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信:关公战秦琼?中文互联网改良与激进之争的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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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03

Security guards check an the entrance during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on March 13, 2016. China's leaders are meeting this week for the annual rubber-stamp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here Premier Li Keqiang set a growth target of 6.5-7.0 percent for this year. / AFP PHOTO / FRED DUFOUR

中国的公民运动正在以内部激烈斗争的方式展开检讨,重新定位未来的方向。摄:FRED DUFOUR / AFP

过去一周,中国互联网上发生了一场激烈论战。争论源于时评人莫之许对韩寒“转变”中知识分子角色的批评,引起在港的著名人权活动者曾金燕撰文表达担心。争论围绕着“改良”和“激进”的两条道路展开,然后转到对“公知”群体、对“革命”道路的争论。各种新旧恩怨交织其中,理论探讨混杂着种种不堪的“口炮式”人身攻击。

这场争论,似乎在中国公民社会遭遇严厉打压之后,打开了一个火山口,以内部激烈斗争的方式展开检讨,重新定位未来公民运动的方向。

在革命的问题上,没有什么比陈旧的形式更令人沮丧,害怕革命的人总是拿“革命作为一种历史往复”来批评革命。而列宁《国家与革命》的历史意义,也正在于试图突破革命之后政权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的窠臼。不过,历史的发展,各种革命道路的结局,甚至今天中国公共领域对未来革命的有限讨论,都陷入过时话语的重复和革命想象的贫乏。

这大概是当前中国所有渴望社会变革、投身民主的人士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围绕变革道路产生激烈争论却无寸进的根源,遑论共识和团结。

在各种公开和私下的辩论中,辩论各方都操持着与官方意识形态几乎同构的话语和思想资源,卷入争吵的“公知”界依旧喜以清末革命为题;而“口炮党”人的文章不脱“三家村”以来的媒体杂文风格,甚至其骂战、“斗狠”的方式与程度,都不逊“文革”。他们善用同样的机灵和白话来讨好拥趸,在制造阅读快感的同时,却难掩盖逻辑的苍白、话语的单调和内心的投机,在批判韩寒的同时,不自觉地步上韩寒化的道路。

革命想象,与89之后的中国公民社会

想象的贫乏背后,是理论的贫乏、哲学的贫困。而对革命的想象,需要更为丰富、长远的社会想象作为基础。否则,对革命的强烈渴望极易导致将革命目标本身简单地等同革命路径,为革命而革命,陷入排他性的狂热之中。这是革命的反智主义,也是一种新专制。

加拿大社会学家查尔斯。泰勒在《现代社会想象》(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一书中,把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道路归为摩尼教影响,即个人认知和公共动员的结合。尽管1905年苏维埃已经出现,列宁却直到1917年初也未充分认识到它的意义,对革命的想象端赖社会的想象。

整个现代社会的建构,无论市场资本主义还是世俗社会,或者美国与法国革命,都是想象的产物。因为无论美国革命还是法国大革命,革命力量最初都是在旧的、保守的合法性基础上调动起来的,法国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的初衷,也是为了抢夺传说中的储藏武器抗击瑞士雇佣军。而关键的革命转变,却是如泰勒所说,“在导致革命结束的因素中,大众民意的变化是其中一个良好的因素,它发展了一种新的社会想象,使得正常的有秩序的选举具有表述人民意愿的意义。”在此前潘恩的权利理论激励或者卢梭的道德主义想象下,这两次革命最终分别带来了代表制和人民抗议,标志着人民主权的形成,也是现代政治的开端。这就是革命,一个建立在长远的社会想象基础上的构建和引导。

类似的,1989年的中国革命,作为1950-53以来共产主义阵营内部要求改革抗议的最后一次,却触发了整个苏东阵营的解体,其革命意义至今仍未得到充分认识和重新诠释,不仅影响了人们如何评估89遗产(如1989之后持续却不成功的民主运动),而且妨碍着公众对未来中国转型-革命的想象。

1990年代,中国先后引入公民社会概念和国际人权公约,将1989年抽象简单的民主原则转化为具体权利和利益诉求。在此基础上,得以逐渐形成21世纪初十余年兴起的全国性维权运动,以及公众对温和公民社会主导的民主转型道路的期望。不能不说,此种社会想象,不仅合乎国际社会趋势,而且在中国中产阶级政治力量兴起之前,就先驱性地拓展了1989的政治遗产。毕竟,1989的失败,很大程度缘于缺乏公民社会的传统、组织和动员,这是中国和波兰及其他苏东国家最大的区别之一。后者在极权主义的残酷统治下,仍然利用天主教(波兰)和新教(东德)的组织,维续着知识分子的政治异议和反对力量(如捷克斯洛伐克),发展出团结工会,从1950、1953到1956、1968、1980年,间断性地发动着抗议运动甚至起义。此种公民社会也在理论上被总结为政治公民社会,区别于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其中涌现的瓦文萨(Lech Wa??sa)、哈维尔(Václav Havel)等领袖人物,也是那些1989之后转身投入公民社会建设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理想模式和榜样。

当然,苏东的政治公民社会,并非中国公民社会唯一的想象。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建设进展,冷战时代美国民权运动和西欧1968“五月风暴”及之后新社会运动的经验,以及冷战后诸多发展中国家新建公民社会和民主转型的经验,也在过去20余年间因为媒体开放、学术和公民社会组织的国际交流而逐渐引起兴趣,开始帮助中国公民社会学习、拷贝社会运动的理念、手法和模式,帮助改善业已兴起的维权运动。

只是,这一相较苏东转型更为丰富的经验和社会想象的建构,其引入进程以及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影响,才刚刚开始。从海外学习归来、关注各类具体社会运动的新生代知识分子,如女权、LGBT、环保等,尚未进入知识分子的主流。

而与此同时,被官方意识形态严格框定的思想资源,却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叙说有深远影响。虽然存在渐进主义的转型共识,日益上升的个人集权、法西斯主义加剧、国家主义主导的国家-社会关系,却已经极大削弱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加之中国知识界传统上对社会运动陌生、依赖于国家供养,无论其各种思潮如何涨落,总体上始终无法脱离后1989时代“告别革命”——害怕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心理桎梏。中国知识界因而总体上趋于保守,社会思潮光谱也因此欠缺社会运动的参照而空白着激进一端(貌似激进的毛主义则属于极端保守的另一端),真正的激进主义如托派和无政府主义等因人少、谨慎,并未真正进入公共舆论。

但是,当1999年西雅图以来新兴的公民社会力量,先后在21世纪的乌克兰、埃及、缅甸、泰国、希腊等国发动了新一波的“颜色革命”之后,他们的中国伙伴,却在2011年后面临当局的怀疑、打压和收编,正在沦为限制性、合作性的、从属党国的社会辅助。与此同时,他们也遇到了一支小股“激进主义”声音的侧击,即所谓口炮党。

应该说,这几乎是任何社会运动走向运动生命周期终结的必然,一个运动往往朝四个方向分化:体制化、商业化、激进化或者消失。口炮党便是在维权运动的黄昏之际,以激进主义的姿态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平行着维权运动的公益化与“政府采购服务”的体制化。传知行、众泽、益仁平、番禺打工服务部等诸多独立NGO则与此同时被取缔。

然而,作为一股激进主义势力的“口炮党”,却跟19世纪初英国的卢德主义(Luddism)很相似。

“口炮党”:是激进力量,还是无效的卢德主义?

19世纪的卢德主义者,怀抱田园主义梦想,砸毁机器,破坏公共领域,虽然激进,却组织不起大范围的行动;口炮党人则在互联网空间喧嚣,如键盘飞车党一般滥觞于防火墙外的推特空间,不吝各种生殖器修辞的语言暴力攻击温和派,特别针对“公知群体”,即所谓“口炮”,而非动员,也不是直接瞄向统治集团及其体制本身,也因而对党国难以构成直接威胁,构成中国互联网公共舆论的激进一端。

因为,就成员构成来说,如口炮党人自承,更像是一个虚拟帮派,圈子认同超过反对意识:大部分可算是票友性质,职业上属于“互联网无产阶级”,热衷转发,并无明确观点;少部分卷入过草根维权活动,或因互联网言论在2011年后多有短暂被拘禁经历。应该说,类似的群体在中国很多,算是中国当下新媒体生态和网络公民社会中颇有代表性、却很普遍的极化社团现象。

而对这个群体有着较大影响的意见领袖,如“口炮党人选集”文章所代表的政治观点,虽然表面上激进,但通常以市井的语言和认知逻辑,以简单化的理想类型的,套用奥威尔1984描述的极权主义想象,来代替现实政治认知。更重要的,他们厌倦各种理论和术语,似乎天然反理论,在嘲笑“中南海占卜学”的同时,不愿意研究统治者和统治技术,宁愿视之为黑箱政治。以至于当他们遇到理论辩论时,往往避开谈行动;当遇到行动策略和动员的辩论时,往往避开只谈立场。这与他们批判的韩寒竟然惊人相似——后者一度以类似的市井语言逻辑和反精英到近乎反智的激烈姿态嘲讽丑恶现实,而轻易赢得许多粉丝。

这一切,使得“口炮党人”不仅不懂得区分公民社会类型,更不知道自己也属于某种类型的公民社会,而将公民社会主导的、以连绵社会运动为型态的、正在进行中的社会革命简单等同于渐进主义、改良主义,或者与虎谋皮、形同合作、“通敌”;而且,他们认定现在和未来的中国的“新极权”下,俨如“冰河世纪”、“黑暗时代”,也就“没有公民社会”、“没有党内路线斗争”、也“不会改良”,从而斥公民社会建设为一条不可能之路。

另一方面,他们批评改良派对革命的想象局限在清末革命的同时,自我的革命想象却更接近卢德主义同时期嘉庆统治年间发生的华北八卦教起义。八卦教信徒也采取去中心化的多圈子传播模式,他们与之前的白莲教、罗教及其衍生的义和拳一样,继承了与欧洲千禧年运动颇有渊源的弥勒崇拜传统,相信末世主义,自然不愿意分析统治者的政局和策略,而惯于利用简单的“八字真言”(真空家乡无生父母)进行传播、动员。再看今天口炮党人口口“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期待某个时机的到来,如经济危机或者“大洪水”,然后“暴民”一拥而上,简直可谓其翻版。

然而,现实政治中,即使他们的理想模式——2011年开罗塔希尔广场(Tahrir Square )或者2014年基辅欧洲广场(European Squqre)爆发的革命,也依赖2005年以来埃及公民社会组织的成长,和乌克兰反对力量的存在。即使在朝鲜、古巴之外最为接近极权主义的缅甸,每隔一、二十年,也间断性爆发一次大规模抗议,体现着“缓性群众”如朝圣一般的坚持和政治佛教的潜在力量,而非暴民。理论上,口炮党人简单将理想类型的概念代入现实,甚至等同现实,把一个处于高度威权主义的体制等同于理论上抽象的极权主义政权,犯了通常只有低年级研究生才犯的错误。

此种错误的心理基础,大约是经历了大屠杀恐惧之后的虚无主义。面临威权主义对公民社会压制的加剧,吸引着更多从未经历过大恐惧,而被些许小恐惧就吓坏的追随者,共同产生了一种卢德主义式的简单激进主义。1989的未竟革命成为田园梦想,然后以互联网语言暴力围剿那些他们认为不够激进的人,破坏着脆弱的、有限的公共舆论空间。他们又无法以更普遍的教义动员起更广泛的人群。毕竟,一面散播着如“冰河世纪”一般“新极权”来临的恐惧情绪,一面又嘲笑着其他感到恐惧的人,只有他们是无所畏惧的,仿佛吞了符水便能刀枪不入的义和拳,这样一种英雄主义情结或者只是“牛二斗狠”的高级泼皮形象,确实很难为彷徨中的公民社会所接受,遑论开始接受公共理性生活的市民-中产阶级。

口炮党人有关革命的想象,因此可谓是苍白的。他们卢德主义式的激进,与中国传统中的太平天国、义和拳,毛主义的红卫兵甚至当下的“小粉红”如出一辙,无时无刻不暴露着哲学的贫困,无法为社会运动或者公众贡献新的政治想象——比如政治反对。

政治反对从来都是以党派和支持者为依托,而非高度个人化、圈子化的政治异议,口炮党人更接近后者及异议者的愤激,而非前者及反对者的理性。即使他们声称自己是坚定的政治反对者,也只具有政治反对的圈子认同,而非清晰的反对意识。反对意识必须浸入到每个具体的社会运动、每件具体的法庭诉讼中,然后与所有反对者和运动者共同展现出广泛、丰富的政治反对光谱。这是美国60年代以来民权运动的经验,也是威权主义不断强化的中国现实政治环境和动员条件下可为的。

“关公战秦琼”的论战

综上所述,在想象的意义上,过去一周围绕“口炮党与公知”、围绕“改良或激进”的争论,或许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也不是简单的派系之争,而是在当局的重压下,围绕社会进步认知的方法论之争:是反智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差异。如此巨大差异之古老,几乎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上每次社会动荡所引发的分歧:到底是革命还是造反、其主体是暴民还是人民、精英主义还是草根主义……恍如关公战秦琼一般的错位,是过去一周来置身论战中,奇怪又熟悉的观感。

而由此,两者间产生对现实世界和未来截然不同的想象,和不同的行动路径。例如,争论展开的同时正值“709案”大规模抓捕一周年,仍然有着许多劳工运动者、人权律师、其他公民社会和社运工作者,在继续以他们的激进方式行动。相比口炮党的高调,他们是沉默的反对者,一如2007年缅甸“番红花革命”中的政治僧侣和政治反对者。

隐藏在路线之争背后的不同方法论,也导致对中国政治新兴力量的不同态度,也就是对公民社会的主体——新兴中产阶级的忽视还是重视。这一力量被国际学界当作通向民主转型(无论和平演变还是革命)的关键。在实践上,他们是目前环保运动和公益热潮的主要参与者,也是许志永等人所代表的新公民运动、教育平权运动的动员对象。但是这一存在和潜在政治力量,却超出了口炮党人的想象,被他们无视,也超出了现政权的体制想象而尴尬。前者通常会不经思索地认为:中产有与生俱来的体制依附性和政治保守性,不可能对未来政治发挥任何积极影响。

然而,区别于自身多属“互联网无产阶级”或者已经小资产阶级化的口炮党人,新兴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挑战,更多地源于与中国公民社会相似的处境——在日益收紧的官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下,他们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地位都得不到承认,无法充分表达。他们所想象的社会秩序和亲密关系一次次被各种插曲性事件击破,这些事件——雷洋的死亡、许志永教育平权运动的失败、信力建被捕和人权律师的“709”案,无不沿着中产阶级生活边界与制度边界的冲突展开,取代了以往维权运动以少数中产阶级精英介入底层阶级权益的公民社会主旋律。其中所折射出的,是巨大的阶级焦虑和困境。他们如局外人一般,集体处在无比尴尬的境地。

对当局来说,中产阶级一方面是永不抱怨的劳动大军和提款机,支撑着中国房市和地方财政,另一方面却是中国公民社会和社会运动的天然支持者,并且因为随时可能被过度剥夺,陷入阶级贫困化,步上茉莉花革命后尘,而坐拥难政治危险,难以被信任。也许统治集团内部并没有人能够想象:如何对付、吸纳这个最具政治表达欲望、最具民主素质和要求的阶级,而内部的争论可能将永远持续下去,令“善待中间收入群体”的改良主义政策永远落后于这个新阶级的迫切要求,如同雷洋案迄今为止令人绝望的审理进展一般。

中国公民社会的另一面——新兴中产阶级,也就因此成为转型道路上最为不确定的力量,时刻凸显着这个威权主义政权最大的尴尬和困境,其统治理念和意识形态的框架,难以满足或度量这个群体的政治期望和未来想象。毕竟,尽管他们的政治表达愿望如此之强,也是唯一可能在意识形态机器之外掌控话语权的阶级,却可能从未野心勃勃、谋求夺取政权,也因此揹负着“改良主义”的污名化,这或许就是中国提前进入后工业社会的结构性标志——只有在后现代主义政治框架,而非改良或者激进这样简单的选择划分内,才可能舒缓他们的集体焦虑。

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新兴阶级,也是这个威权主义系统内部唯一可见的新生系统,若按鲁曼的系统论解释,是他们决定着系统的未来方向,与僵化收敛的统治制度的相互尴尬,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维系着政权的威权性质。很大程度上,中产阶级以及公民社会的发展,能否摆脱阶级的尴尬,能否终结各种类似口炮党与改良党之间的争论,取决于人们对当下及未来社会与社会行动的全新想象。如果没有根本改变对可能性和现实的认知,是没有什么政治革命的。

(白信,政治学博士,社会运动研究者)

文章来源: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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