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海外生力军
李洪林在《争鸣之音——温煇文选》代序中说：“本世纪初，我曾在香港住过一段时间。因为爱看《争鸣》杂志，索性把老的《争鸣》也找来看看。这时我才发现，原来编写《中国思想运动史》的时候，忽略了香港的作用。处在自由天地的香港出版物，虽然不能在大陆正式发行，但信息封锁不住，它们对大陆的影响是很有份量的。拿《争鸣》来说，它早在一九七七年就突破思想禁区，反对思想垄断。当大陆的思想解放运动兴起之后，《争鸣》和它的姐妹刊物《动向》便成为这个运动在海外的一支精锐的生力军。……这个杂志的主编温煇写的社论和专论当中，有不少独到的见解。有些见解在今天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共识，但在当时却是空谷足音，难能可贵。”
最先提出用民主带动四化李洪林举了一个例子：中共的“四个现代化”，只限于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即只搞技术层面的现代化，而不要社会制度的现代化，特别是政治制度，绝对不搞现代化，只能坚持一党专政。这和清末的洋务运动一样。洋务运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是“独裁为体，四化为用”。温煇是最早发现这个问题的人，一九七八年六月一日，他为《争鸣》写的社论题目就是《无民主化即无现代化》。他没有像一九七九年有人把民主和“四化”并列为“第五个现代化”，而是把民主作为四化的前提和统帅，并且响亮地喊出：“必须用一化带动四化！”李洪林的这个例子只能说明温煇提出“一化带动四化”要先于魏京生提出“第五个现代化”，但还不能证明前者对于后者是否有直接的影响。笔者下面要举出一个例子，证明《争鸣》确实“对大陆的影响是很有份量的”。
《争鸣》对大陆的影响
在一九七九年我担任民刊《北京之春》编辑期间，同仁李盛平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几本《争鸣》，读了之后，感到如获至宝。当时大陆的公开资讯非常缺乏，我们便根据《争鸣》上的文章，改写了几篇人物传记，登载在《北京之春》上。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没有注明出处，这是应当向当事人表示歉意的。譬如，在《北京之春》第三期上，以“志静”的笔名发表了《破除“现代迷信”的勇士——胡耀邦》。文中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近几年来，胡耀邦同志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品质，开始受到越来越普遍的重视和赞扬。”“胡耀邦担任中宣部长为时不长，可已经做了不少好事。他提出”文责自负，取消层层叠叠的文艺作品审批制度“。他召开理论会议，开始向着另一个”理论禁区“——”继续革命理论“进军。”“有些老干部解放后，马上恢复了昔日的尊严，对于这些同志，胡耀邦同志不愧为一个榜样。”在《北京之春》第四期上，我以“亦鸣”的笔名发表了《难以割断的历史》一文。文中指出：文革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顶峰”，是“十七年的归宿”。“现在有一种倾向，把十七年和十一年截然分开，十七年是天堂，十一年是地狱，这种说法割裂了历史，或者就是有意掩盖两者之间的联系。……在”文革“的进程中，人民深刻认识到：新权贵比旧权贵凶恶百倍，十一年还不如十七年，……”只反贪官“解决不了社会弊病，唯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才能给中国带来四个现代化”。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笔者也参考了《争鸣》上回顾十七年历史的相关文章。
心往一处想
虽然北京和香港远隔千里，当时还很少有机会直接交流，但中国问题思考者们的心却是相通的。正所谓“心往一块儿想，劲往一块儿使”。在一九七九年，笔者和温煇写过两篇题目相似的评论。年中，笔者针对汪东兴在中南海里大兴土木为自己和子女建筑豪华住宅的行径，为《北京之春》第七期撰写了一篇短评《特权不除国无宁日》，并与通讯《对法律的严峻考验》一起，于六月二十八日张贴在西单民主墙上。短评写道：“人民不会允许全盘”复辟“文革前的旧体制，不会允许在”安定团结“的幌子下扶植文革前就已存在的特权阶级的萌芽。老实说，那些热衷于”权“、”权“、”权“，一心经营房子、车子、厨子、妻子、孩子的政治官僚们对四化建设有百害而无一利……不搬掉这些绊脚石，四个现代化就寸步难行。我们应当着重于改革体制，用法制来对付特权……向特权开战，既要触及几千年的封建旧体制旧传统，又要触及某些人的既得利益，确实要冒一点风险。但是因而缩手缩脚，畏首畏尾，就会埋下一条长期困扰我国社会的祸根。特权不除，国无甯日，文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今后，事实还会再次证明这一点。”年末，温煇针对官方批判敢于向特权开火的叶文福、白桦等人，为《争鸣》撰写了《特权不除，国家不兴》的社评。他写道：“在前进道路上的中国，要跨大步，必须搬开面前的路障。其中一个路障就是特权。”“有人要维护特权。护权者，是新的”保皇党“。这里说的皇，是皇权、皇权的思想、皇权作风。……由于皇权思想在不少干部中早就扩散，到现在，还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随处可见作威作福、持势凌人的帝王。”“我们说，要安定团结就必须反特权！何解？局面的不稳定性是来自矛盾和矛盾的激化。目前中国社会的一大矛盾是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人民，而在满脑子官僚主义、皇权思想的干部。将军拆了幼儿园的房子，去盖他自己的楼房，一定引起民愤。这不是有害于安定团结吗？因此，要政局稳定，就必须清除特权。而安定团结，则是建设四化、实现四化的重要条件。特权不除，四化不化，国家不兴。”应当说，后来的历史进程，被我们不幸言中。近来“人民文革”论的兴起，就是“国无宁日”的一个新徵兆。
当年与《争鸣》遥相呼应的《北京之春》，创办不到一年就夭折了。笔者曾经担任总经理的北京《经济学周报》，与更加著名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后均被封杀。笔者在九十年代曾经发表过文章的《东方》和《战略与管理》，以及《方法》等杂志，都没能活过十岁。在八十年代对于大陆思想界有过影响的香港政论刊物，除《争鸣》外，还有《七十年代》（后改名《九十年代》）和《镜报》月刊等，现在或者关张，或者蜕变了。温煇主编的《争鸣》就要到三十而立之年了，而且始终不渝地坚持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理念，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大陆当局禁止《争鸣》进入大陆的情况下，《争鸣》只能主要面向香港、海外读者和香港报刊市场。但是，笔者希望温煇和他的同仁们能够更加自信地认识到香港在中国思想界的独特地位与有份量的影响，以及大陆思想界对于《争鸣》和其他海外中文刊物的殷切期待；希望《争鸣》能够以更加稳健和成熟的形象进入它的第四个十年。
二○○六年七月十六日
争鸣2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