多年到底怎麽评价？现在还搞不清楚。
过去人们用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历史，解释中国的近代史，所谓“百年共和”，但启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为什麽启蒙有问题呢？他就引用了卡尔·施密特：人类是需要一种“神性”的，他所理解的“神性”，就是需要主人，你光靠大夥自己那麽折腾，不行。
“人民民主”最终仍然需要一个“主人”，由他做出“决断”，而这个“主人”，在卡尔·施密特那里，又是和主权问题扯在一起的，和“主权者”扯在一起的，这又有些霍布斯的味道。所以就刘小枫而言──当然刘是中国学界有名的狂人——他这套东西，所谓“国父论”，最後的结论就是中国今天仍然需要强人，民主那套东西是不行的。
刘对此做了一些学理上的论证，就如同李零对帝国主义做了一些学理上的论证一样。刘甚至对毛有些惋惜，因为毛晚年还是想搞“人民民主”，这不还是启蒙的原则吗？真正的“强人”、“国父”用不着搞这些玩意儿。
我说这些是什麽意思呢？假如我们把习上台以後的这两年多定义为一种新极权主义的话，他还真不是脑袋随便拍了拍，纯粹是一种“二”的结果。不完全是这样。当然习有“二”的成分，用北京话讲就是有股子“愣劲儿”，自己未必读过多少书，但有这麽一帮人直接或间接地在给他提供论证，这些人里面，有些人可能更真诚一点儿，有些人则是投机性的。
甘阳也如此，甘阳这些年影响最大的不就是那个“通三统”吗？“通三统”实际上是要树立一个“新”的文明观。普世价值是什麽？普世价值不就是学西方那一套麽？我们中国有自己的东西，干嘛非要学你？中国的东西在哪儿呢？两条，我们自己有、别人没有的就两条：第一条，儒家，两千年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文明，这是西方没有的，对吧？还有一条，社会主义，你西方是资本主义，中国20世纪搞的是社会主义。
所以这是甘阳一定要给毛泽东那个年代“正名”的东西……，（陈小平：社会主义怎麽成了中国的东西了呢？这我就纳闷了。社会主义不也是西方的吗？）他就讲呀，毛泽东那个年代有很多好的东西呀！他就这麽解释呀！这个“通三统”，是把哪三个东西统在一起呢？
一个是毛泽东──他的理解，毛泽东时代最珍贵的遗产就是社会平等，加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讲效率，然後再加上原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明，那是我们的根，他要把这三个东西“统”起来，这就是甘阳的“新”文明观，这个文明观的核心，是要否定普世价值。甘阳大家知道，他在80年代是自由派，90年代上半期也还基本上是个自由派，他的变化是发生在90年代後半期。
像甘阳、刘小枫这样的，都是在高校青年人中影响很大的人，所谓“大腕”，他们现在的这种变化，令人深思。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演变的结果来讲，他们其实是充当了一种角色，就是为今天正勃勃兴起的新极权主义提供某种论证，提供某种理论层面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支持，不管他们个人是真这样认为的，还是有投机性，总之客观是这样一个结果，这是我们今天讨论新极权主义话题要注意的一个现象。习这个“中学生”敢干，这是一方面，还是有一帮人给他做论证，这也是一个方面。（未完待续。 选自明镜出版社 《中国再入险境》）
来源：明镜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