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月01日（一）
人是必须与环境保持即时互动的动物，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急务，有时几乎无暇思索就作出了反应。不过只要时间允许，绝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审慎思考之后再付诸行动。审慎思考就是调动智慧。这些智慧的很大部分是权宜之计，看清下一步或多看几步，以选择自己认为预期收益最大或损失最小的办法来回应眼前的问题；还有一部分则是遵循某种原则，宁可眼前收益小一点或受损，以追求长期受益。
原则，有人称为价值观，如果从实用的角度看，也可称为方法，长期起作用的方法。与作为权宜之计的短期方法不同，原则会在很长或较长时期内对回应许多不同种类的问题有效。
原则通常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目的性原则，一类是规范性原则.要阐明目的性原则，先得说明目的。所谓目的，指的是大到全人类的和平、减排目标，小到一村数户修条水泥路吃上自来水，几十号人狩猎一头野兽，等等。人作为个体，其行为会有目的，作为集体而行动，同样得有目的。不为某个目的，就没必要集合起来，各干各的得了。目的属性是积极的，规定众人齐心协力的方向，提供行为的动机.人类在经过多少万年的进化后，如今目的已不再限于填饱肚皮，而是有了更加高远的目的。这些目的各有各的打动人的特点，比如基督徒的目的是灵魂得救，佛教徒的目的是行善积德以规避苦难轮回。这些目的就成为对寻求它们的人类的行为具有约束力的原则.对于选择并深信这些可欲目的的人们来说，他们会在很长时间内，以至于穷其一生，都坚定不移地追求这些目的，所有与此目的相背或不符的目的，都会被他们自动排斥。这样的目的，而非短期目的，就是目的性原则.
与目的性原则有所不同，规范性原则指的是人的言行必须遵循的规则.所谓规则，比如人类最早有完整记载的《汉穆拉比法典》规定，砍手者剁手，实行同态报复，这就是规则. 《吕刑》中的记载据说就是中国最早的刑事规则.周公制礼作乐，这里的礼乐，也是规则.商鞅变法，改变的对象主要也是规则.规则就是不论从事某个集体行动也好，与人一起玩也好，都得有个约定来约束双方和众人，商定有些事是谁也不能做的，不论谁做了都将遭受惩罚.有了规则，每个人就不能乱来。规则在过去通常包含四类：禁止的，允许的，必须的，奖励的。换一个层面看，规则又可分成三种，延时性规则，现时性规则（又称平衡性规则），即时性权宜。
延时性规则指的是从《汉穆拉比法典》、孔子、苏格拉底、《圣经》、《罗马十二铜表法》、《古兰经》等延续到今天以至于直到今后很久仍然有效的那部分规则.这种规则可称为长期性原则，或普世价值，也可理解为人类共同的经验与偏好。延时性规则包括某些人类公认的美好品德，如诚实不欺，也包括宪法性规则.
现时性规则指的是某个时代对某个国家社会建构起某种秩序起支撑作用的那些规则，只要那个体制还在，就会发挥作用，只有那个体制不复存在了，或者换个地方，这些规则存在的价值才不复存在。这种规则可理解为部分人类的经验或一时的偏好。现实性规则通常表现为法律。
即时性权宜指的是起临时规则作用的方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我们称之为法规、规章制度、政策的，多数就是即时性权宜，也就是权宜之计。举三个例子，比如保护环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是延时性规则，社会主义制度属于现实性规则，计划生育则是权宜之计。把计划生育与环境保护并列为所谓的基本国策，是不懂政治学的工程师们创造的“奇葩”之一。
在釐清了上述政治学概念之后，再来看看儒家。
就目的性原则而言，儒家的理想是“大同社会”或“小康社会”。不论是大同社会还是小康社会，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低的目标，如果要把《礼记？礼运》篇中对大同社会的理想作为今天中国或世界的终极目的，未免削足适履。
就延时性规则而言，儒家通过《四书五经》和《仪礼》等为中华确立了很多政治规则，这些规则不少至今仍然有效。比如国家必须有政府，国家政府必须是唯一的，法律政令必须是唯一的，政治首长是唯一的，执政集团内部成员之间必须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国家垄断暴力，用理性驾驭暴力，政治必须以德服人、以理服人，而不能以力服人，政府必须忠实履行职责以换取民众的自愿服从和拥戴，等等。个人道德层面，孔子阐释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也可视为普世价值。所有这些，不仅自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的中国适用，今天和后世的中国适用，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极可能今后也仍然有效。相比之下，仁义礼智信这“五常”，过去曾被奉为天经地义的亘古不变的天理，如今则未必全部有效，大体上只有信，以及礼中的对人尊重的涵义是延时性规则，其它三常半很难被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所认同。
就现实性规则而言，载于上述儒家典籍中的很多规则，比如基于血统的统治，长子继承制，统治者视被统治者、江山社稷和政治权力与职位为私有财产，统治者集立法、执法、司法三权于一身，最高权力不受制衡，政治官员由最高统治者授予并向最高统治者宣誓效忠，民众被排除在立法、执法和司法程序之外，臣民只能服从而不能抗旨不遵，孔子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从《春秋左传》、《白虎通》到董仲舒演绎出来的“三纲”，等等，都已经随着清帝的退位和父权夫权的退隐，不可能再被拿来作为今天和今后的规则.儒家津津乐道的“忠孝节义”，以及还有大量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传统经典，以及在官员和一般国民意识中仍在发挥作用的规则，其被普遍认可的根基也已瓦解。
就即时性权宜而言，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以及《孟子》等儒家经典中所阐明的治理方法、策略，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位而众星共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及法家所阐释的某些权术，可能仍然被某些个人或官员所接纳、使用，在现在乃至今后的政治实践中得到传承，但就总体而论，随着政治日益开放，国民教育普及和权利意识普遍觉醒，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取代等级区分，其中的许多内容都将遭到废弃。
儒家的理想不适用，儒家的延时性原则部分有效，部分失效，儒家为王制（以及后来演变出的帝制）量身制作、支撑帝王统治保持平衡的现实性规则几乎全部无用，儒家的权宜性对策因其等级制特徵许多已不合时宜，这就是儒家在今天面临的尴尬处境。儒家在两千余年的时间里兴盛，在今天却面临被扬弃，某种程度上讲有些类似于欧洲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现代的自由由古代的自由发展而来，却发展到了古代自由的反面，但这既不代表古代文明没有价值，也不代表处当今之世，仍然得遵循古人之道。
今天的中国社会来源于古代中国，却迥然不同于古代中国，孔子就是复活，面对今天日益开放和日益自由平等的社会，也不可能还用他那一套来回应。
文章来源：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