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出现了标准的汉字!

突然,出现了标准的汉字!是在一个闪亮的长条红布上,写着“新年快乐”,紧右边还画着两个带流苏的红灯笼。仿佛汉语是尼泊尔的国语。这俗丽的横幅,与后面的那个破败的小村庄,恰成鲜明对比,甚至有些滑稽。

两位穿着红色袈裟的小人儿

前方出现了两位穿着红色袈裟的小人儿,我老远就喊了起来:“贡巴?贡巴?”

两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

又走了好一会儿,路边的草地上出现了两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一个在弹吉它,一个在听。

挂着那一百多位自焚藏人的照片

老人指了指右前方一个两层的黄楼。到了跟前,我看到这楼房的侧面墙上,挂着那一百多位自焚藏人的照片。

sos-hermann-gmeiner-school

校门的上面,以及两边的栅栏上都爬满了绿藤,井然有序,一边的牌子上写着:SOS HERMANN GMEINER SCHOOL.

朱瑞与SOS-HERMANN-GMEINER-SCHOOL校长

校长说:“我很小的时候,刚出生六天,我妈妈怀里揣着我来的。我出生于卓木(今亚东一带),当时我父亲磨了一把很快的刀,一是遇到中国军人时,如果他们动手,我们就杀了他们;二是准备了一些毒药,放在糌粑里,如果被中国人抓住,我们全家会一起吃下。”

汉文横幅与绿国旅馆

博卡拉位于古老的图伯特到印度的商路之间,与木斯塘仅一步之遥。因此,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当中国入侵图伯特时,很多藏人逃亡这里。不幸的是,在中国的压力下,尼泊尔不断刁难藏人,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移到了其他国家(主要是印度)。

1962年中印战争后,中国关闭了这条商路。博卡拉也曾凋落。不过,博卡拉的自然风景得天独厚:雪山三面环绕,费瓦湖流光溢彩,近些年,又成了尼泊尔的旅游热点。

那是一个炊烟袅袅的早晨,我也从加德满都出发,坐上了一辆开往博卡拉的旅游大客车,但我去那里,不仅仅为了旅游。

渐渐地,我们贴近了喜马拉雅。道路两边,出现了很高的高山,一条大河沿着大山的走向,蓝莹莹地流着,偶尔还有几只牛或马,在河边啃着青草。这样的寂静,总让我想到喜马拉雅的那边,一样的高山、一样的大河……这就是尼泊尔与图伯特的亲情,被同样的大山养育着,也被同一个佛眷顾着。

沿途经过了一些村庄。不少房屋都是用砖或土坯简单垒起来的,有的还歪歪扭扭的,就是这样的小屋,不仅住着人,还开着饭馆,或食杂店。偶尔这些庭院里,会出现三三两两的人们,看上去干巴巴的,有的还直愣愣地盯着我们的车经过,似乎有打发不完的时间。

突然,出现了标准的汉字!是在一个闪亮的长条红布上,写着“新年快乐”,紧右边还画着两个带流苏的红灯笼。仿佛汉语是尼泊尔的国语。这俗丽的横幅,与后面的那个破败的小村庄,恰成鲜明对比,甚至有些滑稽,但我看看前后左右,还真没有旅客想笑,习以为常了。

到了博卡拉,立刻涌上一群出租车司机,喊着那些湖滨旅馆的名字,兜揽着生意。我审视着这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发现一个举着“绿国旅馆”牌子的人,似乎不那么着急抢客,老实巴交的样子。我于是跟他搭话了。

“请问,多少钱一个晚上?”

“标准间1200卢比。可以上网,24小时热水,我们自己还有发电机。”

说自己有发电机,意思就是24小时都有电。在尼泊尔,电是个大问题,每时每刻都在停电,弄得我的电脑老是充不满电。所以,这个条件让我很知足。于是,我又问:“这个旅馆离图伯特难民中心多远?”

“离最大的图伯特难民中心只有两分钟。”他说。

“好吧。”我点点头。

司机嘴角一咧,笑了,回身上了汽车,启动了马达。大约开了二十几分钟吧,路边出现了一座大湖,显然是费瓦湖了。湖的三面都是青山,青山后面,是茫茫雪山,好美啊!湖面还飘着几只小船,湖岸是一排古老的大树,那树下的台阶,被扫得干干净净的,稀稀拉拉的几个人,就坐在那台阶上看书、吸烟,还有的在编筐……

出现了一些旅馆、餐馆、商店、书店,有的房前还吊着一盆盆鲜花,有的餐馆的庭院里,还有草亭,连垃圾箱都别居一格,是把两个竹筐吊在一些,一个装可回收垃圾,一个装一次性垃圾。好个艺术天堂啊!

车,停在了“绿国旅馆”门前。从收发室里立刻出来了一个男人,把我的行李搬了下来。我先跟出租车司机结帐,眼看着这车“吱”地一声,开跑了。那从收发室出来的人,又帮我把行李提到了院子里,回身招呼我到里面登记。

“标准间1500卢比。”他说。

“可那司机说1200卢比!”我强调着。

“司机说了不算。”

“能上网吗?”

“坐在外面可以,屋里不行。”

“你们自己有发电机,对吧?”

“发电机?我们计划明年买。”

“西藏难民点在这附近吗?”

“你说的是哪个西藏难民点?这里有好几个呢。”

“就是最大的西藏难民点,离这里只有两分钟的那个。”

“两分钟?最近的难民点就是二十分钟也走不到!”

我倒不咋吃惊。十几年前,我从樟木步行过桥,到了尼泊尔,就被一个尼泊尔司机大大地宰过,被宰惯了,见怪不怪了。我还是住进了这个旅馆,一是懒得再折腾了;二是司机已经跑了。当然,我明知道那司机是和这旅馆主人合伙宰人的,可以找警察说道说道,说不定也能说个水落石出。不过,我没时间,手里一大堆稿子要写。但我决定明天搬家,就是这店主给我磕头,也不住了。

在洛桑的古董店里

不过,这旅馆有个好处,近在湖边,拐个弯,就到了临湖大街:商店一家挨一家的,也像拉萨的帕廓一样,都把货物摆在阳光下,披巾呀、草鞋呀、手饰呀、耳环呀……还有个饭店,在那红砖的外墙上,镶嵌了两个远古的车轱辘,我的眼睛痒痒的,要说逛商店、欣赏美,我是从来不吝惜时间的。

一股藏香的气息,丝丝缕缕地飘了过来。是从迎面的店铺里传出来的,这店铺敞着门,看得清里面达赖喇嘛尊者的照片上面,恭敬地围着哈达,一旁还放着一束鲜花。我照直进去了。里面金碧辉煌,各种松石、珊瑚,还有银质的香炉、酥油筒等等,应有尽有。生意也兴隆,不断地有顾客进进出出的。店主是个很结实的小伙子,有种桀骜不驯之气,不过,从他那走路的姿态、看顾客的眼神中,我还是感觉到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忧郁。

“您是图伯特人?”我问。

“你说对了。”他说。

“您来这里多少年了?”我又问。

“多少年了?我就出生在这里。这是我的家,我妈是木斯塘人。怎么,您问这些干啥?”

“我在拉萨工作过。看到您供奉达赖喇嘛尊者的照片,就把我吸引来了。”我解释着。

“您请坐。”他和气了许多。

我坐在了柜台的这一边,他坐在了柜台的里面,隔着一个柜台,我们唠了起来:

“您的父亲也是木斯塘人?”我问。

“他是四水六岗。”他说着,声音轻了许多。

“那您父亲是怎么和您母亲相识的?”我好奇了。

“我妈妈非常漂亮,少有的漂亮,所以,我爸爸让我妈妈跟着他走,我妈妈不从,我爸爸就拿出了枪。”他说到这里,笑了,眼睛眯了起来,露出略微兜齿儿的白牙,很是英俊。

“于是,你妈妈就跟着你爸爸走了?”我接过了话头。

他点点头。

“您还有兄弟姐妹吗?”我问。

“四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他说。

“您的爸爸一定很喜欢您的妈妈吧?她是他选中的女人啊。”我说。

“我爸爸的脾气很不好,记得小时候,每当晚饭后,爸爸就把我抱在他的腿上,一边还听着收音机。听着听着,他就会说:‘我想打仗!我想回图伯特!’每当听到关于图伯特不幸消息时,爸爸就发脾气,开始喝酒。如果我妈劝他,他就说:‘你闭上嘴,图伯特都成什么样子了?你是不是图伯特人?’爸爸常对我说:‘要记住,你是个图伯特人!’”

我的鼻子发酸。

“现在,我有钱,我比这里的图伯特难民都有钱。”

我承认,这是实话。从他这个店铺的兴隆就看出来了。

“因为我有尼泊尔护照。难民定居点的人不认我。”他接着说道,“我不求他们什么,只是为了做个图伯特人。他们不接受我没关系,我还是要让人们知道,我是一个图伯特人。”

“他们为什么不接受您?难道……难道……您的爸爸是巴巴益西的部下?”

他点点头。

“您的父亲还好吗?”我问得小心。

“已经去世了,因为他总是喝酒,后来他的身体很不好。”他的声音越来越轻了。

“您的母亲还健在吗?”我又问。

“在,我妈的身体很好,她和我姐姐在一起,我姐姐也有钱,生活很好,很孝顺。”

“您的妈妈依然漂亮?”我问。

他深深地点点头。

“您有她的照片吗?”我好奇了。

他拿出手机,找了几秒钟,递到了我的眼前。那是一位皮肤黝黑的阿妈啦,像一株老树,带着一串很大的珊瑚项链,站在一个绿树葱郁的庭院里。说实话,即使少女时代,这位阿妈啦也未必漂亮。

接着,我们又谈到了他妈妈的娘家,他说,他们都是农民。他又谈到柴柔,他说,那边还留有当时四水六岗的房子……。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洛桑。

告别洛桑后,我没有再逛商店,只是在费瓦湖边徘徊,看着平静得像绸子一般的湖水,看着那青山后面的连绵的雪山,我的视线一阵阵糢糊,甚至引起了几个行人的注意。于是,我拐进一条僻静的湖边小路,走了几分钟,前面出现了两位穿着曲巴的阿妈啦,原来,两人在买手饰。

“买个项链吧?”待我走到她们跟前时,一位阿妈啦看着我,举起了一串廉价项链。

我蹲了下来,从她们的包里,分别挑出两个经筒,也没讲价就买了下来。

“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开店呢?在这样的地方,有顾客吗?”我问。

“没顾客也没办法,这里警察不来嘛。”另一位阿妈啦说。

“你们,没入尼泊尔藉?”

两人都点点头。

“来这里多少年了?”

“59年就过来了。”

“你们住在哪里?”

“扎西林图伯特难民点。”

“离这里远吗?”

“往东走,过一条河,再走上半个小时就到了。”

告别两位阿妈啦后,我又在湖边走了一会儿。很偶然地,传来了图伯特的笛声。我前后左右看了看,始终不见人。笛声悠长凄婉,让我想起十几年前,在珠穆朗玛脚下,绒布河边听到的那六玄琴的如诉如泣,我把那声音,看成图伯特帝国的挽歌。

扎西林图伯特难民中心

一大早我就上路了,按照昨晚那两位阿妈拉指引的东方,走了好一会儿,也不见她们说的那条河。于是,我见人就开始打听“扎西林西藏难民点”,可大家都摇头。

但我敢肯定,方向是对的。不过,在哪里拐弯呢?看来,接着打听“扎西林难民点”是没用的,只要有藏人的地方就必定有寺院,于是,我见人就开始打听“贡巴”。

“啊,贡巴,在那边!”尼泊尔人指着印度教寺院。

于是,我决定只找藏人寻问。也巧,前方出现了两位穿着红色袈裟的小人儿,我老远就喊了起来:“贡巴?贡巴?”

两位小僧人都点点头,回身指着前面:“过了河,右拐……”

“哪里有河,我看不见呀?”我问。

“就在前面,不远了。”其中的一位小僧人答道。

又走了百十来米吧,才出现了那条河。两岸都住满了人家,但河水很清澈,几个女孩子正在桥头洗衣服,叽叽喳喳的。我上了桥,右拐,又走了好一会儿,路边的草地上出现了两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一个在弹吉它,一个在听。我站下了:“请问,贡巴在前面吗?”

“在在,不远了。”两个少年不约而同地指了指马路斜对过。

顺着他们手指的方面,我看到路那边有条小路,尽头是座黄色房子,房顶上宝幢闪烁,我便朝着那里走去。很快地,就传来了童声童气的诵经声,而后,就看到了一个牌子,上面是一行藏文,我不认识,中间是大写的英文:SHREE GADEN DHARGAY LING MONASTERY,下面是小写的英文:Tashiling Tibetan settlement

再往里走,就看到了一片草坪,草坪中间,有座白塔,四周经轮环绕,几位老人正在转塔,一片和平。

我跟一位转塔的老人打听办公室。老人指了指右前方一个两层的黄楼。到了跟前,我看到这楼房的侧面墙上,挂着那一百多位自焚藏人的照片。我知道,我找对了地方。我从侧面绕到正门,这才看见这办公楼的前面有一片绿草如茵的庭院,正中间是个香炉,旁边插着绿色的幡旗,还有一些彩色的风马旗横跨庭院的上空。

我径直上了二楼。因为一楼是地毯厂,边上的门开着,可以看到里面摆着很多不同尺寸的地毯。走来一位年轻人,问我找谁,我说我相见主管,并介绍自己平时住在加拿大,这次来自达兰萨拉。

“有流亡政府的介绍信吗?”他问。

“现在没有。但我可以跟流亡政府联系。”我说。

“没有政府的介绍信,我们不接受访客。”他说。

“我来一次很不容易,只想请教几个很具体的问题。”我争取着。

“老板不在,等您有了介绍信再来吧。”他又说。

“好吧,我今晚就和流亡政府联系,也许很快会再来的。”我说。

他客气地点点头。

我曾起誓发愿今天搬家,但实在没有时间了。我坐到这旅馆外面的草亭里上网,给外交部中文组主管茨仁娜姆啦写信,说明理由,请她寄来一张流亡政府的介绍信。感谢娜姆啦,几乎立刻就电邮来了介绍信。但我没有马上去扎西林,而是去了另外两个相对偏远的难民点杨孜和强巴林。

直到我将返回加德满都之前,才又找到时间去了扎西林。还是那位年轻人首先接待了我。我拿出流亡政府的介绍信,他没再说什么,就把我带到了主管面前。主管一见我就笑了,说:“我就知道你会来。昨天,在杨孜接待你的是我太太。”

这句话,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他看上去很图伯特,长发,脑后扎着一个辫子,显得洒脱而与众不同,有点像艺术家。他告诉我,扎西林的藏人,大多来自那木措。他还说,前段时间,他们计划召开一个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获得美国国会金质奖的茶会,结果,尼泊尔政府没有允许,怕他们到公共领域。

“有一回,一个尼泊尔警察还通知我们,图伯特人不允走出定居点!后来通过私下交涉,才算解除了这条限制。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了,有的尼泊尔人,也不是不了解藏人的情况。不过,整个形势是往相反的方向发展的,不象从前国王在的时候。现在,一人一个说法,政策随时都会变。并且,他们也随时都要承受来自中国的压力……”

告别主管,出了办公室没有多远,我就听到了朗朗的读书声。原来,对面正是一所学校,校门的上面,以及两边的墙上都爬满了绿藤,井然有序,一边的牌子上写着:SOS HERMANN GMEINER SCHOOL.

我走进学校,找到了校长室,拿出了流亡政府的介绍信。校长接过去仔细看了看,又给了我,说:“你放好,这个很重要。”

“您的学生都来自藏人家庭吗?”我问。

“不全是。还有尼泊尔穷人的孩子,主要是佛教徒的孩子。不过,大多数都是西藏孤儿,或者单亲父母的家庭。”他说。

“您出生在尼泊尔?”我问。

“我很小的时候,刚出生六天,我妈妈怀里揣着我来的。我出生于卓木(今亚东一带),当时我父亲磨了一把很快的刀,一是遇到中国军人时,如果他们动手,我们就杀了他们;二是准备了一些毒药,放在糌粑里,如果被中国人抓住,我们全家会一起吃下。

“我们离开家乡的时候,是个寒冷的冬天,我差一点就死在了路上。后来,我们走了三天,才到不丹。当时,我妈妈爸爸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我是在流亡政府的学校里读书,得了奖学金后,又在昌地加尔(Chandigarh)的一所大学读书,读的是政治学,毕业后,就在这里教学,教了二十五年了。

“这里的学校只有一到七年级。我们这里还有另一所学校,是八到十二年级。但是,毕业后很难升入大学,因为没有尼泊尔护照。就是上了大学,也还是难。我有一位朋友,他是医学院毕业,因为没有护照,开不了业。不要说行医,就是当一个出租车司机,对我们藏人来说,也难,因为需要是尼泊尔国藉。

“我们每年都要办理难民卡,手续很复杂。要等待,要花很多的钱。如果偶尔出国,尼泊尔政府还要没收我们的难民卡,回来时再领取又是难,一个程序接着一个程序,等待还是待待。

“当然,对我们的刁难,来自于是中国政府的压力。我不是说中国人不好,但是,中国人应该为他们的政府感到羞愧,因为我们这些灾难,都是他们的政府造成的。

“你走进每个定居点,看到的都是和平。但是,内心,在这里是疼痛,很深。”校长说着,指了指他的心口。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2015年10月28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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