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南方都市报》有篇痛快时评《请让唐山市民回到纪念广场正当哭一场》——200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30周年纪念之日,“唐山抗震纪念碑广场”竟然全天警戒,只许几百个官员拥戴着总书记和特邀代表在下午默哀了三十秒,宣布3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是“突如其来”,灾后成就辉煌;而这一天的真正主角唐山市民只能远远地用望远镜看纪念碑,不能实现临碑痛怀死难者、反思灾难的心愿。是什么人这样害怕唐山市民共同悼念反思呢?许多关注唐山大地震30周年纪念的人,都由这一新闻再次思考一个解密消息:3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早有多次预报而遭压制,唐山大地震悲剧其实是“人祸”加剧。

这是真的么?真的!目前已经确证的罪人就有两个,虽然他们不一定是主犯,但通过他们顺藤摸瓜,最终可以直逼元凶。

原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和原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被认定是升级唐山大地震悲剧的两大“前台罪人”。

第一罪人: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纪念唐山大地震30周年,最主要的目的是资治通鉴,防止灾难重演。人们都希望,作为国家政府的“喉舌”,央视能借唐山大地震30周年纪念日好好总结唐山大地震悲剧的经验教训,以应对可能新出现的大地震——为何世界上强度超过唐山大地震和与唐山大地震同等的破坏性大地震,都比唐山大地震的死伤率少好多好多?这说明当年唐山大地震的预报与救护存在不少重大失误,是人祸加剧了自然灾害。但央视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当晚央视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都只是歌颂唐山大地震30周年灾后重建成就辉煌的“唐山新印象”,既不表彰当年勇敢说真话准确预报唐山将有大地震的“真话英雄”,更不追究压制真话致百万人于死地的罪人,刻意以今日新楼重立的“新唐山”掩盖当年升级唐山大地震悲剧的可耻人祸——似乎宣扬一种混帐逻辑:地震来机遇,正好建新城;死伤虽百万,生者好快乐。

好在“全国只有一个脑袋,全国只有一种声音”的文革愚味过去了。“主旋律”不敢谈不想说不准讲的话,民间依然要在热议——

作家张庆洲在今年初出版的长篇调查报告《唐山警世录》中揭露:其长篇小说《震城》出版后不久,他接到一个电话:被告知唐山地震预报网络在震前获得大量信息,并多次预警,但没有被认可。前唐山市地震办公室主任杨友宸证实,1976年初,他做出中短期预测,认为唐山市方圆50公里在本年度7、8月份将有5-7级强地震;5月,又在中国地震局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议依据数据图表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的地震。但杨却在报警后突然被组织上安排去干校“改造世界观”,他面临“成为散布谣言破坏生产的坏分子”之危险。杨友宸面对张庆洲的采访时痛哭失声地说:“我们本来抓住了唐山地震的,24万人都是被冤死的!”

杨友宸的观点得到多名地震专家证实。原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是位担任过河北省第六、七、八届人大常委的七旬老人,他说当时自己也曾两次发出了临震预报:1976年7月6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但国家地震局有关部门坚决否定他的预报;7月27日18时,马希融再次拿起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强震临震预报,此时距唐山大地震发生仅有9小时,却依然是“泥牛入海”。

是谁在压制唐山大地震的准确预报呢?第一个压制者是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回忆了几十年前的事件真相:

“1976年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紧急给国家地震局打电话,提出震情紧急,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国家地震局说,先到天津、唐山等地了解情况,21日再听汇报。

“可是到了21日,国家局没来人。北京队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就直接给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打了电话,请求立即听取汇报,但梅把汇报时间推迟到了26日。26日那天,国家局虽来了15个人,梅世蓉没到。国家局的人听了整整一天的汇报后,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的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耿庆国悲哀地叹息:“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是一个决策部门,大震迫在眉睫,但我们过不了那道关。事实上唐山地震前6个小时就出现了地声、地光,如果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当时梅世蓉能重视开滦马家河矿地震台、北京市地震队、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等三家地震监测网的准确监测和紧急汇报,亲自到会参与讨论研究,然后力谏权力中枢,唐山百万人民就完全可能如青龙县一样避免大地震死亡悲剧。然而,大灾当前,梅世蓉想的是“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所谓“慎重”,首先是考虑,“一旦对靠近北京的唐山地区做出地震预报,就意味着毛主席都要搬家,万一出错就要承担巨大的政治后果”,为了不让毛主席轻易搬家,宁肯让唐山百万人承担死亡风险!为了不让自己和国家地震局出现“万一出错就要承担巨大的政治后果”之危险,宁可让唐山百万人承担死亡风险!正是因此“政治挂帅”,所以梅世蓉先是推迟汇报时间,继而拒绝到会,选择“慎重”,终将唐山大地震悲剧无数倍升级,致24万多人冤死!36万多人受重伤,70万多人受轻伤!总共死伤130余万人!

事后证明,梅世蓉对自己的命运预测极准:虽然唐山大地震悲剧无数倍升级了,但她和其后台没有受到任何责任追究——以“不能轻易让毛主席搬家”为准的君贵民轻之地震预报原则,绝对正确,永远正确。

区区七品知县的处级干部梅世蓉,居然有如此炉火纯青的官僚作派和专制思维,足见其寄生的“文革体制”何等集华夏五千年专制之大成。

第二大罪人: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

梅世蓉的一个直接“后台”,可能是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

根据张庆洲的调查,国家地震局对唐山大地震并不是毫无警觉。唐山大地震前十六天,全国地震群策群防工作经验交流在唐山召开。国家地震局青年专家汪成民向与会者呼吁说,要注意唐山、滦县一带发生地震的可能性。以他为代表的国家地震局一批年轻专家,坚持认为唐山、滦县一带会有大震,但他们的意见始终得不到重视。“1976 年7月14日,汪成民要求在会上做震情发言,当时主持会议的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没同意,让他在晚间座谈时说,但强调不能代表地震局。”就这样,汪成民只能采取“越轨”行为,利用17日、18日晚间座谈时间,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汪成民回到北京之后,还在国家地震局张贴大字报,呼吁高度注意京津地区地震动向,但这都被领导压制下去了。直到大地震前一天,汪成民还再次向国家地震局领导汇报了即将发生大地震的紧迫性。

如若当时的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准许汪成民代表地震局通报“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消息,唐山市一定会全民防范大地震,大地震中的死伤人数至少会控制在万人以下。这并非空想,事实依据是,距唐山仅115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因为采信了汪成民的“越轨”通报,躲过了这场塌天大祸,救了青龙县40万人——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到汪成民的震情通报后,火速赶回县里。县长冉广岐拍板,7月25日,青龙县向县三级干部800人作了震情报告,要求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通知到每一个人。于是,青龙县在1976年7月28日的大地震中无一人伤亡。

可叹的是,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坚决不同意汪成民代表地震局通报地震消息。与梅世蓉一样,查志远更重视的是“不能轻易让毛主席搬家”!在毛主席的搬家之扰与百万百姓的生死危险之间,查志远只重前者。所谓“人民公仆”、“人民勤务员”,“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一到关键时刻,心中只有君王和乌纱帽!梅世蓉、查志远似乎深信:毛主席啊,为了不让您有搬家之扰,我唐山等地130余万臣民甘心死伤于大地震!

这是否唐山大地震悲剧无数倍升级的根源?

“后台”的“酱缸”

如果说,梅世蓉的后台就是查志远,那么查志远的后台是谁?这可能追出许多具体人,但最终出现的“查志远后台”,也许只是一个体制,一种主义,一种思维传统。

假若梅世蓉、查志远当时能像汪成民、杨友宸、马希融、张国民等真话英雄一样实事求是,大胆行使国家地震局的地震信息预测权和发布权,唐山大地震就能在真信息的及时传播防范之下大幅度减少死伤人数。但是,梅世蓉、查志远偏偏要以压制真话为天职,除了其个人品德外,还有什么大背景?

有人将责任归咎文革。说当时正值文革后期,全党说谎话,全民信假话,梅世蓉、查志远习惯成自然,不得不已。要说梅世蓉、查志远有罪,他们只是“奉旨办差”的胁从犯,只是体制酱缸中无法自主的蛆虫,更大的罪犯,真正的主犯,是他们的上级乃至“大救星”——是一个体制——其时周恩来逝世,邓小平被打倒,毛泽东仍在位,而京津唐又属于国家政治中心,慑于政治风险,国家地震局当官的没人敢向中央实报震情预报。1976年6-7月正处于中国科学院“批邓反右”新高潮,对涉及到有关京津唐地区的震情,很多人视为一个危险的政治敏感问题,采取回避态度。作家钱纲说,当年中国处于“政治地震期”,对靠近北京的唐山地区做出地震预报意味着毛主席都要搬家,万一出错就要承担巨大的政治后果,政治压力让科学预报心惊肉跳,决策者们只得选继续观察的稳健之策。

有人将责任归类学术霸权。说早在1975年1月,中国地震局在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专家们对1975、1976年地震形势分析上出现“东西之争”严重分歧。一些资深地震专家认为,中国东部自1969年渤海地震后,地震活动已趋减弱,今后一两年主要地震危险在中国西部,战略上要转向川滇一带抓8级大地震。而一些青年地震学者则认为,不能对东部地震形势的估计过低。但学术话语权由资深地震专家牢牢掌握,青年后学只能败北。1976年5月底,云南龙陵发生大震,中国地震局主要力量转移川滇,华北震情监测力量薄弱。青年地震学者只能望险干着急。

这话似乎有理,但深想一下,学术霸权从何而来?还不是“一种主义,一种思维传统”。

有人将责任集中于执政党一贯灾情不透明:唐山大地震后,政府先是不向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如实报告灾情之严重,以致救灾人员没有吊车、挖掘机、防毒器具等先进救灾工具相助,全靠手工人力,结果延误时机,使许多可以救活的受难者不能救出;接着又一概拒绝国际援助,又使一些可以挽救的病难者伤残者死于“自力更生”。直到三年后的1979年,唐山大地震的死伤人数才初步公布,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人们还只能通过民间非法得知一些基本数据:唐山大地震实际造成242419人丧生(包括天津等受灾区),36万多人受重伤,70万多人受轻伤,15886户家庭解体,7821个妻子失去丈夫,8047个丈夫失去了妻子,3817人成为截瘫患者,25061人肢体残废,遗留下孤寡老人3675位,孤儿4204人,……至今仍未能查清全部灾情数据——这证明唐山大地震既是400多年来世界地震史上最悲惨的一次劫难,也可能是400多年来世界地震史上最迟披露真相因而造成救援问题最大的一次劫难。

至为可怕的是,直到三十年后的2006年7月28日,政府有关部门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纪念日之际,仍然不准说真话,既不追究压制预报唐山大地震信息的罪人,也不表彰勇敢预报唐山大地震信息的英雄,更没有提倡一种负责任的忏悔,反而再次说假话:宣布3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是毫无预兆的“突如其来”。在此氛围的鼓励下,2006年7月26日14:14分“新浪嘉宾访谈”,本为唐山大地震30周年纪念活动,但原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主任梅世蓉却一句话也不忏悔当年自己压制预报唐山大地震信息的愚味。尽管梅世蓉深知“中国将进入下个地震活跃期”,但毫不反思:如若再不许说真话,就可能再蹈唐山大地震悲剧覆辙。

今日人们都开始明白,唐山大地震悲剧升级的根本失误,在于当时以政治压科学,以专制压民主,以独裁反共生,禁止讲真话,禁止传播真话。真正升级唐山大地震悲剧的两大罪人一是专制体制,二是专政主义。否则,唐山大地震绝不会最终死伤130万人!

时值“中国将进入下个地震活跃期”,却仍以“莺歌燕舞”来粉饰当年唐山大地震前后的极左专制“伪现代化”,莫非真想再演一次唐山大地震升级悲剧?

对三十前的文革之灾千方百计歌功颂德,禁止反思,是否说明:“文革思维”正在还乡?

有人真想让“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

2006年7 月31日于深圳“早叫庐”

作者文集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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