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共产极权的个人迷信(网络图片)

当下,包括中共顶层官员在内的多数国民,都说腐败是中国的最大危险,可以亡党亡国。我不以为然。我并不否认腐败对于国家的危害性,而且的确危害性不可小觑。但是,只要采取卓有成效的措施予以预防、治理,引进民主国家先进经验,譬如官员财产公开、强化权力监督、加大惩治力度等等,官场腐败便不难降低乃至根治。

什么才是中国当下最大的危险呢?我以为是,新个人迷信!这种新个人迷信,日益升温加剧,已经近乎“神圣化”、“帝王化”程度。个人迷信盛行,最高领袖的任何一句“金口玉言”及或明或暗的示意,都是评判是非优劣的绝对的标准和定论。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只要做到了向最高领袖“看齐”,紧跟最高领袖,“齐”看得好,“队”站得准,饕殄民脂民膏再多也会被赐予“清正廉洁”的桂冠,“打虎”“拍蝇”再风声鹤唳也无碍其走红升迁。所以,新个人迷信与官员腐败相比较,前者的危险更大,也是最大。在个人迷信盛行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反腐举措往往虚伪,被当作打造新个人迷信的工具。

讲中国新个人迷信,需要首先说说搞老个人迷信的行家毛泽东。1935年10月,中共红军长征溃逃至陕北,甫一立住脚根,毛泽东便开展旷日持久、长达数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洗脑,肃反,站队,批斗,清除异己,羽翼丰满、势力稳固后,于1945年上半年召开中共七大,如愿以偿地攫取了中共党魁的宝座,直至1976年9月9日驾崩。中共执政以后,毛泽东没完没了地发动各种政治运动,从而使其集权统治、独裁恐怖和个人迷信逐步强化。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始终对个人迷信、个人独裁情有独衷,终生痴恋。对此,毛泽东素不避讳,而是“开诚布公”“大张旗鼓”地打造。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四千老干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朱德秘书陈友群在会上揭露:1950年中宣部初拟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陈友群的这个发言刊登在《讨论简报》第32号上(1980年11月17日),有案可查。这与帝王自我称“朕”,号令臣民山呼万岁如出一辙。中国人民不是站起来了,而是被毛泽东拉回到了皇权时代,“毛万岁”成了九五至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众所周知,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暴君和独裁者。毛泽东却对其钦佩有加,赞赏倍至。毛多次表示:“我赞成秦始皇”,“我也是秦始皇”。毛在1958年5月8日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说:“(秦始皇)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孙言诚:《郭沫若和秦始皇》,人民网2012年3月5日文史频道)

1958年3月在中共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只要正确,不要推,不如我独裁;也开点会,不全是独裁就是。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这个结论一下,就等于给主张反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人扣上了一顶政治大帽子,封死了别人的嘴。会上,柯庆施极力迎合毛泽东,他煽情地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林蕴辉:《1958年毛泽东是怎样压制反对声音的》,2013年2月26日人民网)柯庆施这一“马屁论”正中毛泽东下怀。

及至文革前夕,毛泽东已经被崇拜和迷信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必须“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于是,所有的党规党纪、法律法规都不敌毛泽东的一句“最高指示”,“民主集中制”沦为虚无的口号,“毛皇帝”一言定乾坤,文化大革命他说发动就发动起来了,无人敢制止,无人能制止。他想批斗乃整死哪个“元老”(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悉数在劫难逃,数以千万计的无辜者被致伤残、剥夺性命,他则不屑一顾。他“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国民经济被糟蹋到了崩溃的边缘。

所以,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是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根源。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个人迷信实在是一种魇蛊,一种邪恶,一种祸害,一种劫难!如果没有个人迷蛊惑,没有个人独裁桎梏,而允许民主存活,毛泽东想频繁发动政治运动是不可能的,更放不成文革浩劫反人类的弥天邪火。

毛泽东驾鹤,华国锋继位,不思殷鉴,沿袭毛搞个人迷信邪招,大肆张扬“你办事,我放心”的所谓的毛泽东遗嘱,公然打出“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旗号,在《人民日报》1977、1978两年“10·1”头版并列刊登毛、华的标准像,并将国歌更改为“华氏歌词”,于是中国又出了一个“华神仙”。由于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凡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都坚决维护;凡是毛泽东的指示,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毛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歪理邪说无法停止,文革的恶风毒流难以刹住,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在内的由毛泽东钦定的大批高层冤案平反不成,特别是邓小平复出不了(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因此,华国锋搞新个人迷信,招致中共高层元老群体“同仇敌忾”,成为众矢之的,很快被逼迫下台。

为了遏制新个人迷信,维护中共高层集体领导,实行决策民主化,当时,中共中央作出了若干禁止性的规定。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规定:“少宣传个人”,“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无原则的歌功颂德。不许用剥削阶级的阿谀之词称颂无产阶级的领导人,不许歪曲历史和捏造事实来宣扬领导人的功绩。”

在批判和纠正个人迷信方面,胡耀邦有过诸多洞中肯綮的讲话。他说:一个人“不要把自己轻易地依附于什么人,不要把自己轻易地绑在一个什么车上”。在1980年11月19日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对个人崇拜列了四大罪状,予以讨伐:“搞个人崇拜这个东西,是我们党的一大教训。搞个人崇拜,第一,根本谈不上民主生活;第二,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第三,根本谈不上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搞封建复辟。可以说,危害之烈,莫此为甚。个人崇拜永远不能搞了。”为了制止个人崇拜借尸还魂,卷土重来,胡耀邦提出和支持三条措施:一条是,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像。一条是少宣传个人,多宣传人民。再一条是,坚决不搞终身制。“(张显扬:《人本思想和党文化的分歧》,《炎黄春秋》2014年第1期)

其实,反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个人神化,对于中共来说,并非新鲜事,其党章中早有明确禁止。在1956年中共八大,邓小平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就说过:“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毛泽东偏偏反其道而行,把自己凌驾于全党全民之上,实施独断专制。这只能说明毛氏阳一套阴一套,表里不一,“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对于华国锋搞新个人迷信,邓小平持坚决反对的态度。1980年8月18日,邓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说:“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不过,遗憾得很,待到邓小平复出,握牢权柄,自封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核心”这个名不正言不顺头衔,是邓小平发明并为己所用。邓死后,江泽民承继,成为“第三代领导核心”),被谀之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后,自己也大搞个人迷信和个人专断。特具代表性的是邓小平的一句名言:“毛在毛说了算,毛不在我说了算。”正因为如此,邓复出之初,否定毛泽东极左路线、否定文革浩劫、推进改革开放等作为和口碑,悉被自己抹黑或否定。他专横跋扈,以“太上皇”“西太后”“摄政王”自居,通过违法的宫廷政变式的手段,连续搞掉与己政见不合的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他的“拨乱反正”几乎都是“半吊子”——批判毛泽东极左路线、反对“两个凡是”,却又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不动摇;平反右派数十万、数百万人,却留下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5名民主党派领袖和1名学生右派林希翎不予摘帽,用以证明反右运动的正确性,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农村分田到户,只是承包经营的方式,土地所有权仍归国家或集体所有,根本没有真正还田于民;……尤其是,公然动用军队镇压学生民主运动。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反对向学生动武,立即被邓废黜。由此可见,个人迷信、独裁专断为害之深重,罪孽之弥天。毕竟邓小平不是名正言顺的党首,其个人迷信的影响有限,寿终正寝之后,很快式微烟消。邓小平新个人迷信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却再度证明,个人迷信盛行,个人独裁猖獗,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危害之恶劣,难以估量。

借此顺便再赘一句,为什么邓小平的“改革”总爱耍“半吊子”“烂尾工程”的把戏?其原因不言而喻,文革前17年,毛泽东专制独裁的所有的政治运动恶行,邓都是积极的策划者和忠实的执行者,毛邓穿“一条腿裤子”。在1959年4月中央“上海会议”上,毛泽东曾当着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面宣布:“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这就决定了,邓小平万不可能对“毛时代”进行彻底的“拨乱反正”,否定了毛泽东,就等于否定他邓小平。邓之所以能够否定“毛文革”,并非出于良知、公心和民族、国家大义,而纯粹出于个人私欲,为了“东山再起”。不否定文革,毛对他钦定的“御案”就不可能翻,邓小平便永无出头之日。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后,中国出现迅即打造新个人迷信,步步加码,势如“烈火泼油”般的升级。毛泽东老个人迷信,搞起来容易,江山是人家打下来的;华国锋搞新个人迷信迅速成势,那是借“毛神仙”阴魂魔力;邓小平搞新个人迷信不难,他有追随毛打天下的老本铺垫并有一帮中共元老派利益共同体合谋作祟。这些“有利因素”,中国新当权者皆不具备,新个人迷信要成其气候,必须靠本人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地自我发力,培植御用文人鼓噪造势。在这些方面,近年来已经取得了卓著成效。

其一,大力集权。在集权独裁方面,毛泽东堪称祖师爷,但较之新贵,却是小巫见大巫。毛虽然集权独断,但对中央重要部门工作,还是由政治局常委分工负责的。但新当权者出现以小组长之名总揽各方大权情况。

其二,自我神化。自我神化,乃是古今中外独裁者的看家本事和惯用伎俩。譬如,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他为了把自己神化为真龙天子,不惜让其父戴绿帽子,辱其母淫乱,说其母与龙交媾受孕产下了他,他是理所当然的天子。

朝鲜金三世正恩为了增加个人迷信的筹码,吹虚自己三岁就是神枪手,八岁就会开汽车,九岁赢了游艇比赛,孩提时代通晓七国语言。典型的神童,皇位继承人非他莫属!

从今年2月起,中共全党开展“两学一做”教育活动,即“学习党章党规,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做合格党员”。对此,中央下发文件,党首亲口要求全党学习本人讲话或文章的,难脱自我神化之嫌。

其三,官媒造势。为树立个权威,打造个人迷信,党媒进行铺天盖的狂轰烂炸式的没完没了地造势。凡新当权者讲话,一律冠上“重要”的“帽子”。毛泽东也未享受过此种殊荣啊!“重要”实为“多此一举”,太令百姓恶心。

其四,默许颂圣。十八大新当权者掌控中共最高权力后,华夏大地很快兴起对其阿谀颂圣的风潮。近年来,“习大大”已经成为对习近平的公开的带有浓重官方色彩的称呼,《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央视台、央广台经常出现这种肉麻的名词。“大”(达),在中国中原及北方大部分地区是对父亲的称呼。《亲属称呼辞典》(鲍海涛、王安节编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8月版)也是这样解释的:“官话方言(西北方言西安话)”。我们家乡人,直到今天,依然喊父亲为“大大”。

前文已说,为消除毛泽东老个人迷信和华国锋新个人迷信,中共中央在1978年、1980年明确规定:“少宣传个人”,“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禁止无原则的歌功颂德”,不许用阿谀之词称颂领导人,不许歪曲历史和捏造事实来宣扬领导人的功绩。这些决议和规定,并未撤消,至今仍然有效。新当权者上述打造新个人迷信的种种作为,显然都是违反中共党规党法的,应当和必须受到追究和处罚。

从某种意义上讲,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是万恶之源。十八来的个人迷信之火已趋于燎原之势,什么恐怖的危险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鉴于新当权者“登基”以来的一路向“左”的表现,他把中华民族拖回到“毛时代”,再来一次文革浩劫,将亿万人民投入水深火热之中,不是危言耸听!当下,中华民族最急迫最要害的任务,就是万众一心,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抵制新个人迷信。只要个人迷信、个人独裁的美梦破灭,中国就有实现民主法治人权的希望。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0/18/2016

By editor