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足球的逻辑说,所谓偷渡就是在国家和国家之间,成功的造一次越位。桑地亚哥小时候从墨西哥偷渡美国,他心爱的足球滚落在铁丝网下。爸爸焦急的喊道:别管那只球。十年后,在进军欧洲杯的赛事中,足球被新秀桑地亚哥一脚踢飞,滚进龙门。

《一球成名》是为今年世界杯量身订做的电影。银幕上的足球故事,往往比世界杯严重。或说世界上的越位,比世界杯惊心动魄得多。从足球到电影,从革命到信仰。人们向着标杆直跑,却又不断回头。球和球门的暧昧关系,激发了人们眼目的情欲。禁区和越位,两个术语就把人这一生描写殆尽。所以伊朗的穆斯林们在地震过后,第一件事就是搭建卫星天线,坐在颓垣败瓦上收看巴西队的比赛。这是阿巴斯的电影《生生长流》。另一个伊朗少女为了混进球场看球,在脸上贴满胡子,结果还是被雪亮的眼睛挡获了。这是今年柏林电影节上获得银熊奖的《越位》,这种越位比偷渡更不可接受,因为不穿制服的警察,比有制服可穿的更不宽容。

从导演们的偏见看,这个世界折腾了两千年,只剩下足球使全人类高歌。同时吸引了基督徒、穆斯林和佛教徒的光荣与梦想。拥抱了贫富不均的三个世界,为公有制和私有制提供了一个甘心情愿的PK台。在不丹电影《高山上的世界杯》中,当小喇嘛爱上足球,他竟然在寺庙中非法集资,把电视机扛上了喜马拉雅山。

去年的《激情》是一部关乎足球与革命的电影。1917年的俄罗斯,几个年轻人在两种政权之间踢球。他们的激情在布尔什维克面前显得特别庸俗,在穷街陋巷到处拉场子,偶尔也和东正教的神甫们来一场,赢几个卢布。直到把圣彼得堡踢成了彼得格勒,又把彼得格勒踢成了列宁格勒。直到把耶稣基督的门徒踢成了马克思的学生。

足球的严重性是毋庸置疑的,这边的荀子说,“足寒伤身,民寒伤国”。那边犹太人的先知但以理,预言说罗马帝国是一个强大的铁巨人,唯一弱点就是不能踢球,因为它的脚是半铁半泥的。当足球踢中罗马,如勇士射出的箭,罗马就崩溃了。

看过周星驰《少林足球》的,大概还记得那句怪怪的腔调:“球不是这样踢的”。其实球不是拿来踢的,是拿来填充梦想的。但球门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空洞,像我们内心涨痛的部分。球也不是拿来成名的,球是拿来成全的。1961年的《胜利大逃亡》也许是历史上最经典的足球电影,因为没有比在纳粹集中营中更值得被踢起来的球。最后一球代替了最后一枪,足球像圣灵的鸽子,住在它所喜悦的人身上。就像风随着意思吹,一些人在足球场上奔跑,另一些人的目光不知道该随着运动员移动,还是随着足球移动。随着前者跑的,成了无神论者,随着后者跑的,成了有神论者。一些人信仰,一些人崇拜那些有信仰的人。

当革命的浪潮退走,列宁格勒又成为圣彼得堡。踢球的人就向着两个极端分化。一部分人走进去年的另一部电影《足球流氓》,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裁判,也没有越位可言。人做什么都可以,谁吹谁就是黑哨。另一部分人开始学会祷告。电影中,桑地亚哥踢出成名的一球之前,如世界杯上一些球员那样,众目睽睽之下掏出十字架,开始亲吻。桑地亚哥的故事像极了巴西队的球星卡卡。卡卡幼年折断腿骨,医生告诉他终生不能踢球。几年后他奇迹般的重返赛场,摇身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进球之后必双手举天,绕场高呼耶稣基督的名字。四年之后,韩国队的基督徒也从6人增加到12人。当终场哨声吹响,一大串韩国球星依次跪在绿茵场上,低头或举目祷告。这一幕猝不及防,来不及拍成电影,令众多铁杆球迷、电影工作者和倡导“疯狗精神”的教练,感到尴尬。

连伊朗队也开始越位了,不但上回看台上出现了女穆斯林,2006年的首发阵容中,更有一名基督徒穿上了伊朗的国家队服。在乐观人看来,这个世界,离巴勒斯坦人冲进奥运村枪杀8名以色列运动员的慕尼黑惨案,就像过去了300年。但在悲观人眼里,意识形态的战火已烧到了球场。我们的一生怎样才能不被偶然性所威胁?足球至少给了看它的人两个答案,一是赌博,一是信仰。

巴西队的7名基督徒赛前的祷告,比他们所有的比赛更感人。他们说上帝啊,哪一支球队最愿意将荣耀归给你,你就让哪一支球队赢世界杯吧。在1954年的伯尔尼世界杯上,很多德国人也是这样祷告的。给这个战败国一个奇迹吧,如果下雨,我们也许可以战胜世界最强队匈牙利,虽然它刚以8比2狂胜我们。结果那天真下雨了,德国队奇迹般的赢得了第一个世界杯冠军。整个国家被这场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的经济和自信心就像浪子和亡羊,这样白白的失去,又白白的回来了。

2003年,德国人忘了希特勒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他们不再革命,也不大去教堂。他们把这个故事拍成了一部浪漫的足球电影,《伯尔尼的奇迹》。多美好的世界杯啊,足球和电影都越来越像一个童话。在漫长的世界杯之夜,我把这些电影看了两遍,然后想不通:在中国,足球和奇迹是怎么成为一对反义词的呢?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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